对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繁荣的探索成为令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和政客着迷的目标,这一问题又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任何其他问题"[1]。林毅夫教授近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探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它通过联系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为增长提供了微观上的动态结构。该理论尤其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政策制订描绘了蓝图并且提供了技术性操作步骤,许多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此书都不吝赞美言辞。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都由于过于理想主义而破灭,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已是不可或缺,但政府究竟应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却仍然有待深化认识,林毅夫教授给出的依据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原则为政府操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辩,围绕它的争论将使新结构经济理论成为焦点,也必将促进经济发展理论的进步。
一、经济发展的事实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经济发展,可以使发展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在过去上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期落后于人口增长。直到1820年之后,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才开始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由之前的0.05%逐渐提高至2%,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率。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又并非同步发生,各国之间的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增长较快的主要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类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由初始的相近水平拉大到7比1,最富有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达到19比1(1998年麦迪逊数据)[2]。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也存在较大差距,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相对快于东欧、亚洲和非洲国家,然而拉美许多国家却在上个世纪末段遭遇诸如债务危机的各种困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东欧许多国家在效仿和复制西方经济增长方式后却并未实现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经历长期高速发展的东南亚发达经济体逐渐面临转型困境,增长开始乏力,欧美发达国家则深陷近来的债务与金融危机不能自拔,世界经济前景持续阴霾,收入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技术创新瓶颈等各种问题制约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这样的发展历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1)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增长或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因时、因地而异;(2)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优于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中博茨瓦纳、马耳他和阿曼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另外10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减速、停滞甚至倒退等不同程度地衰退[3]。宾斯旺格就曾认为全球的必要经济增长率是1.8%,而只要这一稳态增长能够得到长期维持,其作用和效果便是惊人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陷入对增长地疯狂迷信和追求,导致"增长强制"和"增长无法停歇"[4],结果经常导致各种可持续难题。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
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国家财富的讨论,近代以来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围绕国民财富的论战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随后,一大批经济学家通过理论或数理模型构建了引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具体机制。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脉络
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当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马克思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5]。强调自由竞争从此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传统,对于国家干预则向来持谨慎或排斥态度。但自由竞争的强大力量在成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辉煌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自由竞争本身,垄断性组织随之出现,经济和社会系统开始复杂化,政治力量不可避免的强大起来,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增长过程占据一席之地。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中期,Harrod(1939)和Domar(1946)各自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其最终表达式为:g=s/?淄,其中g为产出增长率,s为储蓄率,?淄为资本--产出比,是一固定值,总产出将由外生的资本形成能力即储蓄率决定[6]。由于资本和劳动不可相互替代的设定极大限制了模型的解释能力,Solow(1956)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这一假设,其基本表达式为?驻Y/Y=?驻A/A+?琢·?驻K/K+?茁·?驻L/L方程式左侧代表产出增长率,?驻A/A代表技术进步率,?驻K/K代表资本增长率,?驻L/L代表劳动增长率,?琢、?茁分别表示资本和产出的产出弹性。由于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长期的产出增长将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索洛发现要素增长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小部分,约为12.5%,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到87.5%[7]。但是技术进步从何而来索洛并未说明,因而是一个外生变量,于是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驻A/A是对技术的测量,不如说是对无知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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