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寒夜》研读 2

 

《寒夜》研读 

 

一、 作者自述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 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能够把它写完，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搁浅了（晨光出版公司是最近才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摘自《 <寒夜>后记》，《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象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象，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 ( 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 ) ，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 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象我的朋友彼得罗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摘自《谈 <寒夜>——谈自己的创作》，《作品》1962年6月新1卷第5、6期合刊。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于 叫屈诉苦。……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都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习。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像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 

 

摘自《关于 <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香港《文汇报》1981年2月14日。 

 

二、 重要评价观点 

 

抗战结束前一年——本书故事开始的时期——内地的物质生活因战争的延长达到当时空前艰难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假如不愿同流合污，就只有饥寒失业的一条路，那些幸而有一点小职务的人，也在极低的报酬下出卖自己的生命。现实生活露出了狰狞的面貌，用它魔鬼一样的压力使全部安分守己的人生活走出了轨道。这个七八年前还象个样子的汪文宣的家也就不能例外，过去十四年表面平静下潜伏着的一点一滴的不快，大大小小的矛盾，加速度的爆炸开来，每个人都“脾气大”。普遍的，人性受了摧残，他们在昏乱里看错了反攻的对象，应当加紧互爱互助的人竟互相伤害起来。 

 

…… 

 

在《寒夜》里我们几乎看到了陀思妥益夫斯基的人物，那种病态的，反常的，残忍的，个别的讲却又是善良的灵魂。我说“几乎”，是意味着两者中间还有许多不同的东西在。陀思妥益夫斯基的人物叫你绝望；“寒夜”的人物在被压迫、奚落、摧残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不平，甚至见诸行动，例如曾树生（文宣的妻）毅然离开这个家庭就是。作者通过了他的小说告诉了我们，在寒夜——黑暗，寂寝，冷静——里挣扎反抗的人们，退却妥协的就会自己毁灭，勇敢坚定的可以生活到明天去。 

 

这时，我突然起了个奇想：巴金先生的作品写作在一九四五年，而我们的男女主角刚好是三十四岁，是偶合呢？还是作者的意思呢？我们当然不必从这里去钻牛角尖。不过，无论如何作者会感到失望的，今天，生活压迫下许多的人踏上了汪文宣的故道，胜利并没有解救他们，这产生汪文宣的时代并没有随汪文宣的死亡而死亡。 

 

摘自康永年：《 <寒夜>》，《文艺工作》1948年5月20日第1号“文艺批评”栏。 

 

这部小说着重描写了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局面。通过黑暗、寂寞的夜晚和变换季节的形象化描写，渲染了面临毁灭时所特有的气氛；通过景象的描绘，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对话，展现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通过角色的独白，揭示了主要人物的心灵世界。所有这些手法的使用都有助于抑制小说过于激烈，而使读者加深对于处在战争最黑暗时期的现代中国家庭成员状况的认识。……《寒夜》是一件成熟的艺术珍品，在这里，巴金成功地运用了渲染气氛、突出动人的场面、冲突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等艺术技巧。在这部小说中，没有某一个人是坏的，没有反面人物——只有通向最后悲剧结局的命运不幸的复杂人物。除了对于战时重庆严酷现实的真实描绘外，巴金的主要成功之处似乎还在于他对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探测。所有这些都使《寒夜》成为巴金的杰作之一。 

 

摘自 [美]内森·K·茅、刘村彦撰，李今译：《巴金和他的<寒夜>》，《寒夜》英译本序，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8年。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不是一般家庭生活中的倾轧或三角关系，而是对当时都是善良人的家庭也不得不破裂的社会状况的揭露和控诉，并从中揭示出人与人的联系这一突出普遍的问题。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此。正因为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才得以超越时代地来深入思考人与人的联系。……巴金同情汪文宣、曾树生与汪母，但并不袒护他们。这三个主要人物不得不在感情纠葛中生活，是由于各自的善意没能与彼此相处的社会环境吻合一致。……小说《寒夜》对巴金来说也许是与从前的自己“诀别的歌”，且是由眼泪与极度的温情包裹着的“诀别的歌”。 

 

摘自 [日]山口守撰，胡志昂译：《巴金的<寒夜>及其他》，《名作欣赏》1981年第1期。 

 

女主人翁曾树生是一个爱动、爱热闹、爱过热情生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派女性。……她认识到造成他们一家的不幸的是“环境”，而不是“命”。她要冲出这环境，使自己得救，她不象中国旧式妇女那样严守妇道，也不象一班资产阶级妇女过分地放浪形骸。她的内心深处并未丧失好心女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在各种诱惑之下，尚能管住自己。 

 

