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 ，在古人看来 ，是一种非常有价值 ，非常重要的领导力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圣王之道”。“静”之一字，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看起来更有价值。
《管子・法禁》：绝而定 ，静而治 ，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 ，圣王之道也。管子认为 ，领导者平静就能处理好问题 ，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圣王治国之道。与曾国藩同时代 、最有名的理学家唐鉴海曾经教导曾国藩说：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 ，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 ，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 ，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 ，省身也不密 ，见理也不明 ，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 ，刚恶柔恶 ，各有所偏 ，溺既深 ，动辄发见 ，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 ，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 ，静是很重要的。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 、修身的问题 ，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 ，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 、有爱憎 、有刚柔 ，沉溺其中某一方面 ，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是很独到的 ，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 ，克治亦省力。”心静那么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 ，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功夫好的人。
在静的修养上 ，曾国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守一“耐”字诀 ，克服浮躁骄气心理。
对于自己心存之骄气 ，曾国藩在这段时间做了尖锐的反省与自我批评。
比如 ，有一次与好朋友陈岱云谈到三更 ，两人应该是很投机了 ，但是事后曾国藩反省认为自己说话太多 ，心里“颇有骄气”，是“斗筲之量 ，真可丑也”。他认为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 ，可谓惜分阴者”，而自己则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记中常常记载与朋友 、与客人谈话时的心态 ，剖析自己存在“夸诞”、 “气浮”、“妄语”、“浮躁”、“听之藐藐”等心理现象 ，他反省道：
细思我何尝用工夫 ，每日悠悠忽忽 ，一事未作 ，既不能从身心上切实致力 ，则当作考差工夫 ，冀博堂上之一欢 ，两不自力 ，而犹内有矜气 ，可愧可丑!因此提出治理之法 ，除谨言静坐 ，无下手处。
具体则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尽量少说 ，第二步不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 ，不能遽立崖岸 ，惟当往还渐稀 ，相见必敬 ，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 ，不能遽变聋哑 ，惟当谈论渐低卑 ，开口必诚 ，力去狂妄之习。
话多是领导者的一个积弊 ，也是领导者骄气的表现。曾国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毛病并且力行改正 ，的确不易。
二是守一“专”字诀 ，克服游思劳乏状态。
有一段时间 ，他醉心于古典诗歌的写作 ，每每写了诗 ，就去读给朋友们听 ，其中不无夸赞之意 ，而影响对理学的研究。他反省道：
数日心沾滞于诗 ，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 ，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 ，到天机活泼之时 ，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 ，情志屡迁耳。心不静 ，多浮气 ，言心与气总拆不开 ，心微浮则气浮矣 ，气散则心亦散矣。
心气不能归一，所以读书也不能专心致志。反省自己：
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 ，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 ，如勉强当差相似 ，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 ，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 ，又已月馀 ，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静 ，所以志向不专一。反省的结果就是要从“专”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话说：
无间最难 ，圣人之纯亦不已 ，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 ，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 ，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至”就是专一 ，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 ，不要间断 ，不要改变。专的修养 ，使曾国藩形成 了“虽百变而不改其宗”的坚定信念。他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看准的目标坚决不改变 ，直到最后的胜利 ，展现了一个领导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三是守一“坐”字诀 ，治理身体劳乏神疲之弊。
曾国藩身体经常不好 ，有几次竟然吐血。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良状态 ，他从两个方面反省。从与父母的关系 ，他认为这 是“斫丧父母之遗体”，就是说是损害父母生下他的身体 ，是“大不孝”;从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度 ，没有好的身体 ，难以担当大任。因此要求自己从静养上下功夫 ，舍静坐更无下手处 ，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惟有日日静养 ，节嗜欲 、慎饮食 、寡思虑而已”。对于静坐养神养身曾国藩颇有体验 ，他这样描述：
细思神明则如日之升 ，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 ，所谓未发之中 ，寂然不动之体 ，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 ，逗出一点生意来 ，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 ，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 ，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 ，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 ，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 ，若万物皆资始干我心者 ，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 ，仁心不息 ，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 ，亦可谓洗心退藏 ，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 ，欲异乎禅氏入定 ，冥然罔觉之旨 ，其必验之此心 ，有所谓一阳初动 ，万物资始者 ，庶可谓之静极 ，可谓之未发之中 ，寂然不动之体也。
这既是一种养生的境界 ，在静寂之中达到身心各个方面的和谐融洽;同时也是一种决策的过程 ，即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进入一种极其安静的境界 ，从纷纭的事务中沉淀下去 ，探究事务的本源 ，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一阳初动 ，万物资始”。
静的修炼，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好处。后来他领兵作战 ，经常处在大风大浪之中 ，仍然能够镇定指挥 ，做出正确的决策 ，和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修养不无关系。
