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动关系

 从企业国际战略入手是研究当前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新型互动关系的核心。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背景，以企业国际战略实践的发展趋势为主线，分别对一体化和外包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互动关系。 
　　 一、 企业一体化理论 
　　 1. 两国一体化模型。垂直一体化（Helpman，1984;Helpman & Krugman，1985）与水平一体化（Markusen，1984）是最早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一体化理论。垂直一体化理论实现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纵向融合。企业基于国家要素禀赋优势，以最小化成本为目的，将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生产工序分别配置在具有成本优势的区位进行。垂直一体化理论认为，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贸易与投资呈现相互引致关系。水平一体化理论实现了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横向融合。将规模经济和规避贸易成本作为直接投资的动因。水平一体化理论认为，发展水平相似国家间投资与贸易呈现相互替代关系。 
　　 2. Markusen（1996，1997）通过建立知识资本模型，将垂直一体化理论与水平一体化理论融合在一起。模型假设知识资本品为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且具有可分性和联合投入性，前两种性质是产生垂直一体化的基础，而联合投入性意味着存在内部规模经济，是水平一体化的动因。研究认为，当两国要素禀赋相似且贸易成本较高时，企业选择水平一体化战略;当贸易成本较低且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较大时，企业选择垂直一体化战略，随后Carr、Markusen和Maskus（2001）的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3. 多国一体化模型。Motta和Norman（1996），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1），Ekholm等（2003，2007）均发现，一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出口到第三方国家（除母国和东道国以外的国家），东道国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出口平台。Motta和Norman（1996）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的区域内外贸易成本差异，使区域外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某国进行直接投资，从而打入区域内部市场。Ekholm等（2003，2007）建立一个三国模型研究"出口平台"（Export-Platform）型直接投资，研究认为，海外生产的单位成本优势与较高的固定成本引发跨国公司出口平台型一体化战略，模型很好的解释了母国向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引致东道国向他国出口的现实。 
　　 Yeaple（2003）在南北模型框架内建立企业复杂一体化模型。假设两个北方国家（本国和F国）为技术丰裕型，一个南方国家（S）为劳动力丰裕型。两种中间产品，分别为劳动型中间产品和技术型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由两种中间产品无成本装配而成。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可在本国或外国生产，在海外生产时需承担额外的固定成本。企业潜在的一体化战略选择为：①本土一体化，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装配均在本国进行，并向F国出口。②水平一体化，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装配分别在本国和F国同时进行，最终产品当地销售。③垂直一体化，劳动型中间产品在S国生产，技术型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在本国生产和装配后，向F国出口。④复杂一体化战略，劳动型中间产品在S国生产，技术型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装配分别在本国和F国同时进行，最终产品当地销售。研究结论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若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较大，企业选择垂直一体化战略;若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较小，企业选择本土一体化战略。当运输成本居中且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较大时，企业选择复杂一体化战略。当运输成本较高时，企业选择水平一体化战略。模型的不足在于：一方面假设仅北方国家消费差异化最终产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对于产业内部企业的对称性假设，忽略了企业间的差异性，无法解释现实中同一产业内部企业间生产组织模式与国际战略的差异。 
　　 4. 异质性企业模型。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的实证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对产业内部企业对称性假设的重新审视。例如Clerides等（1996，1998）对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摩洛哥的数据研究，Bernard和Jensen（1999，2009）、Helpman等（2004）、Yeaple（2012）对美国的数据研究，Bee-Yan 等（2000）对台湾数据的研究，以及Baldwin和Gu（2003）对加拿大的数据研究均发现，即使在出口产业内部，仅生产规模较大、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出口。随后Melitz（2003）提出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开启了产业内部异质性企业理论研究的序幕，并为之后的研究广泛引用。 
　　 Grossman等（2006）基于Melitz（2003）对Yeaple（2003）进行扩展。模型假设两个北方国家（本国H和F国）和一个南方国家均消费最终产品，南方国家具有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装配的成本优势，并且将企业的异质性纳入模型框架。结论认为：生产效率低的企业选择本土一体化战略，同时将最终产品出口至F国和南方国家。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当运输成本较低时，选择在南方国家进行中间产品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装配活动，将最终产品出口至本国和F国;当运输成本较高时，选择在南方国家生产中间产品，分别在三个国家进行装配后当地销售。而生产效率居中的企业其国际战略取决于海外生产和装配的固定成本的相对大小，以及国家间市场容量的差异。 
