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这样理解性、情关系，其根据何在?孟子对此点的论述，最为完备。孟子的根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从亲亲之情来看，《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这是从亲亲之血缘自然情感的角度说明人具有先天的良知、良能。第二点是从人皆有不忍恻隐之情来看。孟子所举的例证就是有名的“四端”说(见《孟子·告子上》和《公孙丑上》)。从这个人所皆有的不忍恻隐之情，孟子结论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亲亲之情与不忍人之心有所不同，孟子举以说明同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出于自然。人生于文明化的社会，其知其行，是学之而后能，思之而后得。但人的情感生活，却往往能体现出其不假人为的自然一面。人的亲亲之情，出自天然，是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儒家言丧祭礼，以其为“称情而立文”，此“情”字亦指亲亲而言。是礼文之道德原则乃出自于人自然的情感。孟子言“四端”，乃以不忍恻隐之心统括之，其特征，亦是自然：“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由此看来，人虽然必然地生活在一个文化和习俗化的世界中，却随时可以发现人心摆脱并先在于思虑计度及功利私意干扰的纯粹自然表现，它本然地指向于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儒家强调天命性道内在于“情”，人性本善;故礼文道德规范之设，其根据在人心。后儒论性情，皆不出孟子此一矩?。宋儒讲天理人性是“自然底道理”，讲“初念是圣贤，转念是禽兽”，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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