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对经济史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一种历史角度的考察

　　 

　　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和经济史 

　　 

　　(一)不断完善的经济学和由来已久的历史方法 

　　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以来就产生了经济思想。无论是中国的孔子、管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许多令人叹服的经济思想，但此时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系统的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经济率先崛起，经济发展的路径开始不同于以往，商业、工业扮演了比农业更重要的角色。人们把这个时代称为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公认这个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对以往的经济思想进行整理，有必要对当下所处的时代进行研究，从而找到经济增长、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良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配第等著名经济学家，并相继形成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经济思潮。重商主义推动了世界贸易，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重农主义提出了"自然秩序"、"自由放任"等发展理念。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重心由农业、商业转到工业，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制造业日趋重要，因而，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变得陈旧。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 

　　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早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中就已经萌芽。重商主义学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历史方法，主要是借助统计方法和历史方法对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因素之间关系进行数据归纳和文字描述，从而对这个时代的经济表现做出客观陈述和经验总结。17世纪英国大量涌现的经济论著包含了以历史经验方法看待特定经济问题的思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赞同培根的经验主义思想，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法。他是统计学的奠基人，也开启了归纳法先河。在《政治算术》的序言中，他写道："与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理性的论证相反，我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诉诸人们感觉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根据的原因。"约翰·格伦特(John Graunt，1620-1674)是配第的好朋友，他是一个严格的经验主义者。同时，他也是英国的一位统计学家。他在《自然与政治的评论--关于伦敦地区出生与死亡周报表》中就通过数据来表现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对已有数据的计算和分析，得出伦敦与威尔士两地的人口预测。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1628-1699)作为查理二世派驻荷兰的大使，著有《对联合省的观察》，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著有僦海与贸易：它们的起源和进步》，这两个人的作品被视作英国经济史研究的发轫。威廉·弗利特伍德(WilliamFleetwood，1656-1723)在1707年出版了((价格史：对近六百年英国货币、谷物及其他商品价格的说明》，该书是关于价格的最早著作，并采取了统计的研究方法。弗利特伍德被誉为价格史研究之父，后来的罗杰斯(Rogers，1823-1890)就是追随他的脚步继续开展价格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类经济史资料的辑录，如：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羊毛备忘录》，亚当·安德逊(Adam Anderson)的《商业起源的历史和年代推断》，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的《国公共税收的历史》。这些著作借助数据统计、史料整理、史实撰述来研究经济，体现了历史方法在经济学早期研究中的应用。这种天然的联系缘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目的最早主要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合适的政策建议需要了解过去才能"以古鉴今"，而历史刚好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因此，历史方法就被引进到经济学研究中。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又使得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史料博采、史实叙述，而是有一定的数据归纳。 

　　 

　　(二)历史方法和经济学的统一与分离：从斯密到李嘉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理性主义(Pationalism)大旗下的抽象演绎法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下的历史归纳法同时运用，而且浑然一体。这得到了众多经济史学家的高度评价。比如英国第一个经济史教授、经济史学家昂温(Unwin，1870-1925)对《国富论》的评价是：《国富论》中没有任何一页是把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分开。斯密实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统一。的确，斯密综合继承了威廉·配第和弗朗索瓦·魁奈的方法论传统，其方法论表现出二元特征。这种将经济学和历史方法紧密结合的传统，在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中也可以找到。法国的萨伊(Jgall Baptiste Say，1767-1832)也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历史方法。大卫·李嘉图(David Rieardo，1772-1823)使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向，他继承和发扬了斯密的科学抽象法。这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的恶习"，并且认为这种逻辑"没有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汤因比则认为李嘉图的演绎是"粗鲁抽象"。古典经济学的最后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和同时代的德国的伟大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同样广泛地运用了历史，表现出了对历史方法强烈的偏好。穆勒是一个集大成者，虽然他发展了经济学理论，但他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并且承认历史和制度因素是经济理论的限制条件。李嘉图的"粗鲁抽象"尽管受到熊彼特的批评，但却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转向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已不再需要研究制度的历史、制度变迁的历史动力和路径，而只须关注既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如何最优利用以及收入如何合理分配。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这种转向也与当时的经济学家对学科的认识有关。在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是异于历史学的一门学科，历史方法与经济学也没有什么关系。经济学应该采用源于抽象原则的逻辑和演绎方法，而不是经验调查和历史探求。 