　　 企业一体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集中在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装配的区位选择。其中，围绕中间产品展开的贸易和投资呈现相互引致关系，而围绕最终产品的贸易和投资多呈现相互替代关系。随着中间产品生产的日趋标准化，以及具有专业技术优势的中间产品供应商的兴起，许多企业放弃大而全的经营战略，选择小而专的生产模式，外包活动盛行，为异质性企业的国际战略与贸易投资关系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二、 企业生产组织模式：一体化还是外包？ 
　　 1. 产权理论研究方法。Antràs（2003）通过对美国数据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进口多为公司内贸易，而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多通过外包获取，且公司内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与产品出口国的资本丰裕度正相关。为了解释这一现象，Antràs（2003，2005）将产权模型（GHM）与Krugman和Helpman（1985）相结合，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产品要素密集度对企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模型假设最终产品yi由中间产品xi装配而成，xi具有完全的专用性，其生产函数为xi=（■）？浊（■）1-？浊，由中间产品生产者提供。最终产品企业通过一体化或外包模式获取中间产品xi，但均需与中间产品生产者谈判。事前双方无法签订完全的契约来约定中间产品的价格、数量以及未来各种或然情形，需要事后针对已生产并交货的中间产品进行二次谈判。为了避免事后中间产品生产者的无理议价（Holdup），事前双方需要分担中间产品生产的专用性投资。在一体化模式下，中间产品生产者拥有中间产品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事后再谈判中拥有较（外包模式）大的外部选择权（Outside Option），从而具有较（外包模式）大的事前投资激励。模型假设中间产品生产者承担劳动要素（L）的专用型投入，最终产品厂商承担资本要素（K）的专用型投入，从而得出一体化模式下中间产品的资本密集度较外包模式大，即KV/LV>KO/LO。且一体化模式的相对利润（？仔V/？仔O）是？浊的单调增函数，意味着中间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浊）越大，一体化模式的相对利润越大。开放条件下，国家要素禀赋优势以及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动机使得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在资本丰裕型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在劳动丰裕型国家生产。从而得出，资本密集型产业内部，企业偏好对资本丰裕型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企业内贸易获取中间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企业偏好向劳动丰裕型国家进行离岸外包，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获得中间产品。随后Tomiura（2009）利用日本厂商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该模型的不足在于：首先，假设最终产品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者事前针对专用型中间品的生产分别进行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且最终产品由中间产品无成本装配而成，因此双方事前关于专用性投资的比例唯一决定了最终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当上述两个假设不能同时满足时，模型的结论便不再成立。其次，由于忽略了产业内部企业的异质性，使一体化和外包模式在同一产业内部不能共存。 
　　 Antràs和Helpman（2004）对Antràs（2003）在三个方面进行扩展。首先，模型假设存在两种中间品（总部服务品h和零部件产品m）。其次，引入产业内部企业的异质性，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yi=？兹（■）？浊（■）1-？浊。最后，提出一种新的产品密集度概念--"契约型投入品密集度"，即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通过契约化实现的比例。模型假设总部服务品h由最终产品企业本土生产，零部件产品m是可被契约化的投入品，通过一体化模式自行生产或通过外包模式向外部独立的供应商订购，其生产或订购行为可在本国（北方国家）或南方国家进行。因此，m所占比重（1-？浊）即为最终产品yi的契约型投入品密集度。在一体化模式下，最终产品企业拥有较大的剩余控制权，在事后的谈判中拥有较大的外部选择权和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但给予中间产品生产者的事前激励较少，从而抑制最终产品的总产出。因此最终产品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并非越大越好。研究认为：当最终产品为契约投入品密集型时（？浊较小），最终产品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可变利润负相关，即外包模式的可变利润较大;当最终产品为总部服务密集型时（？浊较大），最终产品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可变利润正相关，即选择一体化模式的可变利润大。并且，模型假设外包的固定成本严格小于一体化，因此契约投入品密集型产业内，外包模式的可变利润大且固定成本较小，均衡时该产业内所有企业选择外包模式，其中生产效率高的选择离岸外包战略，生产效率低的选择在岸外包战略。总部服务密集型产业内，一体化的可变利润大但固定成本也大，此时一体化与外包模式并存，其中生产效率低的选择在岸外包;生产效率居中的选择本国一体化;生产效率较高的选择离岸外包;生产效率最高的选择跨国一体化战略。模型的不足在于：异质性企业的国际战略仅涉及一种中间产品，且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从而中间产品的成本优势被唯一锁定在南方国家，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外包或一体化行为。同时，与Antràs（2003）一样，模型假设最终产品企业通过提供激励，总能吸引并成功匹配专用性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现实不符。 
　　 Grossman和Helpman（2005b）对Antràs和Helpman（2004）模型进行了三方面的不同探讨。首先关于一体化与外包模式固定成本的大小关系做出与Antràs和Helpman（2004）相反的约定，即一体化模式的固定成本严格小于外包模式，因此，在契约投入品密集型产业内部，外包与一体化模式并存。其次，将固定成本视为产业层面的变量，从而不同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企业的国际战略整体分布存在差异。最后，将总部服务品m理解为装配活动并且能够在南方国家进行，一旦考虑了中间产品运输成本，最终产品企业偏好选择距零部件品m生产区位接近的国家进行装配，从而解释了产品生产链条上各工序之间的临近（Proximity）现象。 
