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

 【 内容 提要】明清时期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占重要位置，而且与西北商人一起，构成当时 中国 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但朝廷只是为了自身完成从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演变，而调动民间商人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它并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交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本文以明清淮盐经营中的三个阶段--开中盐法的实施及嬗变、明万历四十五年的纲运化，以及道光十二年的北盐改行票制为中心进行讨论，从而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

中图分类号： K023
     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始终占重要位置，而且与当时另一大商业劲旅（西北商）一起，构成全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并形成中国封建晚期最具实力的商业资本集团--淮商集团。因据盐法，只有持引人才能经营盐货，故有人认为，明清时的盐商是垄断性商人，盐引就是其垄断的凭证。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业发生一次"纲运化"变革。即凡被纳入名册的商人，可将其持有的盐引"永永百年"地据为窝本。故又有人认为，这是盐商垄断的深化。即由原来的一次性垄断，演变为世袭化垄断。再到清道光十二年时，陶澍在淮北改纲为票，一时间北盐销量超过原有的定额。故有人说，这是一次打破盐商垄断的变革。徽州盐商也因上述而 自然 是垄断性商人。但明清时朝廷从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放弃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徽州盐商无论在浙盐或淮盐经营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未获得经营的垄断权（含与朝廷分享垄断的权利）。下面，本文就上述三个方面的 问题 进行讨论（注：本文是笔者试图对以往探讨的一个小结和提高，故内容可能有所重复，敬请谅解。），以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故所谓的"徽州盐商垄断"说不能成立。

     明洪武三年始行的开中盐法，是明清两代盐制的基础。其大体含义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商人为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被称之为"则例"。实施时，"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并严格规定："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由这些文字可看出，盐引是在商人纳粮之后才给的（其具体程序从略）。故盐引的本质，就是作为商人向朝廷缴费纳课的凭证。所谓"持引行盐"，实际就是"先纳课，后行盐"（该原则在明清数百年间始终未变）。"鬻盐有定所"，则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明清两代的引岸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朝廷对盐业利益的获取。"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则更表明朝廷为了确保盐利，宁肯错杀一百，也绝不许贩私者漏网。 
    1. 明初，灶户是国家盐货的生产者。其全部产品（含正额盐和余盐）均须上缴官仓，但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商人则是在纳粮后到官仓支盐。他们不得与灶户发生经营关系。即 " 丙午岁定，岁办（正额）盐每引四百斤，官给灶户工本米一石 " （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 · 盐铁》。）。 " 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 " （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 · 盐法》。）故这时朝廷是全部盐货的拥有者和经营者。 
    3. 到万历年间，嬗变已基本完成。即这时两淮商人所付出的正额引价和余盐课银，都是以盐课的形式上缴给朝廷。且他们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如约万历四十年时，淮盐正引价为每引银 0.65 两，余盐课银每引 0.7 两，火盐价每引银 0.375 两（五桶为一引，一桶 150 斤，已包括正额盐和余盐；桶价则为银 0.075 两）（注：汪崇筼：《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 》 2000 年第 3 期。）。这时朝廷已由专制性经营，演变为专制性收税。官仓的职能也随之消失。即史料称： " 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 " （注：《清盐法志》卷一六 0 ，《垣收上》。） 
     前已提及，"持引行盐"的本质，就是"先纳课，后行盐"。且在明代，朝廷因经济利益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过度提前敛取的政策，使商人在纳粮之后，要守候多年才能行盐。这就是所谓的商人困"守支"问题。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致商人在扣除守支费用之后无利可图。这无疑严重挫伤商人报中（即参与开中）的积极性。故明代盐史资料中，关于"商贾少至"、"趋中者少"、"报中寝怠"及"商人鱼散"等记载颇多。可以说，在明代的两淮盐业中，许多重大的盐政变革（或事件），如开中则例的一次次降低、"不拘资次支给"政策的出台、"常股盐"与"存积盐"问题的出现、余盐开禁及其在运司纳银、边商与内商的分化和摩擦（含"告掣河盐"），以及中后叶一次次的盐政疏理等，都与因困守支使商人无利可图，不愿参与新盐开中，从而导致朝廷收益无着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