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阿 Q 正传》研读

《阿 Q 正传》研读 

 

一、作者自述 

 

阿Ｑ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Ｑ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Ｑ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Ｑ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 

 

《阿Ｑ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Ｑ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Ｑ，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Ｑ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 Grotesk 。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 

 

至于《阿Ｑ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摘自鲁迅：《“阿 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在《戏》周刊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 

 

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Ｑ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Ｑ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摘自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 “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摘自鲁迅：《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还记得作《阿 Q 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 Q 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 ? 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象。有谁相象，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竞和书中的谁相象。 

 

摘自鲁迅：《 “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我当作《阿 Q 正传》到阿 Q 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监牢里的经验。 

 

摘自鲁迅：《致章廷谦》（ 1927 年 8 月 8 日），《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56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我的意见，以为《阿 Q 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 

 

摘自鲁迅：《致王乔南》（ 1930 年 10 月 13 日），《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 Q 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 Q 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 Q 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己，所以向来都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 Q 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 Q 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摘自鲁迅：《忽然想到（九）》，《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阿 Q 的象，在我心目中流氓气还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既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摘自鲁迅：《致刘岘》，《鲁迅全集》第 13 卷“附录”第 6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Ｑ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Ｑ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 

 

又，今天的《阿Ｑ正传》上说：“小Ｄ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 

 

摘自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二、重要评价观点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 Q 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 Q 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 Q 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 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 Oblomov 了 ! 

 

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 Q 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不免带了一些“阿 Q 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 Q 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摘自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 91 期， 1923 年 10 月 8 日。 

 

我记得《阿 Q 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 Q 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 Q 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 ? 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真是常言说的：‘贼人胆下虚'；‘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梦见一条绳子也是害怕'。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 Q 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 Q 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 Q 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 ! 等到他打听出来《阿 Q 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摘自 涵庐 ( 高一涵 ) ：《闲话》，《现代评论》， 1926 年第 4 卷第 89 期。 

 

阿 Q 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着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点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 Q 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 (Pandora) 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 

 

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摘自 仲密：《〈阿 Q 正传〉》，原刊《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 1922 年 3 月 19 日， 

 

据陈子善 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 1904 — 1925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年。 

 

鲁迅究竟有鲁迅的好处 , 鲁迅究竟有鲁迅的地位，虽然《阿 Q 正传》不是一篇伟大的创作，确确实实的可以代表鲁迅他自己。《阿 Q 正传》的技巧的好坏，在这里我们不想说，但是《阿 Q 正传》里藏着过去了的中国的病态的国民性，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创作中表现国民性的必要、根据过去的理论，在客观上我们对于《阿 Q 正传》时代的思潮，是不能否认的。鲁迅能把病态的一部分很扼要的捉住，又很扼要的表现出，这是很难能，而在其他的创作中难以找到的。我们读完《阿 Q 正传》，至少可以得到两种最深刻的印象，同时从这两种深刻的印象上可以找到过去的中国人的特长是什么东西。所谓两种印象，第一是我们认识了中国人在过去时代的从听天由命的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对人生不加思索莫名其妙的生莫名其妙的死的可怜可恨的人物，第二就是我们认识了中国人的阴险刻毒势利凭借阶级仗势欺人以及其他类似以上种种的冷酷的性格。这两种绝对相反的性格，确实是中国人的病态性格的最重要的部分，被鲁迅在一个短篇里露骨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客观的说，这一篇创作是可以代表中国人的死去了的病态的国民性的，是鲁迅创作中最可纪念的一篇。 

 

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 Q 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 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 Baudon 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 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 Q 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 Q 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 

 

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 Q 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 ? 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阿 Q 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 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 ! 

 

摘自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太阳月刊》 3 月号， 1928 年 3 月 1 日。 

 

专制流毒的影响，在中国不可谓不深的。那具体地表现着的事是：人人带着奴性，人人却想有朝一日当皇帝。 

 

我们从阿 Q 及阿 Q 周围的人，可以把中国国民性，得一个如下的轮廓： 

 

模糊的、不彻底的、健忘的不健全的、封建的、自私而残忍的旁观者。因为不能适应环境，便只好用精神的胜利法。由于数千牟咬文嚼字的恶习惯，因而喜欢形式主义；由于数千年专制流毒，因而骨子里有着奴性与皇帝瘾，表现而为不负责，争权利；由于生活是拘于历史上的农业经济的，眼光极小，容忍现状，不愿改革。 

 

