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雷雨》研读

 

《雷雨》研读

 

 

一、作家自述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原谅我，我决不是套易卜生的话，我决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处处来仿效他。）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因为几时曾有人说“我要写一首问题诗”？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所以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现在的观众是非常聪明的，有多少剧中的巧合……又如希腊剧中的命运，这都不是能使观众接受的。）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溯，推，推到非常辽远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及《尾声》，而这种方法犹如我们孩子们在落雪的冬日，偎在炉火旁边听着白头发的老祖母讲从前闹长毛的故事，讲所谓“Once upon a time”的故事，在这氛围里是什么神怪离奇的故事都可以发生的。

摘自《<雷雨>的写作》，《质文》（《杂文》）1935年第2号。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恶”。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在《雷雨》里，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已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蘩漪，是鲁大海，甚至于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有了他们前者才显得明亮。鲁妈、四凤、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地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原是我的杜撰，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

摘自《<雷雨>序》，《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二、重要评价观点

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无论他有意或者无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命运是一个形而上的努力吗？不是！一千个不是！这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什么力量决定而且隐隐推动全剧的进行呢？一个旁的力量，便是鲁大海的报复观念；一个主要的力量，便是周蘩漪的报复观念。……说实话，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Racine 的Phè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我仅说隐隐中，因为实际在《雷雨》里面，儿子和后母相爱，发生逆伦关系，而那两出戏，写的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拒绝，恼羞成怒。《雷雨》写的却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捐弃，妒火中烧。然而我硬要派做同一气息的，就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

摘自刘西渭：《雷雨》，《大公报》1935年8月31日。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的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就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相当地受到同时人的欢迎，是可能令人首肯的。

摘自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日]《东流》1936年4月1日第2卷第4期，

 《沫若文集》第11卷，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雷雨》和《日出》无论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雷雨》的最成功的一面是人物。作者对于自己的人物非常熟悉，非常亲切（他说他算不清亲眼看见了多少蘩漪）。他带着爱和感激描写他们，他同情于她们的遭际，他觉得这世界太“残酷”，太“残忍”。对人物的悲悯的感情化成了对于周围世界的按捺不住的愤懑。这种愤懑正是对于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斗争的发条。一个有理智的人总不能长久地坚牢地相信，苦难的制造者是神秘的命运。所以“本来没有意识着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的他，写到末了，也不得不“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罪恶。”……作者看出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家庭中的封建势力提出了抗议，一个沉痛的，有良心的，但却是消极的抗议。在这个对现实的反抗中，他看不出实践的出口。他觉得宇宙“如同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他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停了步，没有贯彻下去。正由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够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Sub—Text（潜在主题）。

摘自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

《光明》1937年3月25日第2卷第8号。

 

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雷雨》和《群鬼》的结构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是曹禺任意仿效易卜生，而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创作意图。曹禺所以要从三十年前的矛盾着眼，而从一天之内的冲突落笔，我们应该从《雷雨》的主题思想来找到解释。在他看来，一切剥削阶级的罪恶，都有历史根源，而且愈来愈严重，因此只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彻底揭露旧中国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弊害，才能充分表现受害者的悲惨命运。这样描写，对于小说家来说并不算太困难，但是舞台的容量却有限度，因此对于曹禺来说，什么是《雷雨》“剧情开始的”最好“时机”，从三十年周朴园勾引和遗弃梅侍萍开始，还是从三年前周萍和蘩漪发生不正常的恋爱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他以“现在的戏剧”为主，而将“过去的戏剧”穿插其间以便产生推动作用，这个“剧情开始的时机”显然是十分有利于主题思想的表现的。可是这种结构方法却给剧作家带来一些困难，他一方面既要揭开现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前情必须逐步交代，因此他就必须苦心经营，巧作安排。曹禺先交代三年前的事，到第二幕才揭开三十年前的帷幕，这样不但有条不紊，而且使矛盾冲突得到合理的发展。

