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家》研读

 

《家》研读 

 

一、作者自述 

 

《激流》底第一部《家》从四月写到现在，写完了。这只是一年以内的事，却占了这样长的篇幅，这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的。然而单从这一年的大小事变底描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底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了。这里所描写的高家正是这类家庭底典型，我们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来。 

 

有不少的人以为这是我底自传，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小说里的事实大部分是出于虚构，不过我确实是从和这相似的家庭出来的，而且也曾借了两三个我认识的人来作模特儿。 

 

用了二十三四万字我写完了一个家庭底历史。假如我底健康允许我，我还要用更多的字来写一个社会底历史，因为我底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如果还继续写的话，第二部底题名便是《群》。虽然不一定在何处发表，总有机会和读者见面的。 

 

摘自巴金：《家》后记，原载 1932年5月22日上海《时报》第1张第3版。 

 

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自然先有认识而后有信念的。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进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坏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 J'accuse (我控告。)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牺牲品的。 

 

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我写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由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结局。……在女子方面我也写了梅，琴，鸣凤，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三个不同的结局。…… 

 

我并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来写小说。我并非为了要做作家才拿笔的。……我仿佛跟着书中每一个人受苦，跟着每一个人在那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年轻的灵魂流过一些眼泪，我也跟着他们发过几声欢笑。我愿意说我是和我的几个主人公同患难共甘苦的。倘若我因此得着一些严正的批评家的责难，我也只有低头伏罪，却不想改过自新。 

 

摘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定本代序）——给我底一个表哥》， 

 

原载 1937年3月15日《文丛》月刊创刊号。 

 

二、重要评价观点 

 

这两部小说，无论从什么地方看都觉得很相似。如果有一点不同的话，那就是《红楼梦》是整个大家庭的解剖，里面丝毫看不见当时的社会的影子。而在《家》的里面，则有些是在剥露统治社会的丑恶的罢。但作者的笔锋是太浅近了，太笨拙了：他尽力想在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崩溃里刻上社会的影子，却越觉其模糊，而影响到他就是在解剖大家庭的现象这一点上，也没有《红楼梦》的成功，也没有《红楼梦》那样的真挚与自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以作者空虚的想象，不从社会演化的历史上加以研究和观察，便想抓住大家庭崩溃的核心，这态度是不正确的。他给大众的力量是薄弱的。 

 

摘自闻国新：《家》，原载 1933年11月7日北平《晨报》副刊《学园》第598期。 

 

巴金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到绝对化的地步。这单纯是巴金创作的成功的原因，但也是失败的根源。 

 

由于这单纯，巴金激动了万千读者的心。为它哭，为它笑，为它而奋勇前进。在这里，巴金是尽了变革这古老的中国社会底一部分任务。…… 

 

这是巴金的成功。 

 

然而，前进的路是曲折的。勇敢还须继之以沉着；憧憬还须加之以明辨。单纯的真理，是通过极其复杂的现实底画面而求得的结论——也是指示。艺术作品所需要的，不仅是真理底示唆，而尤其重要的是真实地映现。巴金唤醒了读者一种勇迈向往之情，但缺乏叫读者认识这现实之复杂画面底艺术形象和艺术机能。留给读者的，是一种激情，而不是识力。这显出巴金底软弱了。…… 

 

巴金把这世界划分为两个壁垒。这边是旧的，那边是新的。对立着。行而上学的绝对地对立着。巴金告诉每一个读者，毁弃那旧的，迈向那新的。……然而旧和新之间，没有连续，也没有嬗递与关联。他给予人以非常大的勇气，但没有给予人以必要的坚毅。同样，巴金在人物的塑铸上，给予新的一种定型，给予旧的一种定型，给予不新不旧的，又是一种定型。这定型，机械地被描写着，形而上学地给对立着。但也因为这缘故，到两者对抗的最后，巴金就拿出人类爱，给相互宽恕起来，统一了。……这是巴金的精神，也正是巴金用以描写这世界，充实这世界，创造这世界的。 