摘自 李长之：《〈阿 Q 正传〉之新评价》，《再生》，第 1 卷第 6 期， 1932 年 10 月 20 日。 

 

《阿Ｑ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 ，说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其实，阿Ｑ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摘自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83 — 284 页，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鲁迅在《阿 Q 正传》这个作品里，对于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特性，作了无比深刻的典型的表现。鲁迅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看法，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的。这便有可能使他比较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更深刻地揭发出辛亥革命的弱点。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站在彻底拥护农民利益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毛泽东同志对辛亥革命的根本缺点，作了这个结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所得到的实际的结论，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鲁迅在《阿 Q 正传》里，自始至终都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表现辛亥革命的。鲁迅清楚地表现了辛亥革命曾经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寻常的震动，象阿 Q 这样本来十分落后的农民都动起来了，封建阶级表现了很大的恐慌和动摇，如有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过的，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赵太爷对阿 Q 的态度的改变，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如果革命有足够的力量，是可以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的。的确，在革命的高潮中间，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可能的征兆，是被鲁迅天才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 

 

阿 Q 在土谷祠里对于革命的热情的幻想，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 

 

在这里，在农民的质朴的幼稚的形式下，在仍然错综着各种落后酌朦胧的观念的状态下，我们看出了在阿 Q 身上发生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因为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对于农村的统治；因为他毫不犹豫的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因为他的行动的实际结果是破坏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一切都是和封建传统的观念绝不相容的，只有深受压迫的苦痛，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农民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 

 

这一切部使我们有理由再说一遍，作为一个反映被压迫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是信任农民，相信被压迫的农民必然走向革命，相信被压迫的农民必然发生革命的思想的。而且，在后来的表现里，鲁迅还把以阿 Q 为代表的农民和以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或者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加以鲜明的对照。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而农民，在鲁迅的实际表现里，证明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 

 

摘自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第 11 期， 1954 年。 

 

阿 Q 这形象，作为一个流浪的雇农来看，固然也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然而阿 Q 并不完全是中国雇农的典型或流浪的雇农的典型。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阿 Q 这形象的主要的特征，对于一切的阿 Q 主义者，一切“精神胜利法”者，一切自欺欺人者，都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 

 

阿 Q ，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 Q 主义或阿 Q 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 Q 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 Q 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摘自 冯雪峰：《论〈阿 Q 正传〉》，《人民文学》第 4 卷第 6 期， 1951 年 11 月。 

 

鲁迅的最重要的作品，五四以来最杰出的小说《阿 Q 正传》，塑造了阿 Q 这个不朽的典型。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括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面，包括小说和戏剧，阿 Q 在这方面的成功是最高的，从而与我国和世界的文学上的著名的典型并列在一起。 

 

摘自 何其芳《论阿 Q 》，《人民日报》， 1956 年 10 月 16 日。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引发了对于传统鲁迅观、阿 Q 观的重新审视。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初版， 1992 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编者按，指陈涌为代表的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即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例如，在《阿 Q 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 Q 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 Q 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 Q 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在对阿 Q 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而王富仁自己，则从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呐喊》《彷徨》观出发，对《阿 Q 正传》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 Q 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 Q 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 Q 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由于阿 Q 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 Q 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王富仁认为，阿 Q 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阿 Q 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在王富仁的阐释中，显然要强调阿 Q 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这一呼声里内含着的“新启蒙主义”特质，自然是与鲁迅时代的“五四启蒙主义”相联系的。正因为如此，新时期对《阿 Q 正传》的观照，又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创作原初意图与二三十年代的阐释那里，集中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把它看作是一种“国民性的弱点”，以后又逐渐转向对“阿 Q 性格（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上。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认为“阿 Q 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 Q 与实际存在的阿 Q 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这位作者具体地归纳了阿 Q 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践”，“争强好股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在这位作者看来，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来自人的本性，即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论阿 Q 的性格系统》）。也有文章认为，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的精神的瞒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参看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 3 章）。而另一些文章则认为，阿 Q 的遭遇以及他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表现人的个体生存的“双重绝望”的。首先是“个体生命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的“绝望”性质。阿 Q 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末路》）——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革命》、《不准革命》）。面对着挣扎无望的生存困境，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处于无奈之中的“人”的一种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人”正是通过“把想象中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的精神幻觉”，完成了“从现实物质的失败”到“想象的精神胜利”的心理转换，“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借以协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但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不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绝望的失败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于现状，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生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却使“人”堕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谢伟民：《悲剧？喜剧？悲喜剧？——重读〈阿 Q 正传〉》、张梦阳：《阿 Q 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鲁迅的《阿 Q 正传》正是以对“人”的这一生存困境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摘自钱理群：《说不尽的阿 Q》，《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三、作品简析 

