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同性恋天才的悲剧

 　1895年春天，英国的文学天才、以唯美派的使者自居的王尔德没能去游春赏景，书写美文，而是吃了官司，被判入狱两年。这次审判不仅改变了王尔德本人的生活，而且震惊了英伦三岛，并对当时及其以后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王尔德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的文学作品倍受争议但也极受欢迎，他的戏剧作品一经上演总能引起巨大轰动；他还应邀到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做巡回演讲，曾经以其睿智而优雅的谈吐倾倒一时。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使得这位天才作家走上了审判台，并最终被送进了监狱呢？ 

 

　　这还得从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倾向和法律规定说起。根据英国1895年刑事法修正草案，任何带有“粗俗倾向”的行为都是犯罪；该法案还规定，同性间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可以解释为犯罪。而王尔德正是一位同性恋者，也正是由于其同性恋行为而被控告“有伤风化”，并被判刑入狱。 

 

　　同性恋是否是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应该加以禁止？对此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它涉及到社会传统习俗、道德、法律,以及对人的天性等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而以古板著称的英国社会，在19世纪末，法律明确规定同性恋是犯罪行为。这也正是王尔德被判入狱的法律依据。 

 

　　王尔德自己曾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了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了监狱。” 

 

　　在牛津的八年，王尔德成绩优异，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并形成了他唯美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他才华横溢而又放浪不羁，对于生活，他只选择可爱、精美的一切，而拒绝粗俗和可厌的东西。这种在象牙塔中培养起来的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让他享尽了人间快乐，但也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让我们来看看王尔德的生活吧。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群与其地位和趣味相当的青年，日夜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的领袖、道德的败坏者。但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能使自己免受道德、法律的束缚，并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说自己哪怕是同性恋，也是为了追求美的方式。王尔德的入狱，当然与他同社会的道德观念的对立是分不开的；但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他与自己英俊的密友——昆斯伯里侯爵的小儿子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德的密切关系。 

 

　　昆斯伯里侯爵是一个脾气暴躁，甚至有点精神不正常的苏格兰贵族，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发展和推进了英国的业余拳击规则，也就是所谓的昆斯伯里规则。一开始，侯爵并未在意自己的儿子与王尔德的交往，甚至还有点得意，因为王尔德毕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各种传言，让侯爵认为王尔德对自己的儿子施加了不好的影响，并写信要求儿子远离王尔德，但遭到了拒绝。三人之间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严重，随着争执的升级，侯爵先是断绝了儿子的经济支持，继而又通过书信方式甚至在公开场合对王尔德施加压力，进行侮辱，并不断地对王尔德进行跟踪和骚扰，使得王尔德忍无可忍，最后他以诽谤罪指控了昆斯伯里侯爵，并将其告上了法庭，也就是控告侯爵诽谤王尔德是一个鸡奸者。 

 

　　王尔德告昆斯伯里侯爵案的微妙之处在于：在确定侯爵是否构成了诽谤罪上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昆斯伯里侯爵的行为构成诽谤罪并承担法律后果；二是不构成诽谤罪，侯爵能够证明王尔德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和鸡奸者，而一位父亲出于保护自己儿子的目的不应该承担法律后果，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宣判王尔德有罪，因为当时法律规定了同性恋行为是犯罪。事情很清楚，对于王尔德而言，这是一个“非死即生”的审判。 

 

　　对于这样一个诉讼，当时有许多人包括王尔德的挚友萧伯纳、哈里斯都认为王尔德赢不了官司。他们劝王尔德撤诉，离开英国到较为宽松的法国居住并继续写作；在他们看来，陪审团不可能判决一位父亲有罪，而王尔德得同性恋名声在外。另外，王尔德虽然创作艺术作品是行家，但昆斯伯里候爵是专以斗争为乐的人，在这个时候，王尔德明智的选择是拒绝与他作战。但王尔德为了名誉和骄傲却拒绝了他们的恳请。 

 

　　事实上，王尔德确实难以赢得这场诉讼，除了昆斯伯里侯爵的身份和地位的原因外,王尔德自己放纵的生活也留给了侯爵太多的证据。而昆斯伯里侯爵决意要赢得官司，因此雇佣了私家侦探，收集了大量王尔德与同性青年淫乐的证据,并雇请了著名律师爱德华·卡森为其辩护。也就是说，形势对于王尔德是很不利的，但王尔德依然故我,毫不在乎,就在开庭审理前夕,他还与道格拉斯到法国南部的蒙特卡洛旅行；更有甚者,在开庭前两天,他竟然带着妻子和道格拉斯去剧院的包厢看自己的剧作《诚实的重要性》的演出。此时，王尔德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可以免除一切不利的影响；而随着关注这场审判的人越来越多,王尔德也越发地看重这次做秀，视为夸耀自己口才的难得机会。对于自己所处时代之严苛的道德观，王尔德太不当回事了，他以为就像创作剧本一样，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在庭上抖抖衣袖，张张口就可博得满堂喝彩，赢了官司。 

 

　　然而，艺术天才王尔德在严肃刻板的法庭上的演出却很不成功。1895年3月3日,侯爵被捕,并以诽谤罪被起诉；3月9日法庭再次开庭，听证会不出所料的座无虚席,法庭上的王尔德犹如站在了演讲台上,听众的拥挤使其炫耀情绪高涨。可是，他的第一次回答就招致法官的责备。 

 

　　王尔德的律师问道：“你是剧作家和作家吗?” 

