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增加就业：中国生产方式的现实选择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低，应以简单劳动密集为主，简单劳动密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和中国增加就业的对策。

 

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可以多用资本少用劳动，也可以多用劳动少用资本；前者就是资本密集型，后者称为劳动密集型。本文在这种划分基础上，把劳动密集型进一步划分为简单劳动密集和复杂劳动密集两种形式；所谓简单劳动就是一切具有正常劳动能力者不经过专门训练便可胜任的劳动；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在中国现阶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

要素的不同组合，撇开技术上的困难不说，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或者使用不同要素相对成本的高低。如果劳动者工资很高，劳动昂贵，而资本相对便宜，就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如果劳动者工资低，劳动便宜，而资本相对昂贵，就少用资本多用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怎么比较？可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收益比较，另一种是历史比较。收益比较是说，一台机器10万元，一个工人年工资1万元，它们不能直接比较，而要看机器和工人带来收益的多少，如果机器带来的收益更高，就意味着机器更便宜；反之，意味着劳动更便宜。历史比较是说，相比过去而言，一种要素的价格比过去提高，或相对另一种要素比过去提高更快，就应相对减少其使用量；反之，则相应增加其使用量，要素的相对价格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要素市场供求决定的，能够反映要素之间相对稀缺程度。相对丰裕的要素，可取得性高，其相对价格必然较低，反之，其相对价格必然较高（雷诺兹，1982）。这类历史实例很多。比如19世纪，美国劳动力短缺，出现了节约劳动力的发明，英国资源短缺，出现了蒸气机、鼓风机和引擎的发明；战后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出现了节约劳动力技术的发明；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各种节能车的出现（金德尔伯格，1986）。

另一种情况是要素的相对价格结构，也可能是人为确定的，只反映政府或官员的主观偏好而不反映要素、资源实际稀缺程度，提供资源配置的扭曲信号，不利于要素和资源的使用和节约。前苏联和中国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即资源、要素价格偏低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必须首先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结构，使其渐趋合理化，真正反映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否则，就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简单劳动密集是中国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资源状况来说，中国还没有走出大动员阶段。一方面中国是个12亿人口的大国，有6-7亿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剩余现象十分严重。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行政人员将裁减20-30%，国营部门剩余劳动力达20-30%，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40%以上，再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每年增加约1000万的劳动力和因提高效率从现在生产过程中优化出来的劳动力，本世纪末需要就业的达2.13亿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创造了一种经济飞速增长的环境，整个"六五"和"七五"时期，全国经济平均增长约为10%，其中珠江三角州的经济增长高出20%。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吸纳剩余劳动力不仅必然，而且有利。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全国2亿多剩余劳动力中哪怕只有一部分转移到有效的工作岗位上，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净收入定会出现巨大增长。但另一方面，我国国有资产和产品中还有约7000亿元资产处于闲置状态，近3万亿产品积压。数额如此巨大的物质要素和劳动力剩余表明，中国尚未走出要素大动员阶段，必须充分利用各种闲置要素的巨大潜力。

其次，劳动力资源自身特点也要求政府充分加以开发和利用。一般来说，那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不用投资去活化它，它不会增加财富，也不会消失，也不需要支付保管费用。对已开发的物质资源即有效产品，如果不继续使用，不仅不能发挥其增长功能，而且还要支付相当大的保管费用。人力资源是日益重要的增长来源，若不把它作为生产力加以充分利用，它作为消费力还要吞噬大量物质财富。一个劳动者若失业多年，不懂变化了的现代知识和技能，就形同白痴；如果充分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劳动者通过职业训练、实践的免费教育，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可以加速提高生产能力，促进未来经济的发展。

第三，市场调节客观上也要求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性小，劳动资源要么没有市场，要么有市场也严重存在地区封锁和价格扭曲。改革以后，除国营部门劳动力流动的市场调节作用较小以外，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要素基本上由市场调节，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真正取决于不同要素稀缺程度、相对生产效率和相对市场价格，如前所述，为了利润最大化，人们总是多用廉价要素，少用昂贵要素。在中国改革以来20年中，资金、物资相对紧缺，劳动力相对剩余，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相对较低，从而促使劳动替代资本，这是利用市场价格结构及其变动趋势，调整要素替代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具体表现。

第四，从国际环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逐步由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些国家先后出现了资本饱和与资本过剩，人口和劳动力日益短缺更加剧了资本过剩和输出的压力。它们要在亚洲、南美、非洲和中东地区寻找理想的投资场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了这一机遇，走出国门，引进外资，从事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比较充分地发挥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据估计，中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香港等地区的1/30（张五常，1991）。即使扣除了发达地区和国家劳动力素质较高，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等因素后，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相对廉价的。特别就港、台和大陆来看，香港的相对优势是贸易、金融和通讯，台湾的相对优势是资本、管理和经营能力，大陆的相对优势是劳动力、原料和市场。按照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合作和交流必然增进总产量和总福利。