 

《阿 Q 正传》原载 1921 年 12 月 4 日至 1922 年 2 月 12 日《晨报副刊》。 

 

八十年来，评论研究的文章乃至著作不断问世，今后也不会停止，《阿 Q 正传》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了解《阿 Q 正传》的研究历史，已经成为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工作。围绕《阿 Q 正传》的种种评论，在具体观点方面，因为千差万别，或难以尽括，但若深入考察这些研究批评背后的思潮、理论背景，则较易有一个大概而清晰的把握。 

 

创作《阿 Q 正传》之际的鲁迅，无疑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阿 Q 正传》正是鲁迅“摸索人们的魂灵”，“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的一次成功实践。从鲁迅的创作思想考察，《阿 Q 正传》在于揭示“国民性弱点”。当研究者从启蒙主义话语出发解读作品时（ 20 世纪 20 年代、抗战时期以及 80 年代的主要研究者的思路基本如此），人们对于作品的认识多数与鲁迅的视野重合，但是，有所见必有所不见，启蒙思潮引导人们专注于从中国国民性弱点去发掘作品的意义，并且进而将阿 Q 之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之类弱点归结到封建主义影响，虽然有配合现实变革需要之功，但将作品之意义链接到一个特定民族的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历史化倾向，极易导致对于作品的超越品格有所不见。优秀的作品总是透过特定的具体的人生，达到对于一般人生、人性的深入揭示，从这个角度看《阿 Q 正传》，则不难发见，《阿 Q 正传》不仅有超越时代与社会的品格，而且具有超越民族的品格（钱理群、汪晖、张梦阳等人的解读都在不同层面上揭示了作品的超越性）。 

 

鲁迅是复杂的，《阿 Q正传》也是复杂的，因此，当研究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观察时，会有不同的发现，尽管有时这种发现不无偏颇，却也不无启发性。当革命话语兴起时，人们从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阿Q正传》的政治意义，有助于加深对小说中辛亥革命以及阿Q革命描写的认识；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人们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语境中，在权力关系中重新思考鲁迅的国民性话语与《阿Q正传》，亦有新的发现。刘禾在其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的第二章《国民性理论质疑》中，一方面指出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来源于斯密思的国民性理论，而斯密思对中国所作的国民性分析中潜伏着西方霸权话语，另一方面，刘禾认为“《阿 Q正传》呈现的叙述人的主体位置出人意料地颠覆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这一研究亦给我们启示。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戈宝权：《〈阿Q正传〉在国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4．刘 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 

 

5．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6．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7．张梦阳：《中国鲁迅学研究通史》（上、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刘祥安 ） 

 

 

五、名师导评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这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当小说以笔名“巴人”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时候，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此后七十多年，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正传》也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国内外研究、评论文章众多。自《阿Q正传》发表之日起，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是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读解它，其结论也不尽相同，这正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

对阿Q形象的基本特征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长期的论争，有人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有人认为阿Q“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有人认为，阿Q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是某些具有种种消极性格的人的“共名”；还有的人认为，阿Q是一个革命农民的典型，是一个一步步走向革命觉醒的农民形象。而目前学术界却趋向于认为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阿Q首先是一个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作品对阿Q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描写。所以，鲁迅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同时，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不敢正视现实，常以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他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合未庄生活习惯的地方便鄙薄城里人；他身上有“看客”式的无聊和冷酷，如向人们夸耀自己看到过杀革命党，并口口声声“杀头好看”；他更有不少符合圣经贤传的思想；他有着守旧的心态，如对钱大少爷的剪辫子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他身上有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利，在受了强者凌辱后不敢反抗，转而欺侮更弱小者。阿Q的这些小生产者的弱点和深刻的传统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阿Q的不觉悟，更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阿Q最初“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又已波及未庄时，在他朴素的阶级直感中，终于产生了“要投降革命党”的愿望，但是，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十分幼稚、糊涂、错误。作品第七章写他在听说革命党进城的当天晚上，躺在土谷祠里朦胧中想象革命党到未庄的情形。这段想象表明，阿Q是带着传统观念来理解眼前的革命的。阿Q神往革命，不是为了推翻豪绅阶级的统治，而只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阿Q抱着狭隘的原始复仇主义，认为革命后“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阿Q还幻想着自己革命后可以奴役曾与他一样生活在底层的小D、王胡们。总之，阿Q这种革命观，是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狭隘保守意识合成的产物。