 

　　王尔德傲慢地回答：“我相信我是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家。” 

 

　　他没有料到，法官严厉地要求他：“请只回答问题！” 

 

　　这次审讯后侯爵再次取保候审。1895年4月3日,再次开庭,听证会依然爆满。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王尔德尽量用无礼的回答使得整个程序显得可笑：他在调侃，在打趣，在讽刺。他本想让严肃的法律程序在自己的风趣轻率中好玩儿一些,但他忘了这是法庭,而不是戏剧上演得剧场。 

 

　　侯爵的辩护律师爱德华·卡森很有技巧地围绕文学和事实两个方面对王尔德进行讯问。在文学方面,卡森把重点放在王尔德给道格拉斯的几封信和王尔德出版的两部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和《供年轻人使用的至理名言》上面。卡森指控这些作品是不道德的，并且指出这些作品触及到了同性恋主题，当自己的作品被指责为同性恋小说时，王尔底愤怒地回答说： 

 

　　“只有畜生和文盲才会这样想，或许更应该说畜生加流氓才会这样想。” 

 

　　卡森不理会王尔德的愤怒，而是在法庭上逐字逐句地朗读王尔德的作品,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向陪审团暗示其中的同性恋倾向。王尔德进行了辩护和反击，遗憾的是这些充满美感和艺术气质的辩护在法庭上显得太不合时宜，有些苍白无力。毫无疑问，在法庭上,王尔德和他的作品都遭受了侮辱。 

 

　　就事实方面而言，卡森出具的证据和纠集的证人让王尔德面临的局势更加恶化了，面对侯爵纠集的一帮与王尔德有过性关系的年轻证人，王尔德和他的律师终于发现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得了。无可奈何，他们只好选择了撤诉。 

 

　　然而，4月5日，也就是王尔德宣布撤诉，昆斯伯里侯爵被无罪释放的这一天，侯爵对王尔德进行了反诉，控斥他有伤风化，当天下午，王尔德就被逮捕了。这真是惹火烧身！ 

 

　　1895年4月26日.王尔德被控有伤风化案在老贝利法庭开庭审理。其实，这是同一个案子先后开庭，只是原告和被告换了位置。这一次，侯爵出示的有力证据和传唤的证人让形势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形。王尔德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他只是站在讯问台上，安静的回答着问题，否认自己有过任何猥亵的行为，然而证据确实，王尔德和他的律师已无力回天了。 

 

　　最后，陪审团一致认为，王尔德的罪名成立；法官做出判决：王尔德入狱服苦役两年。 

 

　　王尔德的律师爱德华·克拉克在结案陈词中要求陪审团：“满足那些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希望吧，还如今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以清白，而还给他清白，也就是清除了社会的一个污点。”这个结案陈词让王尔德热泪横流,他匆匆写下了感激的便条递给自己的律师。 

 

　　但是王尔德真的清白吗?根据当时的法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围绕王尔德的两次审判在程序上也是合法正当的，陪审团的裁决也是严格根据法律做出的，不存在陷害和不公。王尔德的行为确实违反了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定，王尔德的入狱并不冤枉。 

 

　　但是王尔德案的判决，对于他个人和社会，对于艺术和文学无疑又是一场悲剧，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次审判之前，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多少还有点同情，而这之后，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并且把同性恋视作一种威胁。最不幸的是，由于王尔德在艺术上的声望和成就，这次审判不单给他个人以伤害，同时，文学艺术也受到了伤害，人们开始把艺术和同性恋联系起来。换言之，王尔德的受审，同时也是他的作品的受审，是艺术在受审。在法庭上，王尔德美丽的作品被逐字逐句宣读，作为王尔德犯罪的证据，这个时候艺术失去了它应有的尊严和自由。而审判它的依据是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道德观和法律规定。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王尔德及其作品，还有他身后的艺术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和判决。 

 

　　我们或许应该考虑这样的问题：文学作品应该与其作者的行为混为一谈吗?它应该为其作者的行为负责吗?

 

　　当然,还有同性恋的问题值得人们考虑：道德和法律对其进行否定就真的正当吗？把它理解为与人的天性相关的一种自然存在,而不去进行道德和法律的评价不行吗？ 

 

　　王尔德案早已结案，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