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

 【 正 文】 
  
　　山东是 中国 历史 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是传统的农业区，自春秋战国直到唐宋，山东一直居于全国 经济 发展 前列。12-14世纪的数百年间，山东几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地位严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为山东经济的重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京杭运河山东段的浚通推动了鲁西平原商品经济率先起步；而明中叶赋役制度的变革则为山东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明中叶开始，山东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明代中叶山东人口仅740余万，清代嘉庆年间增至2890余万， 道光年间突破3000万，清末更达3700余万〔1〕， 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口大省之一。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三百余年间山东耕地面积从57万顷增至110余万顷〔2〕，增加了一倍；而人口则翻了两番还要多，人均土地从明代的7.7亩降至仅3亩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山东的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这三百余年间山东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负载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优化，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农副产品加 工业 、商业运输业在山东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山东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这一变化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其经济收益，同时也提高了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将小农与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粮食种植最主要的变化是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而这一制度得以推广又与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3〕 
  
　　山东两年三熟制的搭配是以麦-豆-秋杂轮种为主。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二麦种于仲秋，小麦更多，先大麦播种，历冬至夏五月收刈，大麦先熟，小麦必夏至方收"；"秋禾以高梁、谷豆为主，其次黍稷，沙地多种棉花，芝麻与稻间有种者"；"初伏种豆，末伏种荞麦，多用麦地，俱秋杪收刈"〔4〕。 咸丰年间沂水县令吴树声《沂水桑麻话》记载的是鲁中沂州府一带的情况："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地为涝地）两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种＠①子，……麦后亦种豆"。无论哪一种搭配都是以豆麦复种为中心，即先种越冬小麦→麦收后复种大豆，晚秋收获→翌春种植大秋作物，如高梁、谷子、棉花等等。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优价高，是北方旱地农业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小麦又是越冬作物，农历八月播种，来年五月收获，可合理利用地力、农时。大豆则生长期短，且有很强的固氮作用，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在两季大粮作物中插入一季大豆，可以在不增加肥料投入的前提下提高土地总产量，在经济上是十分划算的。正是由于麦豆复种的这一优越性，使其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成为山东两年三熟制的核心，而明清时期山东粮食种植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这一种植结构的调整过程。 
  