摘自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在《雷雨》中，我们便看到了为作家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热情熔铸起来的创作个性。一方面有着作家对现实世界阶级斗争及其残酷性的真实描绘，展现着他对支配现实斗争的规律的探寻，表现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必然性的认识；一方面又表现着他苦苦寻求，但找不到宇宙斗争隐秘的焦灼和苦闷。因之，无论是《雷雨》的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场面和情节的安排，都显现着作家的创作个性。“被压抑的愤懑”，“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的破坏旧世界的激情，以及未能找到对宇宙斗争隐秘的焦灼和苦闷，都注入《雷雨》的环境氛围的描绘之中。他所塑造的悲剧人物都有着曹禺的创作个性的特征：“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典型环境里，它的悲剧人物都在拼命挣脱，但都难以逃出“难残酷的井”，而这些悲剧人物都有着被压抑的痛苦和愤懑，作家总是深入他们痛苦的内心世界里，抒发着他们各自的感情。在《雷雨》中，作家自己的哲学不但点燃起自己的热情，而且作家自己的热情又在加强着渲染着自己的哲学，化为强烈而激荡的思想力量。他的戏剧的世界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拥抱着渗透着，显现出《雷雨》的紧张而热烈的抒情风格。

摘自田本相：《<雷雨>论》，《戏剧艺术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我们说周朴园是虚伪的，乃是因为整个地来看他时，归根到底地来说时，他只能是虚伪的。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否认周朴园具有任何真正的感情，也决不排斥周朴园对侍萍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的怀念。周朴园对侍萍的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但丝毫不能动摇我们认为周朴园是极端虚伪的看法，而恰恰是——从他的怀念的性质及其具体表现中——只有更其加深了我们的这一看法。

……在《雷雨》中，周朴园是个罪魁祸首，许多条生命的疯狂和死亡，都是种因在他身上。那么，在这个剧本里，是谁最无情地揭露了他，给他以最有力的打击，让他当众出丑呢？显然这个人就是蘩漪。蘩漪之所以要那样死命地拖住周萍，与其说是出于对周萍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她自己的地位、处境的一种反抗，出于对周朴园所加给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对周朴园的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这就是《雷雨》这一剧作的冲突的基础，也就是它的思想主题的基础。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蘩漪这个人物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同时，这里也显示出作者当时的世界观的实际水平。）在这个作品里，作为周朴园的一个主要的对立形象的，并不是鲁大海，也不是鲁侍萍，而是蘩漪。蘩漪是周家悲剧的导演者，是使得埋藏在周公馆下面的火药爆炸起来的引火人。……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冲突，侍萍与周朴园的冲突，都只在第二幕中稍稍接触了一下，侍萍甚至很少有要与周朴园斗争的意思。蘩漪与周朴园的冲突则不然。它是贯串全剧，始终存在的。单是面对面的正面冲突，在四幕之中就有四次之多。而且每一次冲突的结果，都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都加速了剧情的发展。我们看到他们两方面的力量对比关系，在不断地消长转化。蘩漪对周朴园的反抗，由消极逐渐转到积极，而且愈来愈激烈，愈来愈不可遏制，最后终于完全撕毁了周朴园的“尊严”，彻底破坏了周家的“平静”而“圆满”的秩序。

……周萍这个人，就他的思想起点来说，是和周冲、蘩漪等人颇为接近的；在他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一些“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成就，作者笔下的人物是和他们的时代环境相融合的）。如果他能沿着他最初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他是可以成为一个象周冲或蘩漪那样的值得我们同情的人的。然而，他却终于只能使我们用别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因为他离开了原来的方向，而走到另外一面去了。……这都是一个“怕”字在作祟：对他父亲的怕、对社会舆论的怕，对整个统治势力的怕。……所以，周萍之终于离开他原来的方向而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周朴园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一手造成的。而这多少也是符合于他们自己的愿望的。可见，作者这样来塑造周萍的形象，正是更深一层地来揭露周朴园，揭露那个社会，表明周朴园和他所代表的社会是怎样在摧毁着一切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东西，怎样在虐杀着一切多少有些生气的、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东西。

摘自钱谷融：《<雷雨>人物谈》，第20、32、34、46—47、5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曹禺在《雷雨》中运用一个独特的艺术构思来开掘生活。他以封建专制统治势力与受压迫者的矛盾作为全剧的基本矛盾，将封建家庭的统治者周朴园作为剧中全部悲剧事件的总根子，种种矛盾、种种悲剧的爆发都在于揭露周朴园的面目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周朴园是全剧的中心人物。并以周氏其人为引线，一端联结劳动妇女鲁侍萍受戕害的悲剧，引出四凤、鲁大海等一干人事，其中工人代表鲁大海与董事长周朴园的斗争又将周朴园与侍萍的这组冲突作了更深的开掘，赋予鲜明的时代、阶级斗争色彩；周朴园的另一端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蘩漪的不幸命运和反抗相联，引出周萍、周冲两个人物。前一条线索是悲剧的历史根源，后一条线索则是戏剧中的现实，体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这就形成了《雷雨》冲突设置、戏剧结构的双重性。