阿Q思想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能用夸耀过去来解脱现实的苦恼，他能用虚无的未来宽解眼前的窘迫，他连老婆也没有，却还如此夸口：“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能以自己的丑恶去骄人，他能用自轻自贱来掩盖自己所处的失败者的地位，并且立即从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中获取心理满足；他能用健忘来淡化所受的欺侮和屈辱，将屈辱抛到脑后。总之，阿Q在实际上常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精神上却永远优胜，总能得意而满足，所凭借的就是这种可悲的“精神胜利法”。

在《阿Q正传》中，作者把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即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处境、地位）和考察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作品通过对阿Q的遭遇和阿Q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太爷、钱太爷们和阿Q开始出现不同的动向。小说一方面写了赵太爷、钱太爷们从害怕革命、投机革命到垄断革命和镇压阿Q，由此揭示出辛亥革命的悲剧：革命的对象不仅仍然执掌着政权，而且“骤然大阔”，发了“革命”财，而应在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民众依旧是任人宰割的奴隶。小说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和批判了阿Q式的革命，触目惊心地写出了阿Q至死不觉悟和他可悲的“大团圆”下场，由此暗示了辛亥革命更深层次的悲剧：革命没有真正唤醒民众，并未觉醒的民众糊里糊涂地参加革命，又糊里糊涂地被杀；而且可以想象，阿Q即使参加革命并掌握政权，他那样的落后的革命意识又将导致“革命”成为什么性质！《阿Q正传》要告诉人们的是：阿Q式的“革命”和杀害阿Q式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一天“沉入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要使真革命获得胜利，首先需要有真的革命者和觉醒了的人民！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正传》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他在谈到创作该作品的动机时明确说过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它具有更广泛性和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以为鲁迅在骂他[]。鲁迅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的痼疾进行典型概括，是要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要吁请改革者们共同来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阿Q正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作品所揭示的阿Q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病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它将作为一面镜子，使人们从中窥测到这种精神的病容而时时警戒。《阿Q正传》所写的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但它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却不会随时代变迁而丧失。中国是一个封建政权、封建思想和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封建意识不可能一下子从人们脑中完全清除，用鲁迅的话说，是积习太深，以至于产生了巨大的惰性。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尚不十分彻底。因此，当年存在于阿Q身上的落后意识和精神病态也不可能从今天或明天的人们身上消除得无影无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前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许多人身上，阿Q精神虽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却依然还可能时时见到其影子。

近年来，《阿Q正传》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掘，深入的探讨还会继续下去。

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其风格特征之一是外冷内热。作者将思想启蒙者的高度热情，在小说中转化为对阿Q的痛苦生活、愚昧无知和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转化为对辛亥革命中途夭折的无比痛惜；转化为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凶残暴虐、横行乡里的憎恶、鄙视。他把一颗火热的心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以犀利的解剖刀冷峻地解剖着一切。这种冷，是“不见火焰的白热”，是“热到发冷的热情”。特征之二是以讽抒情。鲁迅善用讽刺手法，在《阿Q正传》中，他以讽刺手法批判了阿Q的落后、麻木和精神胜利法，鞭挞了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凶残、卑劣，谴责了知县大老爷、把总、“民政帮办”的反动实质。而其讽刺，又贵在旨微而语婉，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时在讽刺背后处处隐含着作者改革社会重铸国魂的革命热情。特征之三是形喜实悲。作品展示了一出出喜剧：阿Q种种可笑的行径，未庄人的种种可笑可鄙，阿Q的衙门受审等等。但在这种喜剧性场面后面却都隐藏着深刻的悲剧，我们在被那些喜剧场面引得发笑的同时，又总是有一股无情的力量，把我们的笑变成一种含泪的笑：我们在笑阿Q精神胜利法时，又不能不为中国国民由失败主义引起的变态心理而感到悲痛；我们在阿Q可笑地厉行“男女大防”和“排斥异端”的行径中看到的是封建思想对人民思想的扭曲；在阿Q滑稽的求爱场面里感到作者对三十多岁孤苦伶仃的阿Q的同情；在阿Q与王胡比虱子而大逞武功中，看到了阿Q极度困窘的物质生活悲剧和极度空虚贫乏的精神生活悲剧；我们更在阿Q可笑的革命中，看到了中国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剧……作品这种形喜实悲的悲喜剧色彩，正是作品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朱晓进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