　　明代山东税粮征收分为夏、秋两季，夏税征麦，秋粮征粟。山东280余万石税粮中，夏税麦85万余石，占1／3，秋粮粟近200万石， 占2／3〔5〕，这反映了宋元以来山东粮食作物结构中粟，即谷子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崇祯《历乘》也说："北人以粟为主，粟收遂称大稔。"〔6〕 自明中叶前后这一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小麦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增长，这一变化以农业种植条件较好的鲁西南平原开始最早，也最为显著。如万历19年，在曲阜县孔府屯庄张阳庄的161 亩分种地中种麦66亩，占40.9％；顺治10年汶上县孔府12个屯庄的1220余亩耕地，共种植小麦947.95亩，种大麦84.93亩，两者合计已占播种面积的72.3％，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汶上县孔府各庄二麦种植比例详见表1）。  
  
  
表1　　顺治十年汶上县孔府屯庄二麦种植比例统计（单位：亩） 
屯庄　　　耕地面积　　播种面积　　　复种率　　　 种植小表 
陈家闸　　181.0　　　 183.0　　　　 1.0%　　　　 165.0 
胡城口　　96.0　　　　148.8　　　　 55.0%　　　　80.69　　 
马村庄　　123.03　　　148.5　　　　 20.7%　　　　91.76 
高家庄　　179.4　　　 179.4　　　　　-　　　　　 150.0　 
罗庄　　　64.5　　　　78.5　　　　　21.7%　　　　41.0 
鹿家庄　　115.0　　　 123.1　　　　 7.0%　　　　 82.3　 
疃里庄　　82.5　　　　117.7　　　　 42.7%　　　　58.0 
檀家庄　　69.9　　　　112.8　　　　 61.4%　　　　47.5 
游村庄　　58.0　　　　62.0　　　　　6.9%　　　　 49.1 
西平原庄　53.0　　　　53.0　　　　　 -　　　　　 48.0 
东平原庄　125.0　　　 125.5　　　　 0.4%　　　　 86.5 
所庄　　　73.0　　　　95.1　　　　　30.3%　　　　48.1　　 
合计　　　1220.83　　 1427.4　　　　16.9%　　　　947.95 
　　　　　占耕地面积%　　　　　　　　　　　　　　77.6% 
　　　　　占播种面积%　　　　　　　　　　　　　　66.4% 
屯庄　　　种植大麦　　　　　　二麦合计　　　　　 占耕地% 
陈家闸　　10.0　　　　　　　　175.0　　　　　　　96.7% 
胡城口　　3.43　　　　　　　　84.12　　　　　　　87.6% 
马村庄　　8.0　　　　　　　　 99.76　　　　　　　81.1 % 
高家庄　　5.0　　　　　　　　 155.0　　　　　　　86.4% 
罗庄　　　1.5　　　　　　　　 42.5　　　　　　　 65.9%　　 
鹿家庄　　12.9　　　　　　　　95.2　　　　　　　 82.8 
疃里庄　　5.0　　　　　　　　 63.0　　　　　　　 76.4% 
檀家庄　　1.2　　　　　　　　 48.7　　　　　　　 69.8% 
游村庄　　3.9　　　　　　　　 53.0　　　　　　　 91.4% 
西平原庄　-　　　　　　　　　 48.0　　　　　　　 90.6%　 
东平原庄　34.0　　　　　　　　120.5　　　　　　　96.4%　 
所庄　　　 -　　　　　　　　　48.1　　　　　　　 65.9% 
合计　　　84.93　　　　　　　 1032.88　　　　　　84.6% 
　　　　　7.0%　　　　　　　　84.6% 
　　　　　6.0%　　　　　　　　72.4% 
资料来源：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1册，第44－150 页各庄春秋总账统计。 
  
　　孔府所占土地可能土质较好，故种麦比例较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情况。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7〕 ；《峄县志》亦载，"二麦则阖境有之，视他禾十居六七"〔8〕；稍晚的记载如乾隆年间鱼台县，"谷之品，惟麦收独厚，小麦尤多"〔9〕；光绪时菏泽县"通计小麦居十之六七，余谷居十之三四"〔10〕。鲁北平原种植比例稍低于鲁西，但也达50％左右。如嘉庆年间寿光县，"十亩之田必种小麦五亩，其收早而利赢也"〔11〕。甚至土质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招远县，冬小麦所占比重也已是"大率于百谷居十之四云"。〔12〕 
  
