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

     [中文摘要] 清代赣南山区的人口、土地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外部市场的刺激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土地利用方式，反而使情况更为严重。这样的生态和生计现实制约了赣南山区商品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 。赣南的例子说明，山区商品生产无法发展的原因不能用落后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人口、土地及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清代 赣南 人地关系 土地利用方式 山区商品生产
关于明清时期的生态 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透过这些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以来， 中国 社会 不仅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而且生态的恶化还引起亩产量下降、 自然 灾害频仍等严重后果。[1] 毫无疑问，这些后果的发生将严重地 影响 人们的生活，因此，可以说，生态的恶化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则是：生态的问题究竟怎样和人们生活发生了联系？生态的变化对 经济 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生态放置于整体社会，回到具体的 历史 场景作具体地历史 分析 。
处于赣、闽、粤、湘四省边界的赣南山区社会提供了探索这个问题的极好案例。[2] 明初，赣南属于地旷人稀的烟瘴之地，明中期以后，赣南山区在流民活动的推动下日渐开发，清中期以后成为人烟稠密的人口外迁区。[3] 伴随着人口增加，赣南山区经历的是生态日益恶化与生计日益艰难的历程，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难以有根本性突破。因此，下文即以清代特别是清中晚期的赣南山区为个案来探讨上述问题。 
一、 人地关系与艰难生计
明初，赣南是地旷人稀的烟瘴之地，杨士奇曾形容说："赣为郡，居江右上游，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4] 明中期以后，随着大量流民进入，赣南经历了一个人口增长和山区开发同时进行的过程。至清中期，赣南已是人烟稠密，户口日胜，如宁都州，"国家承平百年，休养生息，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5] 即使较偏远的地方，如长宁县（寻乌）亦是"今户口日稠，无地不垦，无山不种"。[6] 赣南明至清中期人口变动情况如表1。
从表1可看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赣南人口已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加了近8倍，后来人口虽有回落，但人口仍是洪武二十六年的7倍左右。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比1953年人口还多十多万。如果把1953年人口视为传统 时代 农业发展能容纳的极限，则无疑乾隆年间赣南人口已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表1：洪武二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元年、1953年赣南的人口（单位：万人）

府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乾隆四十一年（1776）|道光元年（1821）|1953年
南安府|7.8|56.9|67.3|70.0
赣州府|38.6|207.1|251.3|201.6
宁都州||81.8|87.8|61.6
合 计|46.4|345.8|406.4|333.2
资料来源：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表7-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4-2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说明：乾隆十九年（1754），析赣州府设宁都直隶州。
人口的增加使原来地旷人稀的赣南山区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乾隆初年信丰县民王道明在供状中就说："如今民多田少，田价比往年贵了好几倍。"[7] 土地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是"民多田少"。道光《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分析本州土地情况说："州及两邑纵横不及五百里，崇山峻岭去三分之一，为田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三顷二十二亩，男妇大小不下八十万，计口授田，人不及二亩。"[8] 一般认为明清地方志的田亩数只是纳税数字，但上述《宁都直隶州志》的数字来自于"风俗志"，而非"田赋志"，且与"田赋志"中的数字有较大出入[9] 。这说明上引数字并非纳税数字。笔者惊讶地发现，如果把1顷换算成100亩，则上述数字为1597322亩与1953年宁都州田亩数字1438662比较近似，而且，《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中的人口数字"不下八十万"也合乎事实，因此，《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中数字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考虑到赣南清代中期基本已开发完毕，《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中田亩和人口数与1953年数字近似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明道光年间以后，宁都耕地面积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按上引《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中提供的田亩数字和按表1中的人口数字进行 计算 ，则道光年间宁都州人均耕地为1.81亩，足见州志所谓"人均耕地不足两亩"并非虚言。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清代中期以后，赣南的耕地几乎达到极限，以后很难再增加，甚至还可能稍微减少。因此，虽然我们 目前 只有宁都州一州数字，但可以认为清代中期赣南的耕地数字与1953年接近。1953年，中国农业的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尚未展开，所以，可以假定1953年赣南粮食亩产量也与清代中期近似，这样，我们可以用1953年的耕地、人口和亩产量等数字，很容易地求得道光年间赣南的人均耕地和粮食产量等各项指标，见表2。