 

摘自巴人：《略论巴金的〈家〉三部曲》，《窄门集》，第 195页至第196页， 

 

香港海燕书店 1941年5月。 

 

巴金通过他所创造的……各种形象，展示了这三部曲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意义。它的第一个基本思想，正象作者在关于《家》一文中所说，是要指出“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经济新政治的发展，作为封建经济上层建筑的封建旧家庭也必然走向崩溃和没落。…… 

 

第二个基本思想，是揭露封建地主官僚的罪恶统治，赞美青春和歌颂自由。…… 

 

第三个基本思想是：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反抗就是胜利，妥协和忍受就是灭亡。…… 

 

巴金创作中的这些思想，和他常用议论性的对白来点出人物的性格，用奔放的抒情文字来揭示所描写事物的意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就使他的作品容易为广大青年所理解，并广泛的影响着青年知识分子走出旧家庭，走向反抗的道路。 

 

但因为巴金创作中的反抗思想，实质上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争取个人的解放和自由，他在表现方法上又“缺少冷静的思考和构思”，这就使它没有成为一种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旧社会里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学生）开始探寻自己生活道路的时候，接近它，欢迎它，但他们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接触，他们欣赏艺术的水平一提高，就从各方面感到了它的不足，并且就要求朝着更远的方向前进。巴金创作的积极意义和它的不足之处都在这里。 

 

摘自思基：《读巴金的 <激流>三部曲》，原载《文学月刊》1956年4月号。 

 

《激流三部曲》……都以高家为中心，写出了被那代表旧制度的“家”折磨致死的一群年轻人的血泪史，暴露了封建家庭及它所代表的旧制度的不义与罪恶，揭露了这个“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及其过程；写了新的一代的成长，那勇往直前冲击着旧制度的“激流”的成长。……总之，《激流三部曲》既是旧制度的葬歌，也是那一整代进步青年所梦想着的新社会的催生曲。 

 

在《激流三部曲》里，巴金并未正式地提出革命的要求来，并未正式地提革命地改革现实生活、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思想来。这是因为在“五四”这个革命暴风雨前的启蒙时期里，社会生活中尚未明确地提出革命这个主题。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不能也不会如某些批评者脱离生活实际所要求所幻想的那样，去表现出“反抗之后的出路”，或表现出既有“革命理想”，又有有“组织”和“领导”的革命行动。（见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巴金不能这么超越他生活过、他所描写的时代生活。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是“五四”时期社会生活中普遍的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就指出了这种反抗，指出了“除了反抗而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类得救。……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忍受，也不应该忍受。”（《海行》，三八页）巴金指出，反抗才是路，才能汇入将要来临的革命暴风雨中。而巴金就以这种民主主义的战斗热情鼓舞了他的读者，燃点起了他们心中反抗的火。所以，许多青年读者把觉慧、觉民当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朋友和榜样，从这些人物身上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 

 

摘自扬风：《巴金论》，原载 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 

 

“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引起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强烈的憎恨；……象“五四”时代一般人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一样，如果说他们的幸福的理想还是属于“梦的世界”的范畴，还只是一种热情和信仰的话，那么他们所憎恶和反抗的对象就非常之具体，因为这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痛切地感受到的，而且直接阻碍着他们的前途和发展。……光明的憧憬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鼓舞，引起了他们反抗现实的热情和勇敢，但周围的无边的黑暗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和悲愤；这里不只说明了作家从事创作的心情和态度，也说明了他的作品的生活的根源。……作者在《家》的后记中说这部作品是“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其实“我控诉”这句话是可以概括作者对旧制度憎恨的心情和他许多作品中的基本思想的。象“五四”以后很多的进步青年一样，它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同情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正是推动作者热情写作的动力。 

 