《雷雨》构思的独特性与结构的复杂性更表现为：剧本是通过蘩漪与周萍的冲突来反映与推动蘩漪与周朴园冲突的，并且以这组冲突来勾联上述两条线索；尤其在戏剧结构上，是以蘩漪与周萍冲突为中心来组织全剧事件，决定其他矛盾发展，推动总的戏剧情节进展的。……因此，曹禺不从三十年前侍萍与周朴园的旧事写起，不从十八年前蘩漪初进周府写起，也不从三年前蘩漪与周萍恋爱写起，而从蘩漪发现周萍另有所欢、正想甩掉自己去矿上之际落笔，戏剧开头几个场面的总目的就是引出并一再强调这个全剧矛盾的焦点。这样就从纷繁众多的矛盾中一下子明快地拎出主要冲突和戏剧核心，又便于从主从、因果的相互关系陆续展开各组冲突和联系剧中另两条重要线索。……

由于曹禺成功地运用“回溯的方法”，将“过去的戏剧”交织进“现在的戏剧”，借助历史的力量推动现实的发展，因此他只需仅仅截取最后一天，就表现出这一家三十年来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使“这一天”成为“最富包孕的片刻”。它处于戏剧危机降临的前夕，就是被莱辛在《拉奥孔》中所指出，是“到达顶点之前的一刻”，这“一刻”的包孕最为丰富，“现在怀着未来的身孕，压着过去的负担，”集中了前因与后果，留有生发余地，最耐寻味与想象。……而《雷雨》截取的这一天正是这样的“一刻”。全剧在历史与现实的“回溯”与“激变”中，又出现了许多富有意味的巧合与偶然，戏剧情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谲云诡，重峦叠嶂，当然，《雷雨》技巧用得如此密集，不免带有“佳构剧”（又译“巧凑剧”LaPiècebienfaite, the Well-made Play）的痕迹。曹禺对“佳构剧”如其鼻祖斯克利布的作品并非不熟悉，《雷雨》巧合、偶然大都富有深意，有的也为戏剧必需，……但是使曹禺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情节本身，而是情节变幻背后引起的剧中人心灵感情的激荡，他的笔透过这些“过去的戏剧”的揭示、激烈的戏剧冲突、情节的变化、“发现”与“突转”，深入地抒写了人物跳动的心灵、突变的思想、暴风雨般旋转激荡的感情，从而汇涌、熔铸成《雷雨》的艺术风貌。

摘自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第43—44、45、8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雷雨》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最令观众和读者无法忍受和不可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要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人物统统沦于毁灭，而唯独留下周朴园这个制造悲剧的元凶活在人世？答案就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圣经》中有这样一段“劝善惩恶”的箴言：对于那些做恶多端的“罪人”，“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一个不留。”（《旧约·何西阿书》第十章）周朴园疯妻丧子的下场，不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诅骂吗？如果说《雷雨》的使命仅仅在于“惩恶”，那么它还不足以产生使社会各阶层都为之动容的人格力量，作者艺术构思妙就妙在他把“惩恶”与“劝善”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形式与意念两个方面，建构起《雷雨》创作情绪的圆型轨迹。曹禺以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宽广胸怀，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首先，他把周公馆卖给教堂办医院，以物赎罪；其次，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被他逼走了的儿子鲁大海，以唤醒侍萍那发狂了的虚幻意识，用行动赎罪；再次，面对疯妻，他虔诚地倾听养修女朗读《圣经》，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这种独特的设计，无疑是渗透着基督教伦理意识的色素，但却代表着广大善良读者最纯真的愿望；因而在三十年代黑暗笼罩下的旧中国，《雷雨》能以强烈的扩散效应，在由于社会行为的失调而导致心律紊乱的广大读者与观众中间，找到最普遍的知音。

摘自宋剑华：《曹禺早期话剧中的基督教伦理意识》，《江汉论坛》1988年第11期。

 

