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的职业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关于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状况的研究

 

　　在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历来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获得这种资源的年轻人将登上一个社会性的"台阶"，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或集团。1）正因如此，围绕这种独特资源的分配或获得的状况，将成为衡量中国高等教育的平等性乃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标准。

 

　　本文将从社会阶层和流动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职业阶层子女间的分布状况。之所以选取职业作为衡量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官本位、部门和行业垄断等制度环境中，不同的职业实际上涵盖了并外显为不同的 政治 、经济和社会地位，它基本上是政治权力、经济收入和教育背景（及相应的社会声望）的聚合点，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尺。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迄今为止的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提起"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农民"这些主要的职业身份，我们一般总是能够想到其中的群体或个人所可能拥有或不拥有的一切。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已积累了为数不少的调查 研究 资料，问题在于对这些相互隔离和缺少呼应的资料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将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在进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出较为明晰的现状认识文本，并尽可能地展开归因分析。考虑到操作的简便以及现有资料的可利用程度，本文所说的职业阶层以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者的父亲的职业为依据。

 

　　父亲职业与高等教育机会

 

　　早在高考制度恢复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即有学者指出，父亲职业对子女考入高等学校有相当 影响 ，干部和职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较工人、农民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早期资料是对在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其中父亲系农民的占20.2%，系工人的占25.0%，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别为15.5%和39.3%.2）另外，胡建华等人1982年6月对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表明，父亲为农民的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占40%，而当年江苏全省农业劳动力（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分别占劳动力总数的80.3%和90%.3）由此可以算出，一个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有非农阶层子女的1/14，而脑力劳动者子女的同类机会则是体力劳动者子女的13.6倍。

 

　　进入90年代以后，有多位研究者对不同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进行了调查，表1汇集了其中的一些结果。从对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武汉大学，以及厦门大学和郑州大学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民的子女接近或略微超过25%，而"干部"子女则均超过30%（为30.4%，32.1%和32.4%），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与此相对，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军人和个体私营业主的分布情况在三次调查中显示出较大差异，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最高达25.5%，最低为15.6%，相差近10个百分点，而个体私营业主的相差最高达5倍。对于这种差异，由于不了解每项调查的具体条件设定，笔者无法解释。但总起来看，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农民和工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较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为低。

 

　　与上述三项调查相比，孟东方和李志对重庆地区8所高校的调查结果则显示阶层差距有所缩小：工人和农民子女的比例都有上升，其中农民子女达39.2%，较前三项调查结果高出14-16个百分点，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则有较大幅度下降。

 

　　考虑到重庆高校的层次普遍较低（在现有高校中仅有两所大学为"重点大学"，但不知是否列入了调查范围），而前三项调查学校除郑州大学外都是全国重点院校，可以推断，在层次较高的"重点大学"，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占更大优势，工人、农民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一半；而在一般的地方性高校中，差距有所缩小，工农子女的比例也超过了50%.

 

　　如果引入由笔者委托调查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资料，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中国高校阶层差距所呈现的金字塔状格局。表2列出了这两所顶端高校90年代本科生的来源，虽然其中反映的只是城乡差距，但可以进行简单的置换，即假定 农村 学生的父亲都是"农民"（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此有高估农民子女比例的倾向），那么其比例在两校中都很少超过20%，在最低的年份则只有16%左右。这不仅远远低于重庆市8所高校的39.2%，也明显低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等的23%-25%.

 

 

 

　　这一推论为1998年4月实施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所证实。该项受到世界银行和中国教育部资助的调查涉及不同层次的高校（大专除外）37所、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从表3所示的结果可知，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在第一类院校中的比例低于总体比例近10个百分点）；干部、 企业 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逐步升高。调查分析还表明，与1994年级学生相比，在1997级学生中，这种下降和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

 

　　接下来让我们对上述调查数据进行还原，给出阶层差距的量化结果。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与学生"父亲"的年龄段（推定为40-60岁）和调查设定的各种职业完全对应的人口基数统计资料，难以对阶层差距给出精确的 计算 。不过，在对相近的资料加以甄别后进行尝试还是必要的，尽管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形稍有出入，但有助于对看似漠然的数据赋予为较确定的社会内涵。

 

　　在此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从业人员"资料来取代学生父亲的职业分布状况。1980年全国从业人员为42361万人，其中乡村31836万人，城镇10525万人。在前者中，除去640万党政干部和科教文卫人员，假定余者皆为职业身份上的"农民"。后者包括科教文卫部门1649万人，假定为"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部门527万人，假定为"党政干部"。这里不清楚"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数量，假定其与党政机关干部相当，那么广义的"干部"数量将达到1054万人。扣除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视为"工人"，总数为7822万人。这样，四个主要的职业阶层在总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分别是75.2%、18.5%、2.5%和3.9%.由此可以得出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之比是：1：5：25.1：37.5.也就是说，在1980年，工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升入前述北京8所高校的机会将分别是农民子女的5倍、25倍和37倍以上。

 

　　按照同样的 方法 可以推算出，1990年，农民与另外三个主要职业阶层子女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可能性之比分别是1：3：26.8：22.5；1995年进入武汉大学的比例分别是1：3.7：32.7：21.1；进入厦门大学和郑州大学的比例是：1：2.9：30.3：14.4；1995年进入重庆8所高校的比例则是1：2.3：13.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