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 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 " 全球 经济 观 " 编造出的新神话

[摘  要]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 中国 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 历史 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 发展 ，使濒于热寂状态的 社会 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 自然 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

[关键词]白银；中国经济史；明清外贸；全球经济观

 

 

  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 现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问世后，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它们破除了长期以来陈陈相因的"欧洲中心论"神话，极大地扩展了学术思考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它们在揭示出某些真理的同时又掩盖了更多更重要的真理，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在他们看来，似乎中、西双方的命运在一个神秘的时刻突然发生相反的转向。

    通过对白银在国际市场间流转过程的描述，通过强调中国"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1](《前言》)，弗兰克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1](《前言》)他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而彭慕兰则谨慎得多，他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指出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与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2](《前言》)。正如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两人都是从"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的，但遗憾的是，他们进行的还是一种平面上或表面上的比较，在"证明"了亚洲或者说中国拥有至少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规模后，只能把欧洲扬镳而去的原因归结为海外殖民地的开发、煤矿恰好坐落于 工业 中心这样的单个事实或偶然机遇，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欧洲人前仆后继地从事探索新世界的冒险事业、坚忍不拔地敲击天朝上国紧锁的国门而导致民族国家间争战海上的宏伟活剧拉开序幕之时，中国的统治者依然沉湎在大一统残山剩水的迷梦里；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当西方资本主义横行世界之时，中华帝国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行的螺旋"。他们以数据材料证明了东方与西方这两匹马跑得同样快，也曾面临着同样的 问题 ，但却没有发现一也就无从解释一它们跑的方向从一开始就不同。    j

我的观点是，西方向东方输入白银，从客观效果来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①，采出来的是更宝贵的原油--物质财富。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如此绝对出超的外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标志。在这种看似无比合算的交易开始之时，东西方之间的对决便输赢已定了。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

 ①这个比喻受到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的启发。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他得意地宜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从事的豪华贸易几乎是一种无本买卖："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1](P378)

 

本主义萌芽"①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一、白银的输入促进了生产的扩张和贸易的发展，为明清两朝的经济赋予了生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依据一个农民的理想确立了国家制度的规模和气质--简陋、保守，毫无想象力，没有为经济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政府把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既限制大产业的形成，更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洪武直到正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像一个勤勤恳恳的农夫，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自给自足的小康之世，对传说中的两宋繁华毫不热心。然而，至迟到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时期，由于人口增加、吏治败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矛盾加剧，朱元璋设计的那种空前保守的小农经济体系濒于崩溃。据《明史·武宗本纪》载，正德四年(1509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正德七年(1512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明史》的作者是这样评价当时形势的："准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3](列传第197)嘉靖朝则更属艰难时世，由于统治者坚持禁止民间通商海外的蒙昧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民不聊生，纷纷下海为盗，"倭患"蔓延二十余年，几乎动摇朝廷根本。此后，明朝的各代帝王可谓一蟹不如一蟹，全都是昏庸暗昧之徒，但明政权危而不倒，并且社会出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局面，所依赖的正是白银的力量。

明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出于垄断财富的需要，推行纸钞，禁用金银，但实际上一直禁而不止。这首先是因为维持禁令的成本太高；其次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运作实际上已经离不开金银了。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政府就将部分税粮折为白银征取；正统元年(1436年)，十万两"金花银"的征收更成为与明朝相始终的定例。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被迫宣布"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用银，其小者乃用钱"[3](《食货五·钱钞》)。社会对白银的渴求也日益强烈。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准贩东西二洋"，白银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②，孕育了明朝中后期被现代许多史学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之表现的工商业的高度繁荣。明朝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社会的形象和风气也为之一变，"舍本逐末"成为 时尚 ，金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宰。明人何良俊在《四方斋丛说》中称：

余谓正德(1506---1521)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嘉靖)四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的何乔远在其所著《名山藏·食货》中，记载当时有个叫马一龙的，在一次乡饮酒礼上"集耆老言五十年前事"。与会的二十四位老人异口同词，表达的都是沧海桑田、人心不古的伤感和无奈。其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当时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在田野，妇织男耕，儿女辈亦携筐拾路遗，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竞无赖，张拳鼓舌，诡遇博货，诮胼胝为愚矣。

马一龙于天启二年(1622年)战死，主要活动年代在万历末年，即1610年前后，上推五十年，当在1560年左右，即嘉靖末隆庆初。另外，范濂(云间据目钞)亦称：

          吾松(指松江府--作者注)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这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冲击了旧有秩序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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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用这个概念来表述当时原始手工业的繁荣局面，已是一种约定俗成，姑且用之。

②据萧清《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在公元1601-1620年间．东印度公司运往东方的银条和银币，用英镑计价，达548090镑，这些白银中大多流入中国；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自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开港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问，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披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另外，弗兰克综合了不同 研究 者的观点，认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和日本总共生产了大约3.8万吨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为7000～10000吨，占1／3到1／4；而倘若把时间拉长到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中国获得的白银大约有6万多吨，占世界总产量13．7万吨的将近一半[1](P208-210)。

 

    以上所引的作者都是南方人(何良俊是华亭人，何乔远是晋江人)，所反映的基本都是南方的情况。南方商品经济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对外通商的便利。特别是其中的珠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是外国白银直接灌溉的地区。美国学者Robert· B·Marks指出，到1600年，对外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1](P225)。事实上，在白银的刺激下，不仅珠江与长江三角洲成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中心，包括东北、四川等以前比较独立的经济单元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也都被纳入了雏形乍现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内，形成了以市场为机制的全国性专业分工和资源协作 网络 。

    首先，它表现在专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在苏州府的许多市镇，越来越多的农户"以机为田，以梭为耒"[4](《风俗》)，"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3](卷4)，摆脱了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其中有些经营好的机户脱颖而出，成为剥削雇用劳动的小作坊、小工场主。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技术工人也日益增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应天巡抚曹时聘在给皇帝的上奏中，提到了苏州纺织业雇用劳动的情况：

          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6](卷361)。

    其次，表现在商业资本的壮大和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万历三十年(1602年)进士、曾任广西巡抚的谢肇沏在其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