作者对他所写的生活是充分熟悉的，他对于作品中的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无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是感受极深的；而且因为要具体通过一个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势力的激荡，因此他花了很大力量来描写这个大家庭内部的形形色色，它的主要成员们的虚伪、庸俗和堕落，以及对于青年人的命运和精神的摧残；他是非常忠实于生活的。在《激流三部曲》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占有了主导的地位。……正因为他所展示的是“生活之激流”，他的生活经验和他的要求变革的激情都在作品中得到了积极的发挥，因此作品就特别富于激动人心的力量了。 

 

摘自王瑶：《论巴金的小说》，原载 1957年12月12日《文学研究》第4期。 

 

《家》是一部充满了作者激情的小说，它是一首散文诗，又是一篇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 

 

作者不能安于象《块肉余生述》那样温情的叙述，作者抑制不住地做出激情的控诉。他想写出“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但是，巧作安排的情节是作者所不取的，他不愿意象司各脱甚至大仲马那样用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同时，也不安心于细节的刻画。就如有些电影导演常常愿意在镜头以外进行旁白一样，作者擅长“独白”。对我们在《家》中读到的信，和作者“代序”的信，都可以这样看待。因为巴金追求的是笔锋常带感情，这也就是作者的风格。因此，《家》的着眼点，并不完全在于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急于要写出旧社会“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作者确实是含着泪水来看待这些牺牲品的，而且悲忿地希望他们摆脱这种命运。 

 

摘自端木蕻良：《重读 <家>》，原载1978年4月6日《文汇报》。 

 

作品里所反映的高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仕宦之家。到了二十年代，虽然它已拥有公司、房屋和银行股票，带上了资本主义色彩，但它的基本形态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它内部的种种冲突和对抗都集中地反映了封建制度以及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这种家庭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地发展起来。”（《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因此，它就不单单代表着一个家族，而成为整个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认识、解剖这个家就是在认识、解剖那个社会。正是在这一点上，《家》主要是通过对地主家庭的内部关系的剖析来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腐朽，愤怒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和残酷，展示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反映新老两代人的斗争是作品最为着力表现的。作品里也同样刻画了三个典型的男性：觉新、觉民和觉慧。他们都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然而每个人所选择的道路不同。……巴金对这三个形象是有所褒贬扬抑的。他批判了觉新的“改良主义”；他支持了觉民的反封建行为，同时也对觉民这种“个性解放”、恋爱至上的做法表示了批评；他激情洋溢地歌颂了觉慧投身革命的正义举动。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也同样是正确的。 

 

摘自曼生：《重读巴金的 <家>》，原载1980年1月16日《光明日报》。 

 

巴金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家》，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明确的目的： 

 

一、要表达对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 J'accuse （我控诉）”，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 

 

二、要为青年一代呼吁。“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巴金把这视作自己不能逃避的责任。 

 

三、由于巴金对于这种腐朽残酷的人吃人的旧制度的深恶痛恨，对无数青年男女的真诚热爱，所以他把自己的创作当作向旧制度旧社会进行猛烈攻击的武器。他所描写的并不是限于某一个具体家庭的兴衰变化，而是通过高公馆的崩溃没落揭示出整个封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灭亡的命运，写出在这个统治极为严密残酷的黑暗王国里，也正在挣扎着放射出一线光明来，使人们有了信心、希望和力量。这就是小说本身充满着悲剧性的故事，但作者却要题名为《激流》的用意所在。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他渴望搏斗，渴望征服生活，而决不屈从、呻唤于命运的安排。 

 

也可以说，长篇小说《家》成功地运用艺术形象，体现了作者上述这些反复体验、感受到了的思想和感情，因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摘自陈丹晨：《巴金评传》第八章，第 140页—第14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家》是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长期以来，研究者从社会学和艺术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探讨其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和独具的艺术特色，写出不少好文章。但是，把《家》放在五四时期中外文化碰撞的文化背景下，从人类文化学的方位来审视小说中人物的文化心理，考察小说文化价值的论文却很罕见。本文试就此进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新旧时代转型期的异质环境：文化心理的嬗变 