　　冬小麦种植的发展是两年三熟制实行的基础；大豆种植由春播复种的转化使两年三熟制的实行从可能变为现实。 
  
　　山东大豆种植由来已久，品种甚多。不过，山东大豆种植原是以春播豆为主，而春播豆三、四月份下种，不适合麦后复种。明清时期山东大豆种植有一个由春播为主到夏播为主的转化〔13〕。这一转化过程在鲁西、鲁北平原开始较早，估计约在明中叶前后，到万历年间东昌府恩县一带，黄、黑、绿诸豆已是"俱五月初种，九月中收"〔14〕；清康熙年间淄川蒲松龄《农桑经》更进一步 总结 麦茬复种大豆的经验，"五月……留麦茬骑垄耩种豆，可笼豆苗"。在东部的山东半岛这一转化可能稍晚，清初，"三月种大豆"仍是较为普遍的农作习俗。〔15〕 
  
　　麦地复种大豆比例的提高直接 影响 着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率。如康熙年间邹县毛家堂100亩耕地中，每年约有70亩左右种植冬麦， 其中约有20-30％复种大豆，70％左右休耕；夏家铺的比例稍高些，在38亩耕地中一般总有20亩种植小麦，麦后复种大豆者10-15亩，另有少数麦地复种荞麦，麦地复种率约70％，休耕部分为30％。乾隆年间美化庄790 余亩耕地中冬小麦种植多为400-500亩，约占耕地面积的60％；麦地复种有明显提高，复种大豆占麦地的80％，另有10％左右复种晚谷、晚黍、荞麦等，休耕地只有百分之五、六了。〔16〕总之，麦地复种均以大豆为主，其他作物比例十分有限，故大豆复种率的提高直接关系着耕地复种指数，上述毛家堂、夏家铺二庄的复种指数分别为120和140，而美化庄则已超过150了。 
  
　　关于山东两年三熟制的发展，有同志认为始自雍乾之际〔17〕，笔者上述考察显示，明代后期至少在鲁西平原的兖州府、东昌府已经实行。如顺治10年汶上县孔府12个屯庄中有10个实行了复种，平均复种指数为116.9；此时的山东还处于明末战乱破坏后的恢复时期， 故复种应是沿明代旧例。万历年间东昌府恩县一带夏播大豆的普遍化当也与麦后复种有一定的关系。至于两年三熟制的普及当是在康熙中叶～乾隆年间，这显然与山东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密切相关，上举邹县、汶上县屯庄康熙二十年代麦后复种尚有间歇，到三十年代渐趋稳定，乾隆年间复种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又如，雍乾之时皇帝本人对山东麦收之地能否适时"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8〕也十分关心，时有垂问，《宪庙朱批谕旨》及《清高宗实录》对此多有记载。显然，此时两年三熟制已成为山东全省一种普遍的种植方式了。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小麦、大豆取代粟谷成为山东主要粮食作物（数据请参见表5），提高了小农的经济收益。 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位最高，市场需求也大，价格大大高于杂粮。山东民食以高粮、谷粟为主，而小麦主要是作为商品出售的，粜精籴粗正是小农提高土地收益的重要手段，每到麦收季节，外地商人纷纷赴山东收购小麦外运，或籴麦踏曲，故民间多有"一麦抵三秋"，"一麦胜三秋"之谚〔19〕。大豆种植也主要是为出售的。如《临朐县志》言，"黄豆黑豆最为民利，与麦同重。农人有田十亩，常五亩种豆，晚秋丰获，输租税，毕婚嫁，皆持以为资。岁偶不熟，困则重于无禾"〔20〕。山东大豆自明代即向江南大量输出，清乾隆年间大豆的输出量每年约在二百万石左右〔21〕。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山东农业种植实现了从一熟制向两年三熟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土地复种率，使同样面积的耕地可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方面适应了清代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可能。下面，我们就具体考察山东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山东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明王朝建立之初即推行指令性植棉政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2〕，这一政策对山东棉花种植的迅速推广起了很大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显然是植棉的经济收益。如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方，其利甚溥"〔23〕；万历《东昌府志》则言"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24〕。又如兖州府郓城县，土宜木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25〕；济南府临邑县"木棉之产独甲他所，充赋治生依办为最"〔26〕。据笔者统计，嘉靖～万历年间山东六府104州县中， 见于史籍记载的植棉州县已有40余个〔27〕，约占州县总数的40％。 