从曾树生的形象，会使我们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和易卜生剧本《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曾树生这个人物充满了爱与恨的矛盾，她向往幸福和自由，却始终眷顾着那个毫无温暖的家，以期有所救助；怜爱病入膏肓的丈夫，希望他能够康复。曾树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在她的心灵深处，东方妇女的道德观念并没有泯灭。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妇女形象，在“五四”以来的文学画廊里，可说是仅见的。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摘自陈则光：《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读巴金的中篇小说 <寒夜>》，《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她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却实在不值得赞许。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后方城市，象汪文宣这种小职员的家庭、甚至还要苦得多的家庭中的妇女，真不啻成千上万，然而不论是劳动妇女也好，是知识分子女性也好，她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走曾树生所走的这条不顾别人、只顾自己追求享乐的“反抗道路”。……作者对汪文宣的逆来顺受，不敢有一丝一毫反抗精神，对曾树生把追求个人享乐放在第一位，在危难中狠心丢开丈夫和家庭，对汪母的安于命运，自私顽固都表示了否定态度。 

 

摘自戴翊：《应该怎样评价 <寒夜>的女主人公——与陈则光先生商榷》，《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小说正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来塑造曾树生的形象和挖掘她的隐蔽的灵魂的。正是她那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促使她厌弃贫困的家庭和清苦的亲人，促使她以最简便的手段去抓到自己的幸福。而她的这些性格特征不是汪文宣所能感觉到的。然而作家却根据自己对她的精深的认识，描写了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求个性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她外形的美丽，掩盖不了内在的丑恶。尽管这种丑恶表现有不少社会原因，但也抹煞不了她主观的责任。 

 

摘自张慧珠：《“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读中篇小说 <寒夜>》，《巴金创作论》， 

 

第 452—4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描写小公务员的不幸生活，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罕见的，除了小说之外，在曹禺的剧本中也已塑造过成功的形象。然而象汪文宣这样震撼人心的形象却是并不多见的。巴金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能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 

 

《寒夜》的构思也很有特色。作者从一个家庭的解体，一场婆媳的纷争，一个扭曲的灵魂，来控诉社会的黑暗，这是富有新意的。它显示了作家的卓越的艺术眼光。 

 

继《第四病室》之后的《寒夜》在学习契诃夫的创作风格方面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绝不单单是因为《寒夜》里的主人公汪文宣使人们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官员的死》里的切尔维亚科夫，更重要的是通过《寒夜》证明了巴金已很好地掌握了这种自果戈理开始、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发展、继而由契诃夫做了光辉总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几位文学大师的共同特点就是写“小人物”。对于契诃夫来说，关心日常事物和普通人的命运，已成为他的极为重要的创作特色。他的非凡的才艺就在于，把这些最普通的、日常的、平淡无奇的内容提到触及最主要的、根本的人生问题的高度。巴金过去的作品，大都是写青年革命者的遭遇以及封建大家庭里的斗争和冲突，只有在《寒夜》里，才崭露出他的新的艺术才华，他在描绘“小人物”的“日常琐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就需要作家比描写前者具有更深的艺术功力。诚如果戈理所说：“事物越平常，诗人就越要站得高，才能从平常的东西中抽出不平常的东西，才能使这种不平常的东西成为完美的真理。”契诃夫也是深知其中的艰难的，他认为“写苏格拉底比写小姐或厨娘容易”。巴金在《寒夜》里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灰色的、充满家庭琐事的平常的图画，它的主人公也尽是一些“既不聪明，也不愚蠢”的“世界上最多的平常人”，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事情，甚至连汪文宣的死，也绝不是被什么彭霸天、黄世仁之流迫害致死的，他的后任顶头上司对他还不错，最后也居然让他恢复了职业——一切都平平淡淡，似乎谁也不是凶手和罪人——然而这正是真实的生活。就在这种阴暗的社会背景之下，汪文宣最后还是命定地走上了死路。巴金正是由于通过《寒夜》领会了契诃夫的现实主义的精髓，才使自己的创作出现了大的突破，并使自己在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方面得到了深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在《寒夜》里表现得最突出。我们甚至可以说，《寒夜》就是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种风格的完美的结合。这两位艺术大师尽管世界观和创作手法各不相同，但在描写遭遇悲惨、无辜受难的人们方面契诃夫是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正象杜勃罗留波夫异常精辟地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性就在于他极擅长于塑造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极擅长于详尽地刻画一个人的受屈辱的心理过程。而这一切，都在汪文宣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地显现。这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身处逆境之中，还处处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最后仍被整个社会所抛弃。但是他在精神上、人格上在那个时代却是很纯洁、高尚的。巴金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对他的屈辱心理，刻画得丝丝入扣，表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笔法。 

 