和古希腊人只注意到人的意志与命运的不可调合的冲突不同，曹禺于“命运”之外，还注意到了主宰人或者说驱使人行动的另一种神秘力量，即人类自身的原始欲望。尽管他不曾提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但显然意识到人的原始本能作为心理动力所具有的巨大能量。这样一种神秘力量当然不能由一位青面红发的雷公来扮演，这甚至不是技巧上的不允许。在这个意义上，说雷雨“手下操纵着其余八个傀儡”，象征“渺茫不可知的神秘”，很大程度上是就某种原始欲望而言。而且，这和说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正相吻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曹禺对这种原始欲望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对蘩漪这位最充分体现雷雨精神的形象给予了最多的同情与怜悯，甚至还有尊敬；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在有意无意地否定着这种雷雨精神。曹禺看到了原始情欲对于以家为象征的传统桎梏的巨大冲击力，也看到了失去理智的情欲具有怎样的破坏性。火山喷发固然可以带来解除压抑的巨大快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玉石俱焚的悲剧结局。在这种破坏性面前，曹禺本能地感到了恐惧。因此《雷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个性解放的礼赞，它包孕的意义远较此复杂。在情感上，曹禺毫无保留地同情蘩漪；但在理智上，在他的内心深处，蘩漪却早已注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雷雨”的象征意义是双重性的。一方面，雷雨意味对压抑、束缚的解脱，意味着一种源于人性本能的巨大力量；作为封建桎梏——“家”的对立物，曹禺对它的态度无疑是肯定的。另一方面，雷雨又意味着冲决一切、毁灭一切的破坏力，它在打破家的桎梏的同时，也将与家相关的一切彻底毁坏，这又是曹禺所难以接受的。这个由《雷雨》开始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曹禺后来的几部剧作中。

摘自邹红：《“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三、作品简析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扛鼎之作，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艺术价值，在延续了六十多年的研究批评中呈现出不同的释读路径，其中的歧见与卓见不仅显示出理论界热闹纷繁的景象，更反射出《雷雨》本身无尽的诱人力量。

《雷雨》公演之后，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作品所体现的家庭婚姻问题上，而后周扬提出《雷雨》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成为较有影响的政治学解读。50年代阶级分析论成为一种普遍的批评观念，表现在《雷雨》解读中则突出了周朴园与侍萍、鲁大海之间的阶级对立。80年代进一步开启剧作主题，揭示出剧本隐含着五四个性解放的一脉，在这方面做出完整论述的首推朱栋霖，他把悲剧的历史根源与个性解放的现实主题相勾联，得出“戏剧结构的双重性”构筑原则。另一方面的注意力被投注在“命运观念”之上。首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刘西渭，周扬也把宿命论作为《雷雨》的潜在主题来看，进而引出对作家世界观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作品中命运、巧合的安排反映出作者尚且模糊的世界观的局限，从而降低了剧本的思想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命运观不是作家真正的世界观，相反“透露着作家对现实生活中某种具有必然性的规律的探求”，表现出作家对宇宙的憧憬和“渴望找出打开宇宙斗争奥秘的钥匙”而不得的苦闷（田本相：《<雷雨>论》），这就为探讨《雷雨》的深刻价值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开拓的可能。

关于《雷雨》的戏剧冲突，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周朴园和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即周朴园和侍萍）的冲突是主要的戏剧冲突（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另一种看法认为蘩漪与周朴园的冲突是主要冲突，“蘩漪对周朴园的反抗，由消极逐渐转到积极，而且愈来愈激烈，愈来愈不可遏制，最后终于完全撕毁了周朴园的‘尊严’，彻底破坏了周家的‘平静’而‘圆满’的秩序”（钱谷融：《<雷雨>人物谈》）；第三种看法认为蘩漪与周萍的冲突是“决定其他矛盾发展，推动总的戏剧情节进展”的首要冲突（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与这些不同看法相对应的是对戏剧人物的不同评价。对周朴园的早期评价是完全否定的，60年代钱谷融从“人性论”角度提出周朴园虽然虚伪但仍然有着真诚的情感，此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批评对周朴园持有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这是时代观念给释读带来的解放。蘩漪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认为她是一个恐怖的女人，是看重了蘩漪“雷雨般”的性格与复仇的一面，不过大多数论者对她都灌注了同情心态，晏学的《蘩漪与周萍》就细致分析了蘩漪的特殊性格，勾画出一个不幸女人的人生悲剧。周萍是陷入母子乱伦与兄妹乱伦双重困境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与对周朴园的评价情况大体一致，较早的看法认为他不愧是周朴园的儿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后来的评论认为周萍性格中的软弱性使他成为一个复杂人物，不可简单看待，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人们开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层层剥离周萍的复杂性格，认为童年创伤与恋母情结不仅给他自身带来了人格缺陷更给他人造成了无法弥合的痛苦。