 

悲剧的根源：家族宗法制的钳制和封建文化在心理上的积淀 

 

病态文化心理：畸形、懦弱性格的基因 

 

在同时期的家庭题材小说中，《家》是出类拔萃的。它不止停留在单纯暴露和批判封建主义罪恶，或者表现青年人受长辈压制的苦闷生活的一般水平上。巴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高家的日常生活发微显隐，在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撞击的火光中，严正地宣判了家族宗法制的死刑。 

 

摘自吴定宇：《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撞击的火光——论巴金 <家>的文化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2期，第39页—第54页，作家出版社1988年6月。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能够成功地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提供其全部特征，并展现其最终命运归宿的长篇小说，当首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在这部小说里，巴金首先展示出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完备而具体的一般特征。在形式上，有高氏家族四世五房的族居方式；有由家长、族员、姻亲等组成的家族人物；有诸如祝寿、祭祀、婚丧嫁娶等各种各样的家族活动。在内容上，有弥散于整个家族之中，无形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着家族利益的家族意识；有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丝毫不顾及婚姻当事人幸福的婚姻观念；有一个从家长到族员、从长辈到子女、从主子到奴才、从嫡到庶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以“忠”、“孝”等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规定。在功能上，有维护家族内部机制运转正常的对内功能；有把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系统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对外功能。其次，巴全挖出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深刻而厚重的内蕴。在揭示传统家族文化的本质方面，巴金从家族意识对家族人物的无形钳固与摧残上，从婚姻观念对男女双方从始至死的折磨上，从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一个个家族成员的无情吞噬上，真实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腐朽本质；在展示传统家族文化的命运方面，巴金从家族文化在其执行者和维护者身上的失范上、其承传者身上的变异上、其反叛者身上的轰毁上，形象地显示了中同传统家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另外，巴金也在《激流三部曲》中对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新的家族文化作了热情洋溢的赞誉。 

 

摘自李金涛：《巴金 <激流三部曲>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表现艺术》，《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22页。 

 

在充分肯定觉新形象所具有的……社会教育意义的同时还应看到，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觉新这一形象还具有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必将注意到这一形象的更为深刻的美学价值。在《激流三部曲》发表的那一时代里，许多读者和评论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都从简单的社会学原则出发，颇为一致地认同、重视以至强调了觉慧等人的反抗精神，从而也就忽略甚至放弃了对觉新形象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实际上，觉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艺术典型。他是被害者，在整个三部曲中他是封建制度最直接、最无辜的受害者。但是，他又是封建礼教制度和封建大家庭的维护者，对于种种封建观念他又是顺从的，接受的。在封建制度暴虐地吞噬无辜青年的幸福时，他虽然还算不上一个帮凶，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助长了封建势力的威风，完善了封建制度的秩序。所以，重新探讨觉新的性格构成，寻找其成因，并进而对觉新性格进行当代的批判，这一切都有着新的意义。 

 

摘自辜也平：《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觉新性格新论》，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卷第2期，第45页。 

 

巴金的文学创作视野是极为广阔的，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动荡和社会组织的变化，世界发展的风云变幻，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人身处历史剧变的精神心态，都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但其核心却是对“人”的思考，即将“人”置于家庭、世界的背景中去审视，从政治解放、伦理解放、人性自由的解放这三大层面去观照，正如 80年代巴金在回答瑞士记者提问时所强调，其“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或者两者的融合”。这两大主义正是“五四”精神的核心，而这两大主义的获得，正源于十九年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人生体验和“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于是我们研究巴金文学创作历程的视点，自然地就落在其代表作《家》中。通过对巴金整个创作生涯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题材的选择、或对人生的审视角度、人物形象系列的塑造和思想情感的表现，《家》的各种特征都或隐或显地叠印在巴金作品之中，因而我们认为，《家》是巴金文学创作的总纲。 