我们可以那《寒夜》中的人物来形象地比喻这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这就是：汪文宣近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满“社会孤独感”的小人物；曾树生则近似于契诃夫笔下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他们虽然貌合神离，但毕竟是夫妻。 

 

摘自汪应果：《巴金论》，第 267—268、287、372—373、375—3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寒夜》特别感人肺腑，这是因为它真实。这是平民的史诗，是战争年代普通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真实图景，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真实愤慨。和作者以往许多作品不同的是，用笔更为冷静，很少自己直接出来替主人公呼喊，注意在发掘人物内心冲突方面下功夫。小说构思匠心独运，整部作品都围绕“寒夜”这象征性的氛围作文章，意境凄凉，增强了悲剧效果，又使人很自然联想到作品所要暴露的那个黑暗冷酷的社会。《寒夜》是巴金继《家》、《憩园》之后小说艺术的又一高水准发挥。 

 

摘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2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三、 作品简析 

 

《寒夜》连载于《文艺复兴》第 2卷第1至6期，1946年；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主观激情外化为客观写实，青春理想变成了凡人琐事，一种建立在具体可感生活之上的现实主义成为巴金后期小说创作所遵从的基本原则。如此转变大致可以追溯到 1942年的《还魂草》、1943年的《小人小事》、1944年的《憩园》和1945年的《第四病室》，写成于1946年岁末的《寒夜》则是发展的极致。 

 

正如巴金的许多作品一样，《寒夜》中的人物、环境、情节都有所本。参照巴金同时期写下的相关文章，《无题》成了《寒夜》的“尾声”，而从散文集《怀念》中更可以澄澈地感受到《寒夜》的真实情境。在无数“不眠的寒夜里”，作家“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那些“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痰的咳声，关切的问询”，都“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怀念·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在《寒夜》中积淀下来，成为一个时代里一种人生的纪念。《寒夜》寄托了巴金失亲亡友的悲痛，于悲痛中他转而控诉整个腐败、黑暗的旧社会、旧制度，创作的具体意向便逐渐明朗起来。 

 

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后一年间的重庆，生离死别、家破人亡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写照。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公的制度同悚人的战势，使得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有其发展的必然取向；从心理学角度看，两个女人同一个男人的纷争，使得一切关系都无法稳固，惟有二女存一，心理症结才可解除。然而这对文宣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只得用生命去应承妻情的别离与母爱的压力。不论是别离者还是施压者，在丧亲之痛中她们必将不得安生。 

 

故事的叙述节奏总体上是缓慢的，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独到把握，另一方面也同文本的叙述主旨相应和。文本力图诉说的似乎是这样的事实：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战争给人带来痛苦，和平同样不能使人安乐，对于那些社会小人物而言，悲剧命运注定不会改变。缓慢的节奏加重了那个时代不变的悲剧色彩，社会上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在这样的缓慢基调下默默沉落，汪文宣直到临死也不能够喊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 

 

缓慢的叙事没有模糊故事的结构脉络，主人公的三次“离家”行为成了引领故事的关键。第一次离家是因为树生不归，文宣受不了母亲对媳妇的喋喋抱怨；第二次离家是因为在讨论逃难问题时树生与母亲又争吵起来，夹在中间的文宣只得出门躲气；第三次离家是因为收到树生从兰州寄来的分手信，生活的希望成为泡影，文宣只得借酒来寻求解脱。小说的第 7章、第13章、第26章分别记述了这三次离家情形，它们恰好分布在文本的前、中、后三部分，“离家”遂成为故事从开端到结局的衔接中转站，成为文本叙事脉络的纲领提挈点。第一次离家引出的是婚姻问题。第三者——陈主任和母亲——的介入折磨着文宣，他出门饮酒大醉，被树生扶回家中，树生归家，婚姻问题暂且缓解。接下来出现的是生计问题（通过钟老透露失业危机）和疾病问题。给男性职责地位带来威胁的失业危机同潜在的婚姻危机纠缠在一起，身心交瘁的文宣患上了肺病，等待死神宣判。终于公司抛弃了一个不中用的肺病患者，树生从兰州寄来一封诚恳而委婉的分手信。在所有的问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形下，第三次离家奠定了主人公失却生机的死亡结局。从引出故事主要问题——婚姻问题，到展现主人公面临的全部生存危机，再到预示出主人公无法逃脱的命运定数，这一构架行程揭示出一个悲剧人物完整的生命轨迹。 

 