　　 

　　(三)英国的历史主义经济学：推崇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 

　　尽管抽象演绎方法受到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推崇，但也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历史归纳法是重要的，它应当补充或者替代演绎法。这些经济学家得益于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家培根(FranEis Bacon，1561-1626)、法国的社会学奠基人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德国历史主义、进化论以及其他一些思想的影响。343-346培根的方法由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推进，他出版了一系列论述归纳方法的历史和哲学书籍。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则借助培根的归纳方法提倡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认为李嘉图所作的一般化只包含与真实世界不同的假设真理，因此，他想通过一种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的经验认知方法替代李嘉图的抽象过程。孔德的追随者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K.Ingram，1823-1907)和克利夫·莱斯利(cliffeLeslie，1826-1882)同样看重历史方法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们与穆勒和琼斯一样，都注意到历史和制度的条件对于竞争和分配有重要影响。英格拉姆是一个英国牧师的儿子，他的见解部分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有四大罪恶：将社会的经济现象同思想、道德和政治方面隔绝开来，发展了邪恶的抽象概念，扩大了演绎的功能，提出了绝对的结论，161348并且提出经济学研究应该系统地与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正确的工具是历史方法。这些观点体现在1878年他在都柏林的演讲《政治经济学的现状及前景》中。克利夫-莱斯利的论文结集成1870年的灶地制度》和1879年的《道德与政治哲学论文集》。莱斯利对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以其挑衅性的口号号召回到亚当·斯密，摒弃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所作的抽象。 

　　19世纪后期，罗杰斯(Rogers，1823-1890)和汤因比(Amold Toynbee，1852-1883)借助历史方法对以往经济活动和组织进行了研究。罗杰斯是少数几个以历史方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7卷本著作《英格兰农业和价格史》 (1866-1902)至今仍是一个包含了大量有用数据的巨大宝藏。罗杰斯是在1860年以后偶然成为一个文献专家的，因为当时国际统计大会有人建议挖掘"古代价值"，这个建议促使他去发掘牛津大学丰富的档案资料。他还写了两本激情洋溢的书：《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1884)以及他在牛津大学讲义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历史的经济解释》(1887)。罗杰斯的作品很有影响力，并且多年以来是经济史专业学生必读书籍之一。汤因比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他将其称为"老政治经济学"，据深受其影响的经济史学家阿什利说， "当英国政治经济学陷入低谷时，他可能会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重新激发人们对它的兴趣。"汤因比相信历史方法对人们理解过去与现在极其重要，并用简明的概括--工业革命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阳他英年早逝后，牛津出版社于1881、1882年出版了他的著作《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讲稿》，这本书使"工业革命"的说法普及开来。 

　　 

　　(四)德国历史学派：历史方法是分析经济的利器 

　　德国经济学研究方法在19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不同于英国的"德国风格"。古典经济学家都是以本国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为研究对象，进而得出普遍结论，并认为这些结论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这一点使受到德国历史观影响的德国历史学派不能接受。历史学派反对将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普遍化。他们认为，只有对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历史考察，才能得出有用结论，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采用历史方法。正如熊彼特所言："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应该主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该掌握的首先是历史的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所需要的一切学科装备均在于此--他应该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吟味这些资料。" 