 

摘自邓经武：《 <家>——巴金文学创作的总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第110页。 

 

在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无疑是抨击封建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最为激烈的作家之一。在他的笔下，封建大家庭是一个专制的王国，它扼杀了青年一代的幸福、自由和理想，它是贵族子弟得以滋长堕落的温床。然而，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又惊人地发现了他浓厚的家族情结，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家族问题持久的关注热情，把创作的重点始终放在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专制家长、堕落子弟的怜悯和同情，对正常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族伦理给予首肯，甚至对他所歌颂的叛逆者身上所潜藏着对封建孝道之类的道德也流露出理解式的认同。他创作中割舍不断的家族情结根源于他在生活中与封建旧家庭所保持的情感上的联系，而且“他本人又是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奉行者，他终生都在探讨如何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合理的友爱的家庭关系，而不是完全割断这种血缘纽带。” 

 

摘自曹书文：《论巴金小说创作中的“家族情结”》，《学术论坛》 2001年第5期，第94页。 

 

三、作品简析 

 

《家》开明书店 1933年5月出版。 

 

《家》以 “五四”时期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仕宦家庭——高家的祖孙两代的矛盾冲突为线索，展现了－个封建大家族的纷繁事态和人际关系。四世同堂的高家是一个道地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王国，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在这里得到了形象的体现。高老太爷俨然是专制的君主，操纵着整个家族的经济与生杀大权，具有强大的精神威慑力量。他的家族意识很浓，行为处事均是以是否有利于家族的荣誉作为出发点。尽管高老太爷煞费苦心地支撑着高公馆，却仍不能挽救“家”的分崩离析。在他垂死的呻吟中，我们听到了“家”的丧钟。在这里，巴金是把“家”放在“五四”时期东西文化撞击的大潮下以暴露其内部的溃败和不可救药。小说所显示的虽然只是社会一角，但却构成了“五四”时代形象的家族历史缩影。因此，它不单单代表着一个家族，而是成为了整个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以“家变”写“世变”，通过家庭反映社会，正是作者所运用的写作策略。 

 

在《家》中，巴金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并真实地写出了这些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高觉新是小说最为着力刻画的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其艺术形象是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原型的。 巴金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感情来写这位大哥，他是小说人物中最为丰富和感人的艺术形象。 觉新的思想的复杂就在于他体现了新旧两个时代、两种思想、两条人生道路的矛盾和斗争。 他在旧家庭中是一个“旧式少爷”，而跟两个弟弟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五四”新空气已使他能以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封建大家庭，进一步看清了正在崩溃的旧制度、旧家庭的罪恶。然而，他是大家族的长房长孙，是整个家族的继承者，这种家族位置 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教养又使他竭力维护这个制度，并处处对这种家庭机制起保证作用。他 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 使他成为这个家的傀儡 ， 只能 顺从别人的意志而接受不公平的安排。 他生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 传统与变革的斗争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成为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在主观上虽然也想把新思想和旧家庭的现实结合起来，然而实际上却是根本办不到的， 因此他不得不生活在矛盾与痛苦当中。 作者对于他是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的。 

 