三、增加就业的对策

下面略述改进和完善简单劳动密集模式的几点设想。

第一，以提供劳动岗位为主以失业保险为辅。从经济总量上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最终产品需求和引致需求。除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扩大之外，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地缘优势和关贸总协定等各种便利条件扩大出口；放宽开业登记限制，扩大经营自主权，增加就业机会；加快各种形式的劳务出口步伐，增加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失业保险必须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有利于增加就业。

第二，以开发劳动力资源为主，以提高资本价格为辅。从资源结构方面进一步开拓财源，克服和减轻资金的相对短缺强度，包括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拍卖现有企业闲置资产设备，通过金融证券市场和其它渠道充分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以满足劳动力就业增量对资金的增量需求。提高资本价格以反映其稀缺程度。

第三，以使用普通人才为主，以增加高级人才为辅。从劳动力资源来看，首先要全面开放地区劳务市场，实现地区劳动流动市场化，即通过劳务交流取代亲友关系和改革国有部门的劳动工资制度。即提高一部分高科技人员的劳动报酬，以反映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程度，避免和防止国有部门必需的高科技人才的流失和非国有部门人才的积压浪费现象。再次要合理拉开企业内部劳动者的收入档次，以鼓励私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造成全社会真正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风气，真正实现人尽其才，人增其才。

第四，以发展非国企业为主，以稳定国有企业为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加的2亿多劳动力中，绝大部分进入非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是提供就业的主渠道。在未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存在数千万剩余劳动力，现在下岗人员有数百万，而且还要缩短国有企业阵线，发展非国有经济，必须继续把非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就业的主渠道。

第五，以培训年轻人为主，以培养中年为辅。在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转换过程中，失业呈必然现象，把失业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内，就不会形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应该首先培养首次就业的青年人，按照人力资本和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的投入越早，后续收入越多，这样人力资投资效率更高。所以中国今后一般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每年新增10000万人的就业，兼顾再就业工程；如果过分强调再就业工程而忽视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不仅同样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

四、增加就业政策所面临的困难

第一，从企业所面临的外在环境来看，如果象中国改革前那样，国有大企业经常受到歧视和限制，那么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必然不如国有企业；如果象改革后和国外战后那样，大企业面临更不充分的竞争环境，更容易得到政府的保护，或者更容易左右市场和价格，大企业就会部分乃至全部丧失创新动力和压力，甚至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事实上，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技术装备严重老化，绝大部分还停留在60年代以前的水平，其内部50%以上的科技人员得不到充分合理利用（戴园晨，1986）；而非国有部门的轻工技术创新速度惊人。统计数字表明，当前中国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2万多家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雇佣了50多万科技人员，其中60%以上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许多还是科技界精英。这些中小企业将30%以上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入生产，这个转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朱克斯研究发现，本世纪以来大部分发明创造源于小企业而非大企业（萨缪尔逊，1995）。这其中还是环境的变化和作用问题。当然企业自身的预算约束是同等主要的问题，中小企业技术进步较快与其产权明晰，预算约束较硬存在密切关系。

第二，不同规模的企业与技术创新的类型的关系不同。如果是资金密集的技术创新，需要长期、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大企业可能更有优势；如果是与廉价、丰富劳动力资源相适应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不需要大量物质投入，那么小企业在采用这种新技术上并不一定比大企业逊色。即使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大企业也并不享有绝对优势。比如，那些资金密集型大企业，如果在采用某种新技术设备，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要报废现有的设备，这种十分昂贵的"重置成本"，往往使大企业在新技术面前望而却步，甚至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历史上，战后日本和西德技术进步较快，与战争破坏这些国重置成本较低也有一定关系。

第三，在技术创新处在开发初期，需要大量投资与开发费用，需要大量职工训练费用等等，大企业可能比小企业更有实力，更有优势。但事实上，技术创新的外部正效应一般超出了企业限界，总是由政府支付绝大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教育和培训费用，企业多半只处在技术应用阶段，小企业应用技术的开发并不绝对比大企业差。国际现实表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政府支付绝大部分研究开发、教育培训费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技术创新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鼓励企业积极应用改造国外尤其是欧、美技术；波兰也是政府支付7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欧洲经济委员会，1991）。

最后，不论哪种条件下，哪种类型的技术进步，一方面使某些岗位上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另一方面也使另一些岗位上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低，使劳动工序上的某些活动更单一、更简单、更易操作。美国电影《摩登时代》就是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缩影，至于后工业化时代与第三产业发展有关的技术进步，则可能容纳更多的一般劳动力。可见把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绝对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除此之外，还有环境保护、资源后备和失业保障等问题，这些也都不是与简单劳动密集绝对不容的，需专文分析。

1,（美）雷诺兹：《徽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美）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3, 张五常：《编译参考》，1991年第5期。

4, 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

5,（美）萨缪尔逊：《经济学》，中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

6, 欧洲经济委员会：《2000年全面经济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