　　清代山东植棉进一步发展，植棉州县增至90余个，达州县总数的87％；特别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得到很大发展，一些棉花主要产区棉花种植已占相当的比重，出现了粮棉并重，乃至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康熙年间鲁西南曹县，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28〕；乾隆间，鲁北沾化县"通县所赖惟小麦、棉花二种"〔29〕。在鲁西北棉区棉花种植比重更高，清平县棉花"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30〕；夏津县则以棉花收成的好坏作为衡量"年之丰歉"的标准〔31〕；高唐州更是"种花地多，种谷地少"， 道光年间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引起地方政府的极大担忧〔32〕。大体而言，到清代中叶近代山东三大棉区已基本形成，依次为：（一）鲁西北棉区，以高唐、临清为中心，包括夏津、清平、恩县、冠县、武城、馆陶、丘县、堂邑等州县；（二）鲁北大清河棉区，以滨州为中心，包括惠民、乐陵、蒲台、利津、沾化、商河以及博兴、高苑、临邑等州县；（三）鲁西南棉区，包括曹县、郓城、巨野、单希地、定陶等州县。 
　　果树种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山东果树种植以枣梨为最. 核桃、柿子等次之。嘉靖《山东通志》称，梨"六府皆有，……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商人先岁计其木，夏相其实而值之，货于四方"〔33〕。平原、恩县两县接壤的马颊河西岸临河一带，北自梅家口、董家口，南至津期店"凡五六十里"多种植果树，"枣梨桃李之属获利颇多"〔34〕。 甚至有专以果树种植为业者，"每岁以梨枣附客江南"，以出售果品的收入开支全家衣食日用所需和交纳赋税〔35〕。运河沿岸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峄县等都有果品集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山东经运河输往江南的枣梨等干鲜果品每年即有五六十千万斤之多〔36〕。青州府益都、临朐等县所产果品以核桃、栗子、柿饼为多，柿树"盈亩连陌"，其果实加工为柿饼，与核桃、粟子等一起"贩之胶州、即墨，海估载之以南"，远销江淮闽粤，颇为民利〔37〕。 
　　表2　　　　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  
　　鲁西南平原　　　　　　　鲁西北平原　　　　　 鲁北平原 
清　滋阳(顺治)　　　　　　　冠县(康熙)　　　　　寿光(康熙) 
中　济宁州(康熙)　　　　　　馆陶(乾隆)　　　　　阳信(康熙) 
叶　鱼台(乾隆)　　　　　　　章丘(乾隆)　　　　　沂水(道光) 
前　曲阜(乾隆)　　　　　　　乐陵(乾隆) 
开　菏泽(嘉庆)　　　　　　　德平(乾隆) 
始　巨野(道光)　　　　　　　长山(嘉庆) 
种　城武(道光)　　　　　　　商河(道光) 
植　东阿(道光) 
　　　　　　　鲁中山区　　　　　　　　　　　山东半岛 
清　　　　　　蒙阴(康熙)　　　　　　　　　　潍县(乾隆) 
中　　　　　　泰安(乾隆)　　　　　　　　　　高密(乾隆) 
　　鲁西南平原　　 鲁西北平原　　 鲁北平原　　 鲁中山区 
清　金乡(同治)　　 淄川(光绪)　　 临朐(光绪)　 宁海州(咸同) 
中　嘉祥(光绪)　　　　　　　　　　新泰(光绪)　 黄县(同治) 
叶　邹县(光绪)　　　　　　　　　　莱芜(光绪)　 栖霞(同光) 
以　宁阳(光绪)　　　　　　　　　　肥城(光绪)　 昌邑(光绪) 
后　峄县(光绪)　　　　　　　　　　　　　　　　 掖县(光绪) 
开　郓城(光绪) 
始　朝城(光绪) 
种　范县(光绪) 
植　单县(光绪) 
　　东平州(光绪) 
合　计:42州县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 