从表2可见，道光年间赣南人均耕地大约为1.5亩。如此低的人均耕地面积，直接带来的是人均粮食数值低下，因此，虽然清代赣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高于江西省的平均水准，但道光年间，整个赣南人均粮食不到500斤，这一数值显然是比较低的，如以帕金斯所采用的人均消费粮食约为每年580斤为标准，赣南粮食存在明显地不足。赣南与江西省的总体情况相比，亦属于人多地少的类型，无论人均耕地，还是人均粮食，都低于江西全省的平均水平。
正因为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严重不足，清代赣南所谓的"浮口"的问题是本地士人非常担忧的问题。"乡居之民，力耕者众。……，又生齿日繁，游手者众，赣人谓之浮口。一浮口辄费数农之食，其拳勇驰逐，遇事风生者，更为民之蠹。"[10] "浮口"，乃是失业人口，"山邑地瘠而民拙，所恃惟力耕。近以沙淤，失南亩之利，故失业者多。失业者谓之浮口。今之浮口患更甚于昔，俗之日非，浮口为之也。"[11] 
表2：道光元年（1821）赣南人均耕地、人均粮食及各项农业指标统计
府 名|人 口（万人）|耕 地（亩）|人均耕地（亩）|粮食总产（担）|人均粮食（斤）|耕地亩产（斤）|杂粮比例(%)|复种指数
南安府|67.3|1086981|1.61|4094920|608.5|404.1|6.3|141.8
宁都州|87.8|1438662|1.64|3672162|418.2|279.9|10.2|129.6
赣州府|251.3|3558770|1.42|12202996|485.6|364.9|9.2|142.7
赣 南|406.4|6084413|1.50|19970078|491.3|328.2|9.3|139.4
江西省|1878.3|41007635|2.18|113766064|605.7|310.5|7.9|122.0
资料来源：（1）人口数字见表1中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4-20，第134页； 
（2）耕地面积、粮食总产、粮食耕地亩产、杂粮比例、复种指数等数字见江西省统计局编：《江西省1953年基本情况统计表》，江西省档案馆X041第1册第85号文件和第113号文件。分府州数据由曹树基整理。
大量过剩的人口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清代赣南的粮食供应相当紧张。例如，南安府，"无广谷平原，生谷之土，多崎岖幽辟，而灌以陂池，佑以薯芋，虽有旱潦，菜色者寡。然而客户猥多，土不加扩，游食日益，籴且日增，势不能无待于振赡"；[]12 会昌县，"野无旷土矣，所收三倍于昔而米贵独甚于今，以生齿日蕃而食之者众也"；[13] 定南，"土瘠硗，无地产，惟耕田出稻，然贫民一岁所树，苟无荒歉，仅可足食"。[14] 
不仅如此，由于清代赣南商品经济不如周边地区发达，在区域竞争格局中处于输出粮食和木材等原材料的不利地位。周边地区粮食价格往往高于赣南，赣南粮食大量调运出境，导致赣南粮食供应更加严重。[15] 雍正年间，赣州每石米价一两四五钱，而潮州高达三四两，差价之大足以使人寅卖卯粮。[16] 与此同时，方志中常记载本地米运出境，导致民食艰难。如兴国"一遇俭岁转运出境者络绎不绝"，以致正常年景有时也发生饥荒，"虽不甚丰亦不甚歉，何遽至是？则曰：兴邑向无商贾拥厚赀权十一者，仅有田间所出，食取于是，衣取于是，冠婚丧祭以及不时之需，莫不取于是。故谷常易钱，转输于外县者多，而本境辄形支绌焉"。[17] 会昌"载米舟楫衔尾而至，倘遇歉岁，下流垂风遏籴，则嗷嗷哺者，有仰屋坐毙而已 。承乡山田颇号膏腴， 亦徒饱邻人之腹。 故谚之曰：'好个承乡，不养会昌！'"。[18] 乾隆以后，又进入一个全国性的米价腾涌期，在全国普遍缺粮的情况下，赣南粮食问题更为紧张。[19] 
粮食的不足，还使各地乡族势力纷纷在粮食紧张之时，采取"遏籴"的办法禁止粮食运输出境。前引《会昌县志》就有"下流垂风遏籴"的记载。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记有整顿风俗的若干条款，其中一条就是："一禁遏籴阻粜，谷不流通。……州俗每有私自联岗，不许搬运出境之事。甚至不许搬运出村，又甚至一城之内亦分畛域，本关之谷不许粜与别关，而田主存仓之租谷亦阻止不许入城，以致米价益昂，小民日食维艰，最为恶习。"[20] "遏籴"的恶习显然是粮食不足情况下，人们无奈的选择。实际上，在近代乃至当代，赣南的粮食一直是江西最为紧张的地区。[21] 
民食的紧张，土地的缺乏，多山的赣南被迫过度开垦山地。从表2可看出，赣南的杂粮比例与复种指数高于江西省平均水平，这显然是和赣南人多地少的生态条件有关，为了在有限的耕地获得足够的粮食，就必须提高复种指数。例如："会邑三十年以前田种翻稻者十之二，种麦者十之一。今则早稻之入不足以供口，是有水之田至秋尽种翻稻，无水之田尽种豆麦种粟种翻薯"。[22] 翻稻，就是双季稻。同样，在粮食不够的情况下，杂粮就成为主粮的重要补充。[23] 杂粮除了从耕地中获得外，在赣南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开垦山地。清代赣南开垦山地的活动有多种。首先是种植蕃薯等各类适宜山地栽种的杂粮以补水稻之不足，前引《会昌县志》的所谓的"无水之田"估计就是在山地上开垦出来的旱地。类似的例子还有，南安府，"无广谷平原，生谷之土，多崎岖幽辟，而灌以陂池，佑以薯芋，虽有旱潦，菜色者寡"；[24] 宁都州石城县种山者亦种蕃薯备荒，"蕃薯，近下乡种山者繁殖以备二哺之不足。虽多食不伤人，亦救荒一善物也"；[25] 赣州府的"山农"乃至以薯芋为主粮，"赣农皆山农也，力作倍于平原，虽隙地无旷， 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26] 垦山活动的另一 内容 是在山地上种植经济作物以换取粮食。清代赣南山区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蓝靛、甘蔗、烟草、花生、苎麻、经济林木等。[27] 种植经济作物固然刺激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作物的利润往往操纵在外地商人手中，赣南本地人很少经商，普通小农很难获得直接好处。[28] 对于普通小农来说，垦山更多的是为了维持生计的需要，同治《会昌县志》描述了垦山者辛苦劳作的情况：
会邑田山黍半，山居谷汲之民，以山为业。松杉竹箭，其产无多，无事勤勤为。木梓则重岗复岭，弥漫无际。当六、七月农务稍闲，锄去草莱，名曰铲岭。迨至青女司寒，梓桃成熟，蚁附猿攀，往还采摘，日暴壳裂，篝灯拣仁，虽妇女夜阑为度，不得少休。山业多者延至腊月，尚徹日连宵，撞槽炸油，其作苦如此。[29] 
这是一幅典型的为了谋生向山地过度索取资源的谋生图景，其背后则是生态的日渐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