　　旧历史学派中的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前5年即1843年出版了(沥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在这本书中，罗雪尔阐述了历史方法的原理。他认为，历史方法与历史主义法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它"同李嘉图学派的距离是远的"，"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弗里德利希·李斯特(FriedriehList，1789-1846)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把经济学研究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经济史观，李斯特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阶段论：不开化的原始阶段、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阶段、农工商业阶段。同属于旧历史学派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1821-1878)则根据交换方式提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历史方法的表现。卡尔·克尼斯(K.Knies，1821-1898)也反对经济学理论的绝对性，即理论"自以为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科学论述中的见解，这些见解无条件并同样地适用于所有时间、国家和民族"。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理论基础来源于经济生活，其结论也必须经得住史实的考证；即使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法则也不过是对现实的历史解释和真理的渐进表现。只有研究历史发展、认识其内在秩序和规律，才能使我们完全理解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我们将要发展的方向。总体来说，旧历史学派反对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他们要从历史的规律中寻找出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 

　　19世纪后期，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1838-1917)为实现历史学派创建者所提出的历史方法付出了进一步的努力，并被认为是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他于1881年创办《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学年鉴》 (简称僦穆勒年鉴》)，并著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 (1874-1875)、 《国家科学和社会科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学方法论》 (1883)、《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 (1884)、 《17-18世纪普鲁士国家的宪法史、行政史和经济史研究》 (1898)、《一般国民经济学研究》 (1900-1904)。新历史学派既排斥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逻辑的方法，又反对旧历史学派急于寻求普遍规律的做法， "新历史学派区别于旧历史学派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对原始资料的专题调查，这也是德国的历史研究传统"。施穆勒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历史统计法"。他强调史料即使不带有思想，仍有一种相对价值，而思想如不根据史料，则将是一种"妄想"。除了施穆勒，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毕歇尔(Karl Bueeher，1847-1930)、克纳普(Georg Friedrieh Knapp，1842-1926)。他们都是和施穆勒同时代的德国大学教授，也均有自己的著作。在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否定有普遍经济规律存在、不赞成用抽象演绎的方法研究经济方面，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施穆勒之后，在柏林大学继承其地位的是维尔纳·桑巴特(Wemer Sombart，1863-1941)。桑巴特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并且写出了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他一方面认为历史方法是重要的，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技术学说(他称之为"曼彻斯特学派")；另一方面，也认为历史归纳和演绎分析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同时受到马克思思想影响的桑巴特认为应该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编制"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的经济生活史。他是第一个运用心理学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者。总之，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同样否定普遍经济规律，不赞成抽象演绎法，主张运用历史统计法。而且，还主张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 

　　 

　　(五)德奥方法论之争：历史方法"羽"为经济史 

　　德国历史学派于19世纪后半叶达到了鼎盛，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也在酝酿之中。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认为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家闯入了经济学家的领地，而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进行理论分析。他说："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术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为了"为理论分析的权利辩护"，门格尔于1883年出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历史学派马上进行反驳。施穆勒在其主编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学年鉴》上发表《统计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研字芒》。接着，门格尔又发表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一书回击施穆勒。这次方法论的争论史称"方法论论争"。论战断续达20年。到19世纪末，论战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走向衰落，衰落的原因在于历史学派的历史"以一种稍微有些不同、在逻辑分析上无法令人满意的方式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而且，历史学派的方法不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西方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以后，边际经济学很快以其严格的数学论证、精巧的均衡分析，成为主流。边际分析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边际现象，而且适应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唱颂歌的需要。对于德国历史学派而言，方法论之争是其风光不再的起点，历史方法退出了经济学研究。但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作为主流学派以外的非主流学说，历史学派在美国的旧制度经济学中获得了新生。同时，历史学派地位下降之后，德国历史学界接替历史学派，对经济史进行研究和教学。德国出现了一批以经济史研究和编纂为目标的学者，这些学者通过对经济史实的博采、考证、辑录和解释，形成了德国风格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比如，后来的经济史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经济史学家的努力下，德国于1894年创刊了《社会经济史季刊》。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西方经济史学界最为权威的刊物。英国的经济史研究也间接地受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德国的历史学派和英国的历史主义经济学共同促进了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历史方法于此时也"羽化"成经济史。 

