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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来源: 2017-08-22 10:23

     在论明代国内市场的时候,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观察流通的 发展 和市场性质的变化的:(1)商运路线的增辟和新的商业城镇的建立;(2) 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运销;(3)大商人资本的兴起。[1]①清代,则已有可能以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作一粗略估计,因此,对(1)(3) 两项我只在第一节中作简略概述,对(2)项亦只 计算 粮和布两种主要商品,以省出篇幅,留作量的 分析 。
关于本文 研究 国内市场的目的和对我国封建社会 各级市场的看法,都已在论明代市场一文中详述。这里从略。
一 国内市场的扩大
前文曾提过,明代国内市场的开拓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这是受 政治 影响 。清代商运路线有更大的扩展,则基本上是 经济 发展的结果了。
清代东西贸易有重大突破,尤其是长江一线。上游(即宜宾至宜昌段)商运主要是清代开拓的,这和四川的移民和开发是分不开的。川江主要支流嘉陵、沱江、岷江都在粮食和棉、糖、盐产区,汇流而下,集中宜宾、泸州、重庆。乾隆初,为运云南铜矿,还在宜宾以上疏凿险滩,开通金沙江船路一千三百余里,泸州更成商贸重镇,惜不久淤塞。
长江中游(即宜昌至汉口段)的贸易也是清代才大发展的,这主要是由于洞庭湖流域的开发,长沙成为四大米市之一,而岳阳成为湘江等水的货运中转站。同时,由于陕南山区和鄂北丘陵地带的开发,唐以后陷于停滞的汉水船运重新活跃起来,襄、樊成为商业城市。于是,除粮食为大宗外,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蜀的丝、茶以主南北土产,都汇入长江。
长江上中游商运发展的结果,出现汉口镇这样大的商业城市。汉口原一荒洲,属汉阳县,明嘉靖时,整个汉阳县人口不过二万余,到清乾隆时,单汉口镇即达十万,成为华中和东南贸易枢纽,号称"九省通衢"。不仅长江上中游商货汇集于此,淮盐、苏布、东南洋广杂货也在此集散;鸦片战争前年贸易额在一亿两左右。[2]①
其余东西方贸易,最有发展的是南方的珠江水系,尤其是西江船运。又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原限于军船,康熙时始有商船,但随即出现吉林、失馀、嫩江等商业城市。惟中部淮河船运,仍受黄河干扰,无何进展。
南北贸易方面,清代对大运河的整治远不如元、明,只是修修补补。康熙时开中河,避去一部分黄河之险,出现清江浦(今淮阴)这样的商业城市,乾隆后期人口达五十四万。乾隆末,中河淤废;道光初,宝应高邮段全淤,大运河的利用就更差了。
长江以南的南北 交通 原有两条干线:一由江西赣江南行,过庾领,经北江到广州。此路明代即商运繁盛,清代续有发展。尤其福建茶大量出口后,清廷禁海运,均由此路运广州,沿途船夫、挑夫、客店、小贩以十万计。另一路由湖南湘江南行,过桂林,沿西江到广州。此路明洪武虽重修灵渠,但是军事目的。到清代,随着沿庭湖流域的开发,湘江商货日繁,始成为重要商路。尤其广州一口通商后,丝茶在湘潭装箱南运;洋货亦先集湘潭,再分运内地。中经南风岭,人力肩挑,不下十万人。
清代南北贸易的重要发展,是沿海北洋船线的开通。由上海绕山东半岛到天津的北洋船线,辟于元代,但基本上官漕;明代废海漕,航道几乎湮灭。清康熙重辟,并由天津延至营口,与辽河联运。每年沙船运北方豆、麦、枣、梨等到江、浙;运布、茶、糖等南货去华北、不北,成为南北一大干线。至于南洋沿海航线,与明代无殊。 台湾 贸易则颇有发展。
到鸦片战争前,我国的内河航运路线,大体已具有近代的规模,内河航程在五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约一万公里。事实上,鸦片战争后的发展,主要是一部分航程改用轮驳船而已;直到铁路兴建,才发生重要变化。
清代的大商人资本,有进一步发展。徽商、山陕商、海商之外,有粤商、宁绍商、沙船商和经营国际贸易的行商兴起。原来贩运商人属于客商,到交易城市须投行。明代大商帮兴起,已不尽是客商,而常挈着在交易城市占籍。入清以后,他们就大多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乃至批零兼营;于是商人会馆林立,反映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北京、苏州都有商人会馆三、四十处。商人会馆按地区分帮,竞争激烈,帮分裂,会馆也分裂,同时,又有全行业性的会馆出现。嘉庆以后,会馆逐渐为工商业公所所代替,公所则大多是全行业性的组织了。到清末,苏州有公所一百余处,上海有六十余处。
清代的大商人资本,仍以与封建政权关系密切的盐商最为显赫,盐商仍以徽商为主,八个总商中徽商常占其四。但是,如后民说,盐在清代市场上已是退居第三位的商品了,布、茶、丝等传统商品都有发展,并逐步摆脱封建势力;新的 工业 品陆续加入市场,并有洋货和广杂货成为一大行业、嘉庆以后,盐商衰落,行商(广东十三行)势力已凌驾盐商。不珲,行商与另一非商品性的大行业山西票商,其与封建政权的关系也是极其密切的。
前文曾提到,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组织还限于家族范围。清代,则已有信贷发展。康熙时,徽商"虽挟资行贾,实非已资,皆称贷于四方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3]①明代大商人资本还是银五十万两级、最高百万两水平。清代,则数百万两已属常见,进入千万两级。淮盐商人'办运者百数十家,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4]②"淮商资本之充实进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5]③山西巨商"元氏号称数千万两"[6]④。广州行商伍怡和的资本有二千六百万元,其他大的行商亦在千万两左右;和坤单当铺的资本即达二千万两。这说明市场积累货币资本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当然,这时大商人资本的积累还多少带有封建权力因素,不完人是经济手段,和坤之流尤其如此。他们的积累,除扩大商业外,也主要是用于购买土地,甚少投资生产。尽管如此,据我们考察,清前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主要是依靠商人资本,仅少数是由小生产者分化而来。[7]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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