觉慧是作为 专制家庭的主要对立面出现的。 与觉新不同，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价值为前提，在性格上则更多地表现出平民性格和独立心态。他从哥哥觉新隐忍苟活的生活与爱情悲剧中，更坚定了自己的价值追求。为了信仰，他敢于抗争，表现出一股难得的野性和激情。觉慧是一个受人喜爱的主人公，这首先是因为他代表着新生活、新道路，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 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带着时代、出身和教养给他的许多弱点和缺点。他突破了传统等级观念的束缚，敢于对丫头鸣凤表白爱情，但是，他又总希望鸣凤也出生在一个名门世家；在 最后关头，他 恰恰忘掉了自己先前的承诺， 未采取任何行动去帮她、救她， 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这些说明他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 。觉慧也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他终于认识到：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必须走出旧家庭的阴影。觉慧的离家出走，象征他同旧的生活方式、思想传统的彻底决裂，是新时代觉醒的标志。这一形象在民主革命时期曾鼓励不少青年冲破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浓烈的抒情色彩是《家》的主要艺术特色。巴金的创作从来不是为文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文，是因“情动手中”才执笔的。出于对生活的强烈感悟，在创作中，巴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摆进去，因此他笔下的每一幅画面，每一个细节，甚至一字一句都凝聚着他如火一般的激情。尤其是在抒写人物的感情世界方面，巴金吸收和运用了心理描写这一外来手法，其独特的抒情艺术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和体现。以梅、鸣凤、瑞珏等女性为例，她们都在黑暗的牢笼中受着痛苦的折磨，人格上难以自强，却经常给别人以温暖，以爱来温暖彼此创伤累累的心。钱梅芬和瑞珏是情敌，但她们却表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都愿意自己承受不幸来抚慰对方的心灵。巴金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多样的抒情手法，深入到这些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他们平凡之中的伟大，这使得他的人物悲剧获得了更加动人心魄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林萤牕编：《论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柳州文丛出版社，1943年3月初版。 

 

2．[法国]明兴礼 王继文译：《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初版。 

 

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初版。 

 

4．陈丹晨：《巴金评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8月初版。 

 

5．李存光：《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 

 

6．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初版。 

 

7．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初版。 

 

8．贾植芳、唐金海、张晓云、陈思和编：《巴金作品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初版。 

 

9．艾晓明：《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 

 

10．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初版。 

 

11．陈思和、辜也平编：《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初版。 

 

（崔 冽） 

 

五、名师导评 

 

巴金的《家》写于1931年，最初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原题为《激流》，１９３３年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家》。至于《激流三部曲》的总体构想是在后来的写作中逐渐形成的，从《家》的发表到1940年完成《秋》，中间间隔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有些最初的设想并没有实现，而有些重要的人物、情节则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１９３８）、《秋》（１９４０）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家》，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激流三部曲》所反映内容的时间跨度是1919年至1924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当时中国还很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统治下，这个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逐步激化。就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这几个悲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共同的：她们都为追求幸福的爱情而和封建礼教及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鸣凤的故事在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鸣凤的死与觉慧的叛逆标志着这个家族已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在觉慧的直接影响与帮助下，高觉民起而抗婚，并取得了胜利，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随着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亡，各种腐朽的东西统统明朗化、公开化了，原先隐匿着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爆发出来。于是，一方面是封建势力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对高家统治原则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同时加速地进行着，并构成了两把各自向着相反方向撕裂的钳子，把高家温情脉脉的情感纱幕撕得粉碎。《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实现了作者写作的初衷：“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ecuse(我控诉)!”

《激流三部曲》塑造了一个在专制主义重压下的软弱与病态的灵魂——高觉新。在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身上，进一步反映了巴金对于“人”的深刻思考。觉新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软弱动摇的性格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造成的，他的人生悲剧集中反映了这种制度对健康人性的戕害。觉新原先是一个相貌清秀、聪慧好学的青年，思想进步，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实际上他却因择偶时一次荒唐透顶的拈阄而把人生断送了。他的聪明才智被用来做三亲六故的婚娶、丧葬、陪客、庆典的主持或帮手，必须依着长辈的意志躬行他所反对的那一切。他会变成这样完全是由家族制度造成的。封建宗族制家庭结构决定觉新作为长房长孙必须承担维护这个家庭的任务。现实和理想出现了尖锐的冲突，造成了觉新性格的两重性。作品正是通过觉新人格的分裂来控诉这种大家庭制度对“人”的摧残。觉新形象也表现出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我们民族的懦弱苟且的国民性。鲁迅对这种性格生成的原因，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根源就在于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统治的力量。觉新所处的环境，上边有冯乐山、高老太爷，还有克明、克安、克定等长辈，他们像高高的金字塔重重地压在他的头上。封建观念，这是觉新无法克服的又一道障碍，他每次总是自告奋勇地把头往绞索中伸去。觉新的事事退让的心理就在这种环境里形成了。