《雷雨》的创作深受西方戏剧的强烈影响，刘西渭很早就指出其中有着希腊悲剧的“暗示”，陈瘦竹则把《雷雨》同易卜生戏剧作了比较，并肯定了曹禺的创新价值。曹禺也说过自己是“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来编织自己的戏剧衣裳，但毕竟“我是我自己”（《<雷雨>序》），《雷雨》也只属于曹禺。从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理解《雷雨》，田本相认为剧作含有民族文化的因子，惟其如此《雷雨》才长久满足了中国读者与观众的接受心理；宋剑华则用基督教文化来解释曹禺的戏剧艺术，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无论是剧本还是舞台演出，《雷雨》都不断地被修改，最显著的表现是对“序幕”与“尾声”的处理。是否应保留这件剧作的外衣成为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序幕与尾声的用意是“引导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因为剧本的“事理变动太吓人”，序幕与尾声“便给了所谓的‘欣赏的距离’”（《<雷雨>序》）。这是对剧作结构较为恰切的解释，一部完整的《雷雨》就是透过平和的场景来描述那段惨烈而遥远的人生故事。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曹禺：《<雷雨>的写作》，《质文》（《杂文》）1935年第2号。

2．曹禺：《〈雷雨〉序》，《雷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3．曹禺：《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

4．曹禺：《曹禺谈〈雷雨〉》（王育生记录整理），《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

5．刘西渭：《雷雨》，《大公报》1935年8月31日。

6．黄芝冈：《从〈雷雨〉到〈日出〉》，《光明》1937年2月10日第2卷第5号。

7．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光明》1937年3月25日第2卷第8号。

8．甘竟、徐刚：《也谈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兼谈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处女地》1958年第2期。

9．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10．钱谷融：《〈雷雨〉人物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11．胡炳光：《读<《雷雨》人物谈>——和钱谷融同志商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

12．田本相：《〈雷雨〉论》，《戏剧艺术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3．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4．辛宪锡：《<雷雨>若干分歧问题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

15．晏学：《蘩漪与周萍》，《戏剧论丛》1981年第3期。

16．苏民等编：《〈雷雨〉的舞台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7．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8．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9．宋剑华：《曹禺早期话剧中的基督教伦理意识》，《江汉论坛》1988年第11期。

2０．邹红：《“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张蕾）

 

五、名师导评

 

四幕话剧《雷雨》（发表于1934年）是曹禺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通过血缘伦常纠葛与性爱冲突，探索人性复杂性与人的悲剧。戏剧集中于一天时间（上午到午夜两奌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客厅、魯家住房），从周朴园家庭内、外各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错综纠葛深入进去，写出了封建家庭中人性的悲剧。故事被安放在长达30年的背景上展开，悲剧的冲突建筑在历史的积累与酝酿中，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索人性的复杂与人的生存的悲剧。

蘩漪的悲剧灵魂中响彻着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一代妇女的抗议与追求的呼声。在这个悲剧女性身上，闪发出曹禺艺术才华的独特光辉。剧作家对蘩漪倾注了深厚的同情，怀着诗人的充沛激情塑造这个形象。剧中，蘩漪在双重的悲剧冲突中走完她心灵的全部历程。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蘩漪在家庭生活中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与压抑的悲剧；周萍背弃爱情的行径，又使这位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在爱情追求中遭受抛弃，又一次陷入绝望的悲剧。若问蘩漪为什么会爱上周萍这样弱不禁风的小草，“这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这是时代的不幸。而周萍的卑怯灵魂又系由周朴园直接造成。双重的打击与痛苦，使蘩漪成为一个忧郁阴鸷性格的女性，终于从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灵中升腾起不可遏压的力量。在第一幕喝药时，她痛苦地忍受了周朴园的威压，想到的是她与周萍的特殊关系；随着她与周萍关系的渐趋紧张，她对周朴园的专制始而顶撞，继而嘲弄，最后爆发为反抗与报复。蘩漪精神上的主要对立面是周朴园，她与周萍的冲突反映了她与周朴园的深刻矛盾。 但是，《雷雨》的独特戏剧构思在于，将蘩漪与周萍的戏剧冲突作为结构全剧冲突的主线。她在剧中的贯穿动作时抓住周萍不放。戏剧着力表现她不顾一切地追求周萍的爱情，不顾一切地反抗与报复，对生活与爱情热切渴望。正是这个女性的精神觉醒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着重号为作者原有。——引者）的性格交织中，她的内心向变态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这就对悲剧进行了更独特而深入的发掘。她绝望中的反抗，充满着一个被压迫女性的血泪控诉，表现出对封建势力及其道德观念的勇敢蔑视与反叛。她反驳周萍：“我不反悔”，“我的良心不叫我这样看”。作者要赞颂的是蘩漪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气。她的“雷雨”式的激情摧毁了封建家庭秩序，也毁灭了自己。蘩漪这一悲剧形象，是曹禺对现代戏剧的一大贡献，深刻地传达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五四主题。