　　 

　　二、历史学研究视域的社会经济转向与经济史 

　　 

　　(一)历史学一路走来：从文学之母、神学之奴到民族国家崛起的见证者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有"人文学之母"(Queen of Humanities)的雅号，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两三千年之久。在西方历史学研究的早期，这门学问并没有什么严肃目的，也没有什么科学概念。研究历史的人都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目的通常就是讲述一件事情而已。因此，那时候的"历史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绩遭遇、王朝的兴衰、历代的天灾人祸等事的好奇心。"这一时期，欧洲产生了很多历史学家，比如，希罗多德(Herodotos)、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Xenophon)、波里比乌斯(Polybius)、塔西佗(Tacltus)等。这一时期历史学关注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历史学家并不把历史本身看作是上天或上帝的旨意展开。随着基督教教会的成立，历史开始具有了宗教和神学意义："历史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验证，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和解释文明的进程。"在基督徒看来，历史是描述人类被创造出来之后不断繁衍最后遭到上帝审判然后善恶分明的过程。由于神学目的，历史被扭曲了。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的"双城理论"使历史分为神圣的历史和非神圣的历史。在这种历史研究情境中，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伟大历史业绩被抹杀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被认为是罪恶的历史。新教徒和旧教徒都利用历史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神"和"鬼"都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势力。 

　　到了16世纪，西方的历史观念又转向世俗。到18世纪更为显著。此时历史研究的领域比以前有所扩大。吉本(Gibbon， 1737-1794)、伏尔泰(Vohaire，1694-1778)、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等不但把历史世俗化，而且竭力用古代优美的文笔来叙述政治事件。18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兴趣不再局限于文学、政治、军事、道德、神学等方面，而是扩大至制度、法律。其时，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牛顿力学的科学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人们认定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性，且这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种规律类似自然科学法则，具有普遍适用性。黑格尔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他认定"德国的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这种民族自豪感促进了德国历史学的研究。历史学也成为民族国家崛起的见证者。 

　　 

　　(二)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理想：历史学专业的出现 

　　兰克(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那种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一致性"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历史传统及其自身特有的价值。他认为人类历史应该是由个体性的民族史共同构成的多样性结合体。他是历史科学化的旗手，他强调"如实直书"。这与中国的乾嘉学派治史方法类似。"兰克学派"强调史学家著史态度的客观、中立性、原始史料的绝对性，并且注重史料考证。由于原始资料主要是保存在国家各种政治机构的文献档案，而这些档案记载的也多是政治事件和外交事件，因而，兰克注重研究历史的政治方面，并且重视历史研究的政治目的。1836年，他被任命为正式教授时发表了就职演说《论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他说：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个性，政治家必须知道他的国家和它的历史，正像舵手不仅必须知道航向，而且要了解自己的船只一样。"兰克史学"过分强调外交档案，而忽视社会史、经济史和社会学方法、统计资料"。他们"鲜及造成史实的经济与社会动力，也没有重视文化史。"因此，会"过多地从会议室窗口来陈望事件的倾向，因而忽略了群众，轻视了经济力量的压力"。 

　　"兰克史学"把历史理解为政治史。这种情势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解释。第一，缘于这个时代对历史学的认识兴趣。当时，欧洲各国政府都把"历史学看成一种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或正像持有异议的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民族主义宣传手段"，因此，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容易得到国家和公众的认可。另外，由于民族精神的需要和当时的政治问题，人们对于政治史的兴趣也容易维持下去。民族历史的研究推动了规模宏大的历史资料汇编的出版。第二，缘于学术上的原因。兰克史学的方法不同于以往，它要求史学家从史料中提取史实，要利用政府的官方档案，并通过历史学的考证、比较等方法来推断出真实历史。在史学著作中，要去掉史学家本人的主观影响，保持史学的客观性。这些想法和要求使得政治史独占鳌头。第三，也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关系。兰克时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还处于历史学的童年，当时的史学家还难以顾及政治史之外的历史，因为当时政治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只有对历史的思索进一步深入，对社会的观察理解进一步深化时，以及政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时，政治史才可能让位于社会经济史。 