作为《激流三部曲》中塑造得最具艺术魅力的形象，巴金对觉新的塑造很注意挖掘其内心的复杂性。从表面看来，觉新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里却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巴金把这种冲突写成是民族心理积淀在现代民主思想冲击下的痛苦挣扎，从而体现出历史的深度。为了写好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还让觉新大段倾诉自己的内心情感，并用了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回忆，衬托出人物心境。巴金也十分注意表现觉新的人性美，他与瑞珏在不幸中相濡以沫的爱情描写构成了作品中极为动人的篇章。觉新作为新文学史上中国“多余人”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激流三部曲》的艺术取得了杰出成就。它的结构宏伟且精于构思。巴金比较擅长以“三部曲”的形式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以及大河奔流的历史趋势，其中，以事件为主线索，以场面串连故事的结构特点，使得巴金的小说总是既规模浩大又有条不紊，诸如《家》中的学潮、过年、军阀混战、鸣凤之死……《春》中海儿之死、蕙的婚礼、淑英出走……《秋》中的梅的婚礼、蕙的安葬直至大火、分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联结在一起，构成了网中的结，并通过场面的描写把各种人物汇聚拢来，再往下一个事件推去。而前后场面常有所呼应，形成作品的完整性。巴金小说的这一成就深受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启发，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左拉的小说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命运》到《崩溃》，借一个家族贯穿着展开了资产阶级的盛衰史，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四代人，写了这个家族的最兴盛的时期，也写到了最后一个继承人的夭亡”。这些都无疑直接启发了巴金创作《家》以及整个《激流三部曲》的构思。

注重发掘人情美与抒情化人物塑造方法。《激流三部曲》描写的人物有名有姓的60多位，他们性格鲜明，面目殊异。巴金塑造这些人物，不似茅盾写人重在多侧面表现，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备上塑造人，而是重在传情，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灵美、人性美。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但这是丰富的单纯，是外形和内心高度统一的单纯。以鸣凤、瑞珏和梅这三位女性为例，作品让她们都和“梅花”发生联系——鸣凤在梅园采梅，瑞珏爱画梅，梅表妹则以梅为名，从而表现她们“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梅花品格。又着重展示她们的内心活动——鸣凤是大段内心自白，瑞珏通过日记，梅则是长篇的内心倾诉。这些心理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到别人，想到对方，从而表达了巴金毕生以求的一个“爱”字。这就使这三位女性形象极其感人。这与巴金偏爱屠格涅夫作品有关。巴金与屠格涅夫在人生态度、艺术旨趣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比较多地吸收屠格涅夫抒情小说的艺术经验。例如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与散文语言，情节的发展是让人物自己来行动并无预设的人物行动提纲。这同茅盾写《子夜》像巴尔扎克先编详细提纲的做法不同，巴金的长篇结构缺点是松散，长处在于便于人物抒情，独具一格的抒情正是巴金的艺术魅力。他们都长于表现青年的心灵，特别是挖掘少女的心灵美。屠格涅夫擅长塑造一些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的“多余的人”的性格，他还“时常使软弱、动摇的男子与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女子结婚”。巴金小说中女性心理内涵往往强于男性。屠格涅夫的影响形成了巴金小说特具的抒情风格，“忧郁的”  “哭诉的调子”。这些在《爱情三部曲》中已形成特色，在《激流三部曲》中和整体的现实主义艺术更成熟地融合了。

                                                                                                （汪应果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