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

 [摘   要]1840年以来， 中国 的绝大部分区域，通过开放港口及沿边商埠，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世界 经济 体系。港口一腹地对中国近代 交通 和贸易体系、城市格局、经济区域以及 现代 化的区域差异等方面产生了重要 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指向贸易港口已成为近代交通和商业 发展 的主要特点；由于沿海沿江一些港口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城市，在不少区域实际已成为经济中心，从而发展为与 政治 中心城市二元并立的状况；20世纪前期形成的港口一腹地的格局至今仍在大体维持着；按照经济地 理学 的原理和近代的启示，当前的港口一腹地格局实际已预示着新的经济区的即将形成；远离东部港口城市和指向港口城市的交通道路是申西部落后于东部沿海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近代；港口一腹地；中国的现代化

 

 

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经济的空间扩展模式，大体是首先形成于沿海港口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尔后再沿着交通路线往内地扩展，而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之间的物流关系，是沿海地带和内地经济联系的最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对双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除此之外，在长江一线也有不少开放港口，在流域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开放港口都有自己一定的腹地范围，而各地区在腹地中的地位的不同，特别是与港口城市以及联系港口城市的主要交通路线的距离与便捷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水平的差异。因此，港口一腹地 问题 ，实质上是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空间进程的关键。

 

一、港口、腹地、物流与 研究 路径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结束长期以来的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开始开放沿海主要港口，这一开放进程持续了几十年。此外，各地为了发展贸易的需要，也自行开放了一些港口。这样，在我国沿海、沿江(长江)和沿边(边疆地带)，便形成一批对外开放的商埠。到20世纪20年代，在当地设立海关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海关贸易报告年报上辟有分关报告的开放商埠，已达到四十余个。

    这些广泛分布的商埠，构成了中国近代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尽管这种开放大多是在外力的强迫下实现的，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体现，然而它客观上促使着中国各区域的现代化和经济外向化．，无论是沿海沿江还是沿边的开放商埠，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比较重要的仍是分布在沿海沿江的港口。自北向南，主要有东北的安东(今丹东)、大连、牛庄(今海城市西部)，华北的天津、烟台、青岛，华中的上海、宁波、温州，华南的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梧州， 台湾 的淡水、打狗(今高雄)，以及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万县，中游的汉口、九江，下游的芜湖、南京、镇江等港，也是重要的开放港口。

    沿海港口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它们是我国和国外以及我国沿海各地区之间发展交通与贸易联系的主要枢纽。一方面，各港口城市通过密切的海上联系，形成繁荣的埠际贸易，我国的南北区域以及沿海与内地的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物资通过这些港口输往世界各国，各国的进口物资通过这些港口输入中国。这样，这些港口城市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便成为国际、国内两个扇面连接的枢纽。一方面，它们通过进出口贸易，联接着中国通往外国的这一个扇面；另一方面，又通过港口和其腹地的物资输送，连接着国外通：庄中国的另一个扇面。无论是国际市场和还是国内市场，对特定区域的经济而言都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市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果只研究国际市场而不研究国内市场，便不能看到区域经济外向性的规模和深度。事实上，1949年以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各类出版物中，"进口货"和"出口货"都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部分。本文即采用这种划分 方法 。

    对于港口而言，货物流通过量的多少决定其繁荣与衰落，而货物流通过量的多少又主要取决于港口腹地范围的大小及其经济发展程度。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解释，所谓的腹地(Hinterland)，是指位于港口城市背后、提供出口物资和销售进口商品的内陆地区。这一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近代中国港口商品集散的结构相当复杂，我们不能将腹地简单地等同于港口出口物资的来源地和进口物资的销售地。就进口商品而言，一部分通过港口背后的交通路线直接输往内地，一部分再复出口到其他港口(称为转口)。就出口商品而言，一部分从港口背后的内地直接运输而来，还有一部分则因某种交通、税收甚至政治上的原因，不走空间距离较近的港口而从较远的港口出口。在上述各部分中，我们只将与某一港口或这一港口的其他腹地陆地相连、直接销售港口进口物资和直接提供出口物资的区域，称为某一港口的腹地，那些销售该港口的转口物资和将物资舍近求远运至该港口出口的地区都不能算做该港口的腹地。

    港口一腹地既是一片陆地相连的区域，必然会有自己的边界。然而，人文地理学的普遍 规律 告诉我们，除非有高大的山脉阻碍两侧的气流、物资、人员的流通和交换，导致山脉两侧的人文地理景观的巨大差异，人文地理区域边界两侧的人文现象的差异都不是一刀切、泾渭分明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即在某一区域占主导的某种人文现象在边线以外的区域的边缘地带也有一定的存在，只不过这种现象在这一边缘不占主导地位并随着离开边线的距离的加：欠而不断减少罢了。港口一腹地作为一种人文地理现象同样如此。各块腹地的边缘部分除了和所属的港口发生物流联系之外，也和其他港口发生同样的联系，虽然在物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后者往往不及前者。这种边缘地带，我们称之为交叉腹地。交叉腹地在各港口一腹地的边缘地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将基本不存在交叉现象的腹地称为基本腹地的话，任何一个港口的腹地便由基本腹地和交叉腹地两部分所组成。

    有时，还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即在一些空间范围有限的区域内同时存在着几个港口，而这几个港口又拥有共同的腹地，哪怕是稍为模糊的腹地边线也

