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经济改革中的中国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市场 经济 改革改变了 社会 管治的基础。近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地方政府的 研究 。但多数局限于政府机构的变化，属狭义的 政治 学研究，尤其缺乏对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近来随着对社区的重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力图 分析 改革后管治基础的演变，以揭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危机，由此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一、管治的概念
二、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三、管治基础的改变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 发展 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

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 影响 。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1、"市带县"阶段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

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 交通 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