　　兰克史学在19世纪支配了世界史学界，对欧美的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③他为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做出了贡献。自此，历史学"不再满足于在赫利孔山上用笛子和尖锐的七弦琴来歌颂英雄们的和各民族的丰功伟绩，它不敢再把天理掺人人类社会"。"兰克史学"反映了德国人的历史观，这对后来的"历史学派"有一定影响。比如，上文提到的施穆勒就认为经济应该服从于政治和权利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德国的经济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一个工业社会解决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首要办法是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 

　　(三)历史学研究视域转向：从政治、外交到社会经济 

　　关注政治和外交的历史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批评，因为政治史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生活的内在规律。政治、外交史仅是关注了那些偶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忽略了历史的稳定的内在连续性。"兰克史学"在法、英、美等国家遇到了危机。甚至在历史主义的大本营--德国，反对政治史的呼声也存在。此时，历史学的研究视域开始转向。这种转向其实也是对18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不同声音的呼应。 

　　18世纪下半叶以来，扩大历史研究视域的呼声越来越高。"各民族和帝国的成长、活动家的功绩和各党派的兴衰，依然是最能吸引历史家注意的问题。但是，自然界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这一切现在也同样要求历史家的注意。"伏尔泰认为："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与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法国浪漫主义学派史学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一1848)则说："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法国史学家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认为历史应该是"文明史"，所谓的文明就是对所有普通的和最终事实的汇集和概括。英国最伟大的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1800-1859)也称："我的目的不仅要叙述政府的历史，而且要叙述人民的历史，要探索实用和装饰技艺的进步，描写宗教派别的兴起与文学爱好的变化，以及描绘历代的风尚习惯。"英国的著名史学家阿克顿(Acton，1834-1902)在1886年创刊的《英国历史评论》上写过一篇文章《德国历史学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应该把历史研究与全欧洲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思想运动结合在一起。美国的历史学家弗雷得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Turner.1861-1932)同样反对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路线，他声称"必须全方位地考虑人的活动"。 

　　史学家们为把历史研究的视域转向社会经济付出了努力。在对古希腊的研究中，德国的历史学家沃尔夫(W010的学生博克(Bockh)专门研究被人们忽视的希腊经济生活。他于1817年出版了《雅典国家经济》，该书献给尼布尔(B.G.Niebuhr，1776-1830)。它使雅典得以再现，正如尼布尔曾使罗马得以再现一样。《雅典国家经济》第一次使近代的人们了解了一个古代国家的日常生活。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土地、矿山、房屋、奴隶、牲口、衣服和粮食的价格，而且讨论了公共支出及其对象--防务、文官制度、公民大会、警察、司法行政、建筑、宗教、节日庆祝与贫困救济。20年后，他还出版了一部关于古代度量衡的著作《古代度量篌》，可视作《雅典国家经济》的续编。博克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德国的法制史专家、社会经济制度历史研究的倡导者毛勒尔(G.L.von Maurer,1790-1872)通过对欧洲大陆德意志区域的社会制度、农业制度的研究，得出了欧洲封建土地制度的"日耳曼派"起源理论。德国的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1856-1915)曾以论述中世纪时代摩泽尔河与中莱茵河流域经济生活的三卷本的《中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声名鹊起。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汇编了一个德意志地区的大量原始资料文献。 