在蘩漪悲剧的形成中，周萍是重要因素，但造成他人悲剧的周萍，自己也是个悲剧，尽管他的悲剧不同于蘩漪。封建家长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控制与铸造子弟的灵魂。周萍空虚、忧郁、卑怯、矛盾的灵魂始终被笼罩在周朴园精神统治威压的阴影中。这是一个在封建专制主义环境里，人的灵魂被压抑的悲剧。剧中年轻的周冲的追求，寄寓着作者的憧憬。他的死亡，既是对封建势力的控诉，也流露出曹禺这位探索人性问题、寻求人生出路的艺术家面对社会现实的苦闷、悲愤、茫然之情。

当剧作家把鲁侍萍引进周公馆，重提30年前旧事，而四凤又在重演母亲的悲剧，这就从历史的角度揭露了女性所受的欺凌，深思人性的悲哀。曹禺运用他刻画悲剧女性形象的优异才能，描写侍萍这个善良妇女精神上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重重打击。周朴园的遗弃给她带来了一生的不幸。她唯一的希望是千方百计避开过去悲剧的重演，带女儿离开周家。可是她最后一线的人生希望仍然受到毁灭性打击。她受着宿命思想的影响，悲愤恐惧，被逼上人生尽头。

曹禺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这种全剧始终闪示的“隐秘”，就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 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年轻时的曹禺收到各种思想的复杂影响，他接受了易卜生等的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也受到基督教思想影响。《雷雨》的美学思想与悲剧观又受到古希腊悲剧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现代悲剧的命运观念的影响。戏剧情节的展开借助于血缘伦常纠葛，悲剧的结局染上神秘色彩（尤其在未删去序幕、尾声之前）。这不仅在技巧上“有些太像戏”，而且反映出作者当时思想认识上的特点。在该剧1934年的初版本序幕、尾声中，鲁妈、蘩漪两人发疯，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周朴园成了基督徒，他去看望这两个病人。曹禺透过现实世界的错综复杂思考人生与人性，运用形象鲜明独特的戏剧艺术表现自己对人生与人性的某些深刻感受与思考。剧中人物的血缘纠葛与命运巧合恰恰是更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与人生的残酷性，悲剧的结局引人思索，在思索中探究人性与人的生存的悲剧性。青年曹禺本人思想的复杂、探索与不确定性，现实主义魅力的深刻性，使《雷雨》呈现多义性与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雷雨》的回溯式戏剧结构，主要得力于易卜生戏剧与古希腊悲剧。易卜生将希腊悲剧家惯用的“回溯式”结构艺术发展到极致，《群鬼》充分体现了易卜生戏剧结构艺术的特点。《雷雨》与《群鬼》在舞台时间、地点、基本事件、人物关系和三一律、回溯式结构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雷雨》要表现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曹禺从三十年来的矛盾着眼，就一天之内的冲突落笔，从戏剧激变的中心单刀直入，大幕拉开，已是危机降临前夕，周家三十年来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在这最后一天内暴露，悲剧的发生仅仅是过去一系列罪恶的结果。这些相似而并非简单模仿的手法，主要取决于曹禺的创作意图和强化剧本紧张激荡风格的需要。两剧都有“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两层戏剧动作，《群鬼》以成功地揭示过去的戏剧动作著称，整个回溯才是《群鬼》的真正戏剧动作。《雷雨》则以表现“现在的戏剧”为主，将“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紧密结合起来，用前者不断来推动后者的急剧发展，从而 把戏剧的几组重要冲突交织到一起。

                                                       （朱栋霖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