山东烟草种植始于清初，大约以滋阳、济宁一带种植最早。据康熙《滋阳县志》记载，烟草"滋阳旧无"，顺治年间城西乡民试种之，"相习渐广"；到康熙年间已是"遍地栽种"，"每岁京客来贩，收买不绝"，颇为滋阳民利〔38〕。济宁烟草种植最晚在康熙年间，乾隆时烟草种植已开始与粮食作物争劳力争农时，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39〕。青州府寿光县烟草种植也是从济宁传去的，康熙年间有济宁人移居寿光，购种在当地种植，"获得甚赢"，于是邑人"转相慕效"，"不数年而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40〕。他如济南府的章丘、长山、德平，山东半岛的潍县、高密、黄县、宁海，以及兖州府、曹州府的大部分州县。清中叶前后都相继种植烟草。到清末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推广美烟种植之前，山东已有40％左右的州县种植烟草（参见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其中以兖州府之济宁、滋阳、宁阳、邹县，青州府之临朐、寿光、莱州府之潍县所产较丰。  
表3　　　清代山东花生种植分布年表 
鲁西南平原　　鲁西北平原　　鲁北平原　　鲁中山区　　山东半岛 
宁阳(嘉庆)　　临清(乾隆)　 陵县(光绪)　费县(乾嘉)　海阳(嘉庆) 
巨野(道光)　　丘县(乾隆)　 德州(光绪)　益都(道光) 平度州(嘉庆) 
城武(道光)　　冠县(道光)　 平原(光绪)　蒙阴(咸丰)　安丘(嘉庆) 
金乡(同治)　　恩县(光绪)　 齐东(光绪)　沂水(咸丰)　胶州(道光) 
朝城(光绪)　 高唐州(光绪)　淄川(光绪)　兰山(光绪)　即墨(同治) 
郓城(光绪)　　清平(光绪)　 禹城(光绪)　临朐(光绪)　黄县(同治) 
嘉祥(光绪)　　　　　　　　 齐河(光绪)　肥城(光绪)　潍县(光绪) 
邹县(光绪)　　　　　　　　　　　　　　 新泰(光绪)　诸城(光绪) 
滕县(光绪)　　　　　　　　　　　　　　 莱芜(光绪)　高密(光绪) 
峄县(光绪)　　　　　　　　　　　　　　　　　　　　 昌邑(光绪) 
范县(光绪) 
合计:43州县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 
　　此外，染料、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在明清 时代 也有较大的发展。 
　　　　（三）丘陵山区及贫瘠土地的开发利用 
　　棉花、烟草种植对耕地条件要求较高，故多集中于平原沃壤。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平原区人口密度翻了两番，就连明中叶还是"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的沂州、登、 莱三府〔41〕到清代中叶也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不足4亩。山东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1/3，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何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土地，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对鲁中山区、山东半岛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以发展山蚕养殖和花生、蕃薯的引种、推广最为有效。 
　　山东自古为蚕桑之地，史称"齐鲁千亩桑麻"，自汉唐历宋元，乃至明初仍是全国重要桑蚕区之一。明中叶以后山东桑蚕业逐渐衰退，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自14世纪起华北平原气候转冷，年积温下降〔42〕。不利于桑蚕生产；另方面显然是由于植棉的推广，棉花日益取代丝绢成为衣服的主要原料，植棉的经济收益亦属可观。而山蚕业的发展与桑蚕业的衰退恰形成鲜明对照。山蚕，山东古亦有之，明末清初开始由野生发展为大规模人工放养。据乾隆年间张崧《山蚕谱序》言，"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缚织衽之具踵事而增，工埒桑麻矣"〔43〕。宋元以来数百年间积累的经验，为清代山蚕养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放养山蚕虽需人工，但与家蚕相比却是工省利厚；同时无论丘陵山地，只要可种植槲、椿、柘、柞等树之处均可放养，不需占用耕地即可获厚利，故清代发展十分迅速。 
　　山东的山蚕业主要分布于鲁中山区的沂州、泰安二府和山东半岛青莱登三府的部分州县。康熙时人张新修所著《齐雅》记载，"山桑，叶大于常，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44 〕。康熙年间沂州府已是"各属山中多种树畜蚕，名为蚕场"，"弥山遍谷，一望蚕丛"〔45〕；又有记载说，"山蚕，齐鲁诸山所在多有，……而沂水所产为最"〔46〕。稍后，登州府山蚕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州县农户"均以养蚕为业，种柞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47〕。 