　　在对罗马的研究中，法国浪漫主义学派的一位非法国人西斯蒙迪(sismondi)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叙述了高卢行省的罗马行政制度、日耳曼人入侵的性质、封建制度的结构、城市公社的兴起、商业和工业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对法国中世纪的研究中，古文献学院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先是古文献学院学生后是这里老师的盖拉德(Guerard)的终身事业就是编辑各大修道院的契据，并著有《修道院长欧密农的地产登记簿》。该书叙述了修道院各大庄园的详细情况，并且揭示了这一时期阶级的关系和占用土地的方法。法国经济史学之父的艾弥尔·勒瓦瑟(EmileLevasseur，1828-1911)1854年就开始了法国经济史的构筑，1859年著有《1789年以前的法国工人阶级与工业》，1867年著有《1789-1870年的法国工人阶级与工必。1912年，他去世时，还留有《法国商业史》第二卷尚未发表。法国的法尼埃兹(Fagrdez)对16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并在1897年出版了《亨利四世朝的法国社会经济》。亨利·瑟(Henri see，1864-1936)则对旧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旧制度法国工商业的演进》、 《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 

　　英国1800年成立了档案委员会，目的是更好地安排、保护和使用国家的宝贵材料。该时文献资料散布于伦敦塔、案卷堂、西敏寺僧院的会堂以及其他各地。在档案委员会，帕尔格拉夫(Palgrave)对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历史给与了全新解释，反对优先研究政治而忽略法律和制度，他认为："法律史乃是最能说明英国政治史的有力线索。民族的性格主要取决于法律。"肯布尔以收入文献1500件之多的《占文献汇编》和《古代英国的法令与条例》为依据出版的筷国的撒克逊人》内容更加丰富，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也鼓舞了历史学家重视经济史料。爱德华·白尼斯(Edward Baines)1835年编纂了《棉纺织业的历史》，比绍夫(J.Bisehoff)1842年出版了《毛纺和精纺业的综合历史》。出生在南爱尔兰的莱基(Lecky)于1878年和1900年出版了八卷本的《十八世纪英国史》。在该书中，他大量压缩传记、军事与党派利益的篇幅，增加对国教派和非国教派、农业、制造业、商业、出版业、社会状况等方面的论述。在制度史的研究者当中，最有创见的是梅特兰(Maidand)。他认为研究法律史是历史研究者把握过去的时代最好的钥匙。"法律文献往往是关于社会与经济史、关于道德史或关于实际宗教史方面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证据"。[251623英国的一位业余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西博姆 (FrederickSeebohm，1833-1912)在1883年发表了他的《英国农村公社》。在该著作中，他提出英国庄园制度不可能完全是日耳曼人人侵之后形成的，必然有不少成分来自罗马时代的奴隶主大庄园。西博姆是继殷那玛之后用经济史学命名著作的人。19世纪最后的20年，温泽、马卡姆和班克罗夫特(Bancroft)都通过类似于文献汇编的方式叙述了美国的殖民历史，其中不少内容是关于社会经济的。 

　　总之，19世纪后期开始，历史学著作越来越关注社会、经济、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也出现了可以归为经济史的零星著作。经济史作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方面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历史学研究视域的转向也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应用开启了方便之门。 

　　 

　　三、社会学思想、观点、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早期应用与经济史 

　　 

　　(一)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不再是"聋子之问的对话" 

