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

 我国的农业生产自古以来以种植业为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首先对粮食的需要不断加大，因此需要开辟新的农田。从地理形势来说，传统的农业区的东、南两面为海洋所限制；西面是青藏高原， 发展 种植业的条件比较差，所以北面很 自然 地成为发展的方向。

这里所说的北面，也包括西北方和东北方。现在的内蒙古地区东北的一部分，以及新疆、特别是北疆一带，本是辽阔的欧亚大陆干草原的一部分，自古就是许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动的场所。黄河流域原先也是间杂着一片片森林的草原，那里的原始居民有农民也有牧民。直到春秋时期，还是华、戎杂处的局面。所谓"华"就是种地人，"戎"就是养畜者。只是到后来，可以耕种的土地才大体上开垦了出来。有的牧民，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逐渐接受了农耕文明，定居下来，另一部分显然是一步步向北转移，终于进入了塞北大草原。这是秦统一六国前的大致情况。所谓"塞"，就是战国时期北边各国为了抵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而分别修筑、后来由秦始皇连接起来的长城。后来历代修筑的长城，与最初的长城虽然并非同一条线，但走向大体是一致的。这里要指出，长城的基本走向，同 中国 科学 院地理 研究 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毗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所以在那个时候，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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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撰于1977年12月，刊于《中国 历史 地 理论 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不过必须指出，从自然条件来说，塞北地区并非当然不能种植农作物，只是比起内地来，条件稍差一些而已，这是一。再讲到草原上的牧民，虽说习惯于以乳肉为主食，但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们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植物性食物，离不开茶叶就是明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真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说明匈奴也积存军粮。《汉书·匈奴传》说得更清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颜师古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有黍穄。"可知匈奴是吃谷类，也生产谷类的。当初匈奴和汉帝国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除了军事上的理由以外，匈奴一方显然也有 经济 上的打算。那时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早已发展了种植业。自此以后，那里一直存在着农耕区。历史上的许多游牧部族常常想争夺那一带，其原因之一，如果不说是主要原因，显然是要取得那里的农产品。游牧人确实是不种庄稼，那是因为他们迁徒无常，而种地是以定居为前提的。久而久之，在他们中间也就养成了厌恶以至鄙视田间劳动的意识。他们只有很简单的畜产品，用这些东西来向邻近的农耕区的居民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中主要是谷物、用具和衣着之类。他们常常因交换而发生纠葛，甚至掠夺的事件。我国北部的广大农区与大草原为邻，自然是经常免不了这种事件的发生。农区越是富裕，对游牧人的诱引力也就越大。这是长城以内的种地人与草原上的游牧人经常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既然是在经济方面，那就得从经济方面求得彻底解决。

一、长城内的农民向草原寻求新耕地

    开辟新的农耕区，总是先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适宜于种植的地方下手。就内蒙古草原来说，东部的自然条件比西部好，尤其是草原东边各处，像今天的松辽平原更是如此。在那一带，可能很早就出现了种植业。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燕国的势力伸展到了辽河以东，燕国的长城大约是从现在滦河的中游向东稍稍偏北走向，过了辽河再折向东南，把现在的承德、朝阳一带都圈到了里面。可以想见，那里至少是有一部分跟着就开辟为农耕区了。西汉时期，那一带由"东胡"人(也就是后来的乌桓或乌丸族)控制着。《后汉书·乌桓传》上说，"其土地宜穄及东墙"，又说"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大约是一种半野生的植物。《三国志·魏志·乌丸传》也说，"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穄"也就是"稷"，东汉人赵岐注解《孟子》，就曾说"塞外气寒，仅能艺黍稷"，现在北方通呼为"糜子"。这种作物要求生长的条件不高，宜于气温较低的地方，直到今天，沿着长城一带还在普遍种植，可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种植业当时在那一带绝不是什么新鲜事。那里的耕地显然是原来的农民开垦出来的，而且至迟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最先到那里去的应是内地极为贫苦的农民，为数不会是很多。后来内地，尤其是沿边一带每遇到兵乱或天灾，就有不少人逃往那儿去谋生，如果灾难延长，他们就留下不走，安家落户了。战国时期以及秦末楚汉相争时期，也有不少内地的农民逃了去，就这样，开垦出来的土地必然是越来越多，垦农聚居的所在也就多少呈现出来一些农区的景象。虽然在那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这些零散的小种植点至此还有如晨星，但毕竟算是一种新事物的萌芽。后来游牧部族重复控制了这一带地方后，由于谷物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已经发展起来的种植业也就得以保留下来。

    内蒙古草原西部的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可是早期游牧部族侵扰塞南农区的主要进兵路线却正是在这一带。因此秦和西汉政府都曾经在前沿设置屯田，开辟新的耕种区来配合军事行动。政府一再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移民。现在宁夏一带地方，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种植业。那为数几十万的移民因为不是主动迁去的，可能有的不免借机逃回内地，当然移民区各地的情况也不会完全一样的，但总起来说，那些地方的景观必然还是有所改变，沿边一带的耕种区在不同程度上向前推进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所谓河西走廊。原来内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草原是接连起来的，汉武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占据了那个长条地带，切断了两个草原上游牧部族的联结。其所以一定要在那里切开，正是因为有祁连山上的雪水可资利用，而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农耕区，才能有效地控制住那一带地方。河西走廊新农耕区，像一个楔子插入广大草原内，它南面有祁连山，北面也筑起了一段长城，作为屏障，才得以一直保持下来。从那时起，西北方有一个内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寻觅生路的场所。一批批的难民在那里定居下来，从而更加速了新农耕区的发展和巩固。单从这一点来说，情形是和东北方面相仿佛的。