　　除民间自行传播外，山东地方官也加意提倡。乾隆24年山东巡抚阿尔泰下令济南、泰安、兖州府属各州县地方官购买勃罗树（即槲树）种，"发给百姓种植"以发展山蚕养殖〔48〕。此项措施很快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如乾隆47年《泰安县志》即载："槲……叶可饲蚕，谓之山蚕，织绸谓之山绸。向惟莱芜有之，近特收橡种发给贫民，设法劝种，七属山麓殆遍。槲之大者为橡，故俗呼橡子树，饲蚕宜小树，土人所谓勃罗科也"〔49〕。山东半岛莱州府宁海州种柞养蚕，也是乾隆年间知州李湖所倡导，邑民"世受其利"，故立生祠以祀之〔50〕。 
　　花生在山东的引种、推广稍晚于烟草，大体始于乾嘉年间。引种最早的当推鲁西北运河沿岸的临清、丘县，乾隆年间已见于记载〔51〕。可能是由于大面积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引种较早，但真正推广却已是光绪年间了。 
　　花生对土壤要求不高，在耕地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和鲁中山区更能够显示其经济效益，故推广较快。山东半岛多是在嘉庆年间开始引种，如安丘县"嘉庆十年以后始有种者，获利无算"，以致汶河两岸原不宜五谷的"废田"因种植花生获利，反被视为"膏沃之地"了〔52〕；胶州也发展较快，道光25年州志即称，州境"南鄙以蕃薯蓣为食，东以落花生代稼"〔53〕；平度州花生种植系嘉庆末年知州周凤云所教，同治间州人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美国花生种，子粒硕大，遂改种美种花生，光绪时则"连阡陌矣"〔54〕。咸丰年间山东半岛花生已有输出，郭嵩焘在即墨金家口港就见到"小车运载豆饼、花生上船以数百辆计，填塞街道"〔55〕。鲁中山区的益都、临朐约在道咸之际开始种植，因花生"工省而易收"，且对砂碛之地有较强适应性而被视为"贫民之利"，自咸丰～光绪初年逐渐推广，"种者颇多"〔56〕；兰山、费县、莱芜等更是"连阡累陌"〔57〕，产量甚丰。此外，鲁西南平原花生种植也有较大发展，如宁阳县引种花生始于嘉庆年间，到同光之际据说已是"其收获乃至与五谷埒"〔58〕；峄县西境地多砂碛不宜五谷，光绪间始种花生，"每亩可获十余石"，"南商每以重价购之，由是境内人远近皆传植之，贩鬻日众"，居民因以致小康〔59〕。光绪年间，山东花生种植已发展到40余州县（山东花生种植分布详见表3）， 其中鲁中山区的兰山、费县、莱芜、新泰，山东半岛的平度、胶州、鲁西南的宁阳、峄、滕等县产量较丰。 
　　高产作物蕃薯的引入和推广对于利用沙瘠土地，提高粮食总产量，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食粮 问题 也起了重要作用。蕃薯引入山东约在乾隆初年。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较早引种的地区之一，乾隆《胶州志》称，蕃薯由闽人余瑞元、陈世元等"移种于胶，滋息适合土宜"。据《金薯传习录》记载，陈世元系乾隆14年到胶州，其时正值"东省旱涝蝗三载为灾"，他乃"于次年捐资运种及犁锄铁钯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州之古镇，依法试种。始人尤不信可佐谷食，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至道光年间已是"蕃衍与五谷等"了〔60〕。安丘县也是"乾隆十四年有越人携种至北郭"，至道光年间"已蕃衍域内"〔61〕。运河沿线蕃薯的传入也在乾隆初年，乾隆16年黄可润"忧归"故里时途经德州，见蕃薯"甚多且贱"，"问之，云四、五年前有河南浙江粮艘带来，民间买种以为稀物，今则充斥矣"〔62〕，蕃薯的传种之速实在惊人。又如沂州府费县系"道光以后始盛行种植，同治六年荒歉，人赖全活"〔63〕。在民间 自然 传播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山东大力推广蕃薯种植，并颇获成效。如泰安府，"自乾隆十七年各县奉文劝种，于高阜沙土地依法种植"，至乾隆末年已是"所在有之"〔64〕；鲁西南济宁、巨野、郓城等州县也是"乾隆十七年奉文劝种"，道光年间"遍于中土"〔65〕。 
　　清代中叶，山东至少已有三十余州县推广了蕃薯种植。蕃薯传入山东后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推广，主要是由于它产量高于一般粮食作物数倍，乃至十倍，而对土地的要求甚少，因而很快成为解决日益膨涨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