《管子・法禁》：绝而定 ，静而治 ，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 ，圣王之道也。管子认为 ，领导者平静就能处理好问题 ，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圣王治国之道。与曾国藩同时代 、最有名的理学家唐鉴海曾经教导曾国藩说：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 ，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 ，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 ，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 ，省身也不密 ，见理也不明 ，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 ，刚恶柔恶 ，各有所偏 ，溺既深 ，动辄发见 ，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 ，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 ，静是很重要的。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 、修身的问题 ，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 ，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 、有爱憎 、有刚柔 ，沉溺其中某一方面 ，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是很独到的 ，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 ，克治亦省力。”心静那么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 ，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功夫好的人。
在静的修养上 ，曾国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守一“耐”字诀 ，克服浮躁骄气心理。
对于自己心存之骄气 ，曾国藩在这段时间做了尖锐的反省与自我批评。
比如 ，有一次与好朋友陈岱云谈到三更 ，两人应该是很投机了 ，但是事后曾国藩反省认为自己说话太多 ，心里“颇有骄气”，是“斗筲之量 ，真可丑也”。他认为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 ，可谓惜分阴者”，而自己则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记中常常记载与朋友 、与客人谈话时的心态 ，剖析自己存在“夸诞”、 “气浮”、“妄语”、“浮躁”、“听之藐藐”等心理现象 ，他反省道：
细思我何尝用工夫 ，每日悠悠忽忽 ，一事未作 ，既不能从身心上切实致力 ，则当作考差工夫 ，冀博堂上之一欢 ，两不自力 ，而犹内有矜气 ，可愧可丑!因此提出治理之法 ，除谨言静坐 ，无下手处。
具体则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尽量少说 ，第二步不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 ，不能遽立崖岸 ，惟当往还渐稀 ，相见必敬 ，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 ，不能遽变聋哑 ，惟当谈论渐低卑 ，开口必诚 ，力去狂妄之习。
话多是领导者的一个积弊 ，也是领导者骄气的表现。曾国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毛病并且力行改正 ，的确不易。
二是守一“专”字诀 ，克服游思劳乏状态。
有一段时间 ，他醉心于古典诗歌的写作 ，每每写了诗 ，就去读给朋友们听 ，其中不无夸赞之意 ，而影响对理学的研究。他反省道：
数日心沾滞于诗 ，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 ，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 ，到天机活泼之时 ，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 ，情志屡迁耳。心不静 ，多浮气 ，言心与气总拆不开 ，心微浮则气浮矣 ，气散则心亦散矣。
心气不能归一，所以读书也不能专心致志。反省自己：
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 ，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 ，如勉强当差相似 ，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 ，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 ，又已月馀 ，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静 ，所以志向不专一。反省的结果就是要从“专”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话说：
无间最难 ，圣人之纯亦不已 ，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 ，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 ，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至”就是专一 ，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 ，不要间断 ，不要改变。专的修养 ，使曾国藩形成 了“虽百变而不改其宗”的坚定信念。他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看准的目标坚决不改变 ，直到最后的胜利 ，展现了一个领导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三是守一“坐”字诀 ，治理身体劳乏神疲之弊。
曾国藩身体经常不好 ，有几次竟然吐血。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良状态 ，他从两个方面反省。从与父母的关系 ，他认为这 是“斫丧父母之遗体”，就是说是损害父母生下他的身体 ，是“大不孝”;从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度 ，没有好的身体 ，难以担当大任。因此要求自己从静养上下功夫 ，舍静坐更无下手处 ，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惟有日日静养 ，节嗜欲 、慎饮食 、寡思虑而已”。对于静坐养神养身曾国藩颇有体验 ，他这样描述：
细思神明则如日之升 ，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 ，所谓未发之中 ，寂然不动之体 ，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 ，逗出一点生意来 ，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 ，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 ，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 ，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 ，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 ，若万物皆资始干我心者 ，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 ，仁心不息 ，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 ，亦可谓洗心退藏 ，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 ，欲异乎禅氏入定 ，冥然罔觉之旨 ，其必验之此心 ，有所谓一阳初动 ，万物资始者 ，庶可谓之静极 ，可谓之未发之中 ，寂然不动之体也。
这既是一种养生的境界 ，在静寂之中达到身心各个方面的和谐融洽;同时也是一种决策的过程 ，即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进入一种极其安静的境界 ，从纷纭的事务中沉淀下去 ，探究事务的本源 ，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一阳初动 ，万物资始”。
静的修炼，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好处。后来他领兵作战 ，经常处在大风大浪之中 ，仍然能够镇定指挥 ，做出正确的决策 ，和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修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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