　　 Antràs（2005）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思想融入Antràs和Helpman（2004），引入异质性企业国际战略决策的动态变化机制。模型假设最终产品的契约投入品密集度（1-？浊）随产品的日益成熟而增加。在产品初期，需要大量的总部服务投入（？浊较大），此时为总部服务品密集型。随着产品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总部服务所占的比重（？浊）日益减小，逐渐变化为契约投入品密集型，从而企业的国际战略也相应发生改变。 

产权理论研究方法强调了最终产品企业的国际战略面临两个层面的权衡：首先是生产模式层面关于一体化较大的剩余控制权与外包较高的激励之间的权衡。相对于外包模式，企业选择一体化模式拥有较大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在谈判时拥有较大的外部选择权，但给予中间产品生产者的事前投资激励较小。其次是生产区位层面关于南方国家单位成本优势与本国生产经营节约固定成本之间的权衡。 
　　 2. 交易成本方法。前述模型中，最终产品企业通过提供某种激励，总能成功吸引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为其提供专用性的中间产品，这一点并不符合现实，最终产品企业搜寻中间产品生产者并与其成功匹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需要承担一定的搜寻成本，匹配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市场中最终产品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者的数量以及双方技术水平差异，直接影响搜寻成本和双方成功匹配的概率。 
　　 McLaren（200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03，2005）的一系列的论文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市场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对最终产品企业国际战略的影响。McLaren（2000）的竞价模型假设最终产品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者之间成功匹配的概率随市场厚度增加而增加。最终产品企业需要权衡外包模式下不完全契约造成的激励扭曲与一体化模式下较高的管理成本。研究认为，封闭状态下，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内部不会存在外包模式，一体化是唯一的均衡状态;而较大经济体内部一体化与外包模式并存，国际贸易产生的大市场效应对外包模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模型强调最终产品企业的外包决策与中间产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机制。Grossman和Helpman（2002b）在McLaren（2000）基础上引入最终产品企业之间以及中间产品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抑制作用。结论认为：一体化模式的单位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越大，搜寻的技术水平和效率越高，最终产品企业越偏好外包模式。议价能力（Bargain Power）对最终产品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外包模式下最终产品企业的议价能力小，从而获取总利润的比例少;但另一方面能够给予中间产品生产者更高的激励，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增加最终产品的产量和利润，从而吸引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者进入，增加最终产品企业成功匹配和获利的概率。只有当其议价能力居中时，最终产品企业才偏好外包模式。 
　　 上述模型强调了市场厚度对最终产品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者间成功匹配的正向作用，但是这种正相关性是作为假设前提直接给出的，并未对匹配的内在机制做出深入解释。Grossman和Helpman（2002a，2003，2005a，2007）的一系列论文认为最终产品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者间成功匹配的不确定性源于双方的技术差异，通过引入定制性投资（the Investment of Customization）成本论证市场厚度对成功匹配的内在促进机制。中间产品生产者为了生产出符合最终产品企业需求的专用性中间产品，要承担定制性投资成本，其大小取决于双方的技术属性差异（双方在技术空间上的距离）。只有定制性投资成本小于达成契约的预期收益时，才愿意并且能够生产专用性中间产品。而市场中最终产品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者的数量越多，双方在技术空间上的距离越近，技术差异越小，定制性投资成本越小，越多的中间产品生产者能够生产专用性中间产品，从而双方成功匹配的概率越大。 
　　 三、 评述与展望 
　　 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现实企业经营实践表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逐渐统一于企业的国际战略中。从异质性企业的国际战略视角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问题成为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目前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和趋势：①日益关注企业的异质性，旨在揭示现实产业内部企业生产模式与经营战略实践的差异。②现有文献研究集中讨论企业自身特征（如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产业特征（如产业结构或产品密集类型）以及国家层面的特征（如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市场容量、法律制度、贸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对异质性企业国际战略的影响。然而，现有理论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现有文献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研究。②理论研究居多，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虽然一些研究结论已经得到现实数据的有力支持，但是仍然有很多理论研究成果有待获得更加详细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这也对未来的数据搜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