三次离家，文宣都来到同一家冷酒馆喝酒。第一次是同学唐柏青喊他进去的。共同的婚姻不幸把他们联系起来，战时知识分子在面临朝不保夕的渺茫前程时，只得以婚姻爱情的维系作为自己生存下去的理由，然而这一理由是不牢靠的，因为他们不得不以回忆和幻想来安慰自己苟延残喘的无望肉身。从柏青出现，他的悲剧命运就始终追逐着文宣，映照出文宣今后同样可悲的下场。第二次进冷酒馆喝酒，文宣竟然没有认出柏青来，柏青的灵魂已经死了，他最终把自己的肉体葬送在车轮之下。此时的文宣就如同第一次遇见的柏青，生活的全部困境正摆在他的面前，柏青的死已为文宣预示出行将不远的可怕结局。第三次文宣只能在冷酒馆里独酌了，正像第二次所遇的柏青，文宣也自暴自弃，精神枯死后他空洞的肉体已经没有继续存活的价值，在自我摧残中终于死去。文宣和柏青是那个灾难时代一类知识分子的象征，在对家庭的失败经营中，他们寻求于酒精的自我迷醉，然而每次离家饮酒只能加速他们接近那无可逃脱的死灭归宿。怯懦无能而又可悲可叹，这就是巴金塑造出的汪文宣——一个不幸的贫弱知识者。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巴金：《<寒夜>后记》，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3月版。 

 

2．巴金：《谈<寒夜>——谈自己的创作》，《作品》1962年6月新1卷第5、6期合刊。 

 

3．巴金：《关于<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香港《文汇报》1981年2月14日。 

 

4．康永年：《<寒夜>》，《文艺工作》1948年5月20日第1号“文艺批评”栏。 

 

5．[美]内森·K·茅、刘村彦撰，李今译：《巴金和他的<寒夜>》，《寒夜》英译本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6．陈则光：《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读巴金的中篇小说<寒夜>》，《文学评论》1981年第1 期。 

 

7．[日]山口守撰，胡志昂译：《巴金的<寒夜>及其他》，《名作欣赏》1981年第1期。 

 

8．戴翊：《应该怎样评价<寒夜>的女主人公——与陈则光先生商榷》，《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9． 张民权：《从 < 家 > 和 < 寒夜 > 看巴金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4 年第 2 期。 

 

10． 孙郁：《从生命价值的确立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巴金创作的心路历程》，《文学评论》 1988 年第 3 期。 

 

11． 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 < 寒夜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 年第 3 期。 

 

12．宋曰家：《“你真是老好人”——<寒夜>人物论·谈汪文宣》，《“她决不是一个坏女人”——<寒夜>人物论·谈曾树生》，《巴金小说人物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3． 陈龙：《男权制度下艰难跋涉的女性——巴金 < 寒夜 > 解读》，朱栋霖主编：《文学新思维》，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14． 张沂南：《论女性自我生命选择──也谈 < 寒夜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第 2 期。 

 

15． 唐小兵：《最后的肺病患者：论巴金的 < 寒夜 >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 20 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蕾） 

 

五、名师导评 

 

《寒夜》（１９４６）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家》相比，在《寒夜》中，作家对旧社会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猛烈的抨击，已变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更为冷静、客观同时也更为深刻的剖析。主观激情已经化为客观写实。作品的笔调是冷峻的，气氛是肃杀的，就象作品的标题一样，给予读者的感受是逼人的冬夜的寒气。与《家》等作品相比，《寒夜》的主题、题材也发生了变化，青春理想变成了凡人琐事，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揭示重大主题，巴金所展示的只是一幅灰色的、充满家庭琐事的平常的图画，它的主人公也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这里虽然也是家庭内部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代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而是反映外在的社会压力造成的家庭内部的分裂，刻划的重点由外部事件转入内心世界。《寒夜》中，情节的因素已退居极为次要的位置，作家一方面注意对于生活琐屑的描写与刻划，另一方面着力于发掘人心的工作，着重刻划汪文宣那病态的灵魂，以他的人格被“撕裂”、扭曲的过程来震撼读者的心，在心理刻划上，作家也改变了《家》中的那种直抒胸臆的写法，而是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并且展示人物内心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一种建立在具体可感生活之上的现实主义成为巴金后期小说创作所遵从的基本原则。这些地方，都表现了作家艺术观的变化。这一转变大致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还魂草》、1943年的《小人小事》、1944年的《憩园》和1945年的《第四病室》，完成于1946年12月31日的《寒夜》则是发展的极致。《寒夜》故事的叙述节奏总体上是缓慢的，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独到把握，另一方面也同文本的叙述主旨相应和。文本力图诉说的是：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战争给人带来痛苦，和平同样不能使人安乐，对于那些社会小人物而言，悲剧命运注定不会改变。缓慢的节奏加重了那个时代不变的悲剧色彩，社会上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在这样的缓慢基调下默默沉落，汪文宣直到临死也不能够喊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作品中柏青和汪文宣这两个小人物先后死去，构成叙事的循环，突显了特定社会历史下芸芸众生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

                                                 （汪应果、沈义贞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