　　历史学对社会学理论的吸收在兰克之前已露端倪。德国的历史学家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tiser1720-1794)的代表作《奥斯纳布吕克史》(1768年)描述了农民的状况，并且提出了一国的政治组织来源于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力量。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德意志人民史，第一部社会经济史和宪政史。同时，它也是把社会学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析的早期典范。默泽尔此前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学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思想的影响。孟德斯鸠被雷蒙·阿隆认为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孟德斯鸠就像马克斯·韦伯那样，试图使互不相关的材料成为通俗易懂、条理清楚的资料。这种努力就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作的努力。"兰普雷希特在1896年发表的《历史学上的新旧趋势》文章中指出：对于以往以个人心理作为切入点进行历史研究来说，现在由于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道路，那就是可以从研究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人手。他斥责德国的历史学研究过于偏重政治史，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所谓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他声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一心理学。"他的书在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也译作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干等)主编的《社会学年鉴》上备受好评，他的思想也得到了社会学奠基者之一涂尔于的赞赏。历史学的研究主题转向社会经济之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逐渐被历史学所吸取。此时，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兰克时代的"聋子之间的对话"。历史学主动接受了诸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思想、方法和成果，从而使自己走出政治史的封闭境地。历史学家也看到了吸收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提倡"新史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就曾经说，历史学应该关注人类的所有活动，并应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里汲取思想。 

　　 

　　(二)早期社会学创始人的思想、观点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社会学学科虽然出现在20世纪初，但早期创始人的思想、观点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较早。很多经济史学家，比如英国的经济史学者，他们受到了孔德的影响，而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学"概念的人，并认为这是一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学问。他将各门科学进行分层，数学是底层，接着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高层是社会学。社会学要通过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调查等科学方法才能得到发展。他"相信任何地方的社会变迁都要经历相同的序列；相信社会各因素是一起变化的"。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实证时代。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为社会发展所排的次序则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这种"进化"的历史哲学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经济史研究。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孔德的社会学同德国的历史学派一样，体现了一种反对大英帝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努力。德国历史学派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没有历史根基，而孔德的社会学则影射经济学的视野太小。法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对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与孔德的视角不同，他重点研究现代社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现代社会虽然是以民主为特征的，但是这种民主却可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自由的，一种可能是专制的。这样，托克维尔就注意到了只关注社会结构的孔德所没有关注的政治结构问题。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既是基于原始文献的历史学创新之作，又是社会政治领域内的里程碑"。托克维尔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政治结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史在宽泛的意义上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历史，还应该研究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一般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应该是所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因素。④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托克维尔为经济史研究指出了新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是法国第一位具有正式学术头衔的专业社会学家。为了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区分了两种形式：一种是"机械关联"，一种是"有机关联"。"机械关联"是一种由于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关联。这种关联形式主宰社会时，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大。而在"有机关联"的形式下，个人之间才产生分化，集体的协调一致表现为和谐统一。关联形式的对立是与部落社会(农民社会)以及出现劳动分工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相吻合的。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意识的概念。在"机械关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集体意识驾驭着大部分人的个人意识。当"有机关联"占据优势时，集体意识驾驭的范围大大缩小，从而出现多样化的个人意识。这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得到了历史的证明。涂尔干还从集体意识、集体良知、社会道德秩序出发，看到了宗教的社会性。宗教的功能不过是维持一种道德上的共同体，"上帝不过是社会的一个象征"。社会的道德秩序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涂尔干对宗教的认识影响了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对后来的经济史学家有显著影响。从他开始，"社会"正式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社会经济史学家也有可能借用其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领导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的研究方法都受到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影响。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对经济史的影响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及其思想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认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门资本主义社会学，也是一部在史前时期一直受到自身冲突麻烦的人类的哲学史"，与《国富论》一样，"不论是对经济史还是对经济理论而言，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资本论》对经济史有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是提出了"资本主义"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成为历史叙述、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语言。二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有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这为后来经济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三是提出不少有关18-19世纪经济史的事实材料。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对经济史有贡献的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共产党宣言》 (184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观点，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四个阶段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和马克思一样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一方面，恩格斯协助马克思完成了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于一身的((资本论》，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成就了自己的经济史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5)、 德国农民战争》 (1850)、《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恩格斯在研究过程中对经济史同样做出了贡献。 

　　马克思是19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马克思认为历史应该是"总体史"，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等诸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历史，并且断定历史是有规律的。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在于物质基础，也就是生产力。研究历史必须从现实出发，从历史现实的客观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