不易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这一区域视作若干个港口的共同腹地。例如，珠江三角洲就是广州、香港、澳门三大港口的共同腹地。

考察沿海沿江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这些城市无不是首先发展贸易，通过贸易推动交通和 工业 的发展，再通过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去影响附近地区乃至遥远的内地的。因此，港口和港口城市的概念不同，通过港口的进出口贸易也只是全部贸易的一部分，港口城市的内涵要远远超过港口，二者在和腹地的联系方式及影响 内容 上必然有所区别。港口和腹地的经济联系基本上体现为货物流与客流，而港口城市和腹地的联系除了货物流与客流，还有各色各样的人员流，其影响则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如果要将港口一腹地研究透彻，就必须放在港口城市一腹地的大格局中；而且，除了研究双方的经济关系，还要研究双方的文化和政治关系。然而，为了便于研究，在前期仍只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制在港口城市和腹地之间，通过港口进出口货物流体现的经济关系上。主要方法是，通过对货物流集散的 分析 确定港口的腹地，再从分析进口商品的销售、出口商品的生产以及货物流的运输入手，探讨港口城市和腹地之间首先通过港口货物流体现的双向经济联系。

 二、港口进出口商品和腹地的经济变迁

 

    开埠以后，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即使是相当偏远的西部地区，通过开放港口以及沿边商埠与国外发生了贸易往来，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一方面，北方主要是通过天津港而发生的外向型经济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近代天津港的腹地不仅包括附近的今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还包括较远的陕西、甘肃甚至新疆、青海和外蒙古。至迟到1876年，来自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大黄已通过天津出口，西北的皮张、羊毛、羊肠、骨头等畜产品白天津出口的数量也在逐年加大。当时，西北通往沿海的近代交通尚未建成，出口物资外运主要依靠各种传统的交通方式，一再辗转，相当不便。甚至到了20世纪初，新疆、甘肃等地的出口物资运到天津，仍要先用骆驼运到包头，再经包头水运到绥远(今呼和浩特)，然后经平绥铁路运到北京转天津出口[1]。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新疆、甘肃这样极为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人们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强烈欲望驱使下，仍会克服种种困难，将当地所产的货物外运出口。新疆、甘肃如此，那些交通方便或接近港口的地区更是如此。

    对于各区域的经济而言，商品进出口是形成外向性经济的主要方式。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当地消费结构因之发生改变，而出口商品带来的利益又会诱导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投入出口生产。同时，近代交通和工厂的兴起也会导致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迁无疑是衡量各地区外向性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尺度。

    天津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开埠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生产资料类商品在整个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价值剧增。在开埠后的头二十年间，此类商品占天津整个进口总值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1％。但到19世纪90年代后，此类进口有了明显的增加。1893年，占整个进口总值的15．6％；1898年，达到41．0％；1903年以后，虽然下降到31．8％，但其实际进口值却比1898年要多得多。1903年进口值为5 925 383海关两，而1919年和1931年的进口值又分别为1903年的5倍多和6倍多，分别达到29 844 104海关两和37 446 775海关两。而且，与20世纪初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津港生产资料的进口种类已比较齐全[2]。第二，生活资料类商品和非正常消费品鸦片的进口值在整个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1863年，生活资料与鸦片的进口值分别占全部进口总值的31．2％和36．4％；1883年，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了80．7％和9．1％，一共占了进口总值的89．8％；到1903年，几乎已没有鸦片的进口，而生活资料类商品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也下降为39．2％。此后，因进口种类从原先的棉布、煤油、糖等有限的几种，增加了纸、牛乳、蛋类、蜂蜜、咖啡、米、面、酒、其他饮料、香料、食用果品等一二十种，生产类商品进口值有所上升，到二三十年代达到60％以上。1903年，生活资料的进口值为7 312 219海关两；1919年和1928年，分别为1903年的4倍多和10倍多，达到32 039 445海关两和75 181 475海关两[2]。第三，出口值不断增加，增长速度超过进口的增长。开埠初期，天津全部出口值极少，1866年总计2 687 962两，时进口值高达16 583 457两；到1922年，出口值为75 061 425关平两，折算成两大约是1866年的29倍，而同年进口值为169 454 907关平两，折算成两只相当于1866年的11倍。虽然进口的增长速度令人注目，但出口值的增长速度无疑比进口要快上一二倍。1866年，出口值只相当于同年进口值的16．2％。此后。由于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进口的增长，出口值相当于进口值的百分比不断上升，1922年已达43．2％[3]。

    天津作为北方最主要的贸易港，其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北方经济逐渐走向外向化和现代化的充分体现。进口的生产资料类商品，在20世纪以前主要是铁路器材、棉纱和机器；此后门类大增，主要是钢铁、金属、化工及医疗器材、机器、铁路器材和交通工具，以及烟草、木材、棉花等生产原料。这就说明，生产资料进口量的大增及其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的逐步提高，无疑是北方交通和工业有所发展的体现。而鸦片进口从多到少再到无，生活资料类进口从种类较少到种类较多且进口值有较大增长，则是北方 农村 商品生产规模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城市发展，以及对多种多样的生活消费品需求提高的体现。

总之，随着沿海港口的开辟，北方经济的外向性程度得到初步提高，开始形成以港口城市为龙头，以腹地众多商业城镇和市场 网络 为依托，以国内农畜产品和国外工业制成品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大大促进了北方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