总起来说，内地农耕区向北扩展的最早一个时期里，垦农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内地。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跑去外地谋生，迁移基本上是自发的。他们所熟悉的生产劳动主要是种地，所最迫切需要的是粮食，这样，哪里有荒闲的土地，他们也就自然奔向哪里。空旷的大草原当然是他们奔赴的目标，也正如同草原上的游牧人必然要到邻近农耕区的居民那里去解决他们所欠缺的必需品的补充 问题 一样。

二、游牧人逐渐参与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推展

    草原上的游牧人和塞内的种地人既然常常有接触，相互之间也必然逐渐加深了认识，其中包括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 方法 。西汉后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了汉帝国，居留边界一带，有的进入长城以内，逐渐在各地定居下来。环境改变了，生活方式也得必然跟着发生变化。他们 学习 内地人，也种起地来。到了东汉时期，同汉帝国为邻的各游牧部族，如东北方的鲜卑人，西北方的羌人和氐人，由于同大农区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耕稼文明，因而也与内地的农民逐渐趋于融合。其中不少人还参加了汉帝国的军队，人约有更多的人进入农区谋生，与内地农民杂居；日子一长，也就一步步向农民转化。这种情况与欧洲古代罗马帝国末期很相仿佛，原因同样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原纷乱，人口大大减少，入塞的游牧人更大量增多。后来的所谓"五胡乱华"，那进入黄河流域活动的所谓"胡人"，其实并不是原始的游牧人，而是多少接受了耕种文明，至少在一个较早时期是如此。在那纷乱的一个多世纪里，黄河流域的种植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原来广大农区的景观墓本上还是没有改变。一则是各胡族政权的统治者大都懂得农耕生产对其政权的重要性，再就是一般游牧人当中很多已经习惯于种植，他们不愿意随便毁坏农田。《宋书·索虏传》记载着前秦苻坚时，朔方塞外赫连氏的卫辰"入塞寄田，春来秋去"。《北史》里讲到这事，谈得更清楚："卫辰潜通苻坚，……遣使请坚求田地，春去秋来，坚许之。"这是说，塞外的游牧人每年进入塞内种田，秋收后返回塞外。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应该不是个别的。卫辰是西汉时早已内附的南匈奴的后裔，他的儿子赫连勃勃最后建立起夏国，列为"十六国"之一，他们已是近于汉化的胡人，懂得耕种本不足怪。《北史·蠕蠕传》载：蠕蠕首领阿纳瓌"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也是一例。蠕蠕也就是柔然，是更北方的游牧部族。鲜卑族的拓拔部统治了黄河流域以后，柔然就南进到草原的南部。统治了塞南广大的农区的鲜卑族，现在又用古来汉族统治者对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办法，来对付这新来的游牧部族。他们从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也筑起了一段2 000余里的长城，用来抵御柔然。那时北边有名的所谓"六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就是位于这道长城以北，从西到东，连成一个长条。那里的居民当中，有汉化的胡人，也有胡化的汉人，放牧和耕种景观杂然并存，形成一个过渡地带。后来由这一带的人建立起来的北齐王朝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修筑过长城。这说明当时北方分界线上双方的矛盾，在实质上并不是什么不同种族之问的冲突，而是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对立，或者二者之间在景观上面的发展变化的表演。长城虽然还是有保障农区的意义，但已不能说它是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了。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一般是倾向于从北往南转移，大约是因为比较暖些的地方，水草更要丰美一些。可是越接近了农区，耕稼文明的 影响 也就越大。《北史·高车传》里讲到，原在漠北活动的高车部族，降附了拓拔魏，被迁徙到漠南，"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般的趋势。原来难得吃到一些植物性的食品，现在能吃到一些，生理上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满足，这是会提高他们对种植业的兴趣的。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干草原上原始型的游牧生活很不稳定，牲畜传染病和过于强烈的风雪，常常毁坏牧民的大部财产，威胁他们的生存。这也就是游牧人所十分害怕的"黑灾"和"白灾"。强盛一时的部落遭到了这种灾难，会突然变得衰弱无力，即使没有外来的武力压迫，也要向远方逃亡；一般原来说得上是富足的牧民，常常因此一下子陷于贫困不堪。他们都有这个切身的经验，因而对农区居民的比较稳定的生活多少可能会产生羡慕的心情。虽然对习惯于在空旷的原野上随着畜群转移、恣意驰骋的游牧人来说，让他们在固定的一小块土地上整天弯着腰低着头去摆弄庄稼，又要基本上靠吃粮食来过活，这种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变化，确实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苦楚；但用前面所说的那种痛苦经验来衡量，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也是能够勉强接受这种变化的；尤其是与耕农们杂居过一个时期后，他们可能见异思迁，更容易动起改而种地的念头。同时还不应忘记，游牧部族中的广大群众是处于奴隶制度之下，他们如有可能，学会了耕种技术和方法，也是愿意加入封建制度下劳动者的行列，借此可以摆脱奴隶制的剥削，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关于这种变化过程明显的记载，在古代 文献 中是难得找到的；不过从不同 时代 关于同一地区的历史记载来比较 分析 ，再 参考 近代农牧交错区里的发展变化情况，推论起来，也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

一般说来，内地的种田人和草原上的游牧人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很自然会互相影响。游牧人对种植业越来越加深理解，学会种地，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主动地接受耕稼文明，在一定条件下也参与草原的开垦，其结果自然是加速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