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中国共产党党史简介1

 党的历史分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至今已走过90年的历程。在这90年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史上被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19年9月~1923年5月）、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0月）五个历史时期。
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19年9月~1923年5月）、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1、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
李大钊 ：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陈独秀 ：主编的《新青年》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 。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
⑵出现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等。 
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1919年5－11月，李大创在《新青年》上发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出版。
⑷形成了一支日益扩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李大钊、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
 五四运动介绍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① 五四运动的背景：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发展；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政治基础：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统治促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思想基础：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直接导火线：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和会在英，法、美、意的操纵下，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
②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１３所大专学校３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5月4日～6月初：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学生为先锋；6月5日后：运动的中心在上海并迅速波及全国，工人阶级为主力；结果：取得初步胜利（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职务，拒签和约。
③ 五四运动的意义：性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特点（各阶层作用）：青年学生—先锋，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办学校、建工会；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科学，民主。
中共两位奠基人
1、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在上海编《国民日报》。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都致力于先进思想的启蒙与宣传，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人就都是思想界的明星了。他们两人的声望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陈独秀还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时有诗盛赞他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可见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并被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仰承的“日月星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说：“五四运动中，有中国的最觉悟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并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封建文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李大钊{zhāo}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07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赴日本，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编。1918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3月，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作为社会中的先进人群，知识分子历来被看作追求真理的精神符号，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旗帜。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知识分子是指“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文化的符号性法则，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
共产国际的帮助：维经斯基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 。
同年秋到l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张申府、赵世炎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四）、中共一大的召开
时间、地点：1921年7月23日一30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持续了8天。
内容：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为什么选择国共合作
中共选择国民党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国民党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国民党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国民党的合作。　　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　　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国民党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
2、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国民党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员，再加上国民党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国民党的积极参与，使得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国民党，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国民党，借助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国民党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3、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4、利用国民党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5、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国民党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国民党、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
黄埔军校的建立
（1）．建立：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1924年建立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2）．特色：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
（3）、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7、国共合作的失败（集美大学学报02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人们曾端茶送水迎来送往的北伐军突然变脸，微笑换成狰狞。昨日之友变成今日之敌。
“4.12”让人们记住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和血腥。但广大北伐军将士何以蒋介石变脸便跟着变脸？仅仅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蔡元培先生不是军人，何以公开支持蒋的剿共，并撰檄文痛斥共产党？
徐可纯：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原因的再思考
（1）、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平等，国民党有强烈的大党意识。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领导中国命几十年，他自己也以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自认为只有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责任。
他说： “ 国民革命，唯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效力。 ”归根结底，孙中山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已包含了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中心来容纳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他的说法是 “ 容共”而不是 “ 联共” 。可以说孙中山的主人意识极强，他唯一能够接受的两党合作形式就是党内合作，他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向他宣誓效忠才可加入国民党，目的就是让年轻的共产党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为其所用，但是要与之 “ 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 ”他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批评，更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曾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也就是说在中共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才和共产党合作。
（2）、中共不可能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并没有也不可能把真正的权利交给共产党人，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共产党人占3人不到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中央党部七个部有两个部的部长 （ 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是共产党人，但在国民党当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孙中山是牢牢抓住的，他不允许任何人或党派去触动他的权威。1924 年，国共合作之后，陈独秀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做法，希望他走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此十分恼怒，甚至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虽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但还是决定利用当时国民党右派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党团的问题而掀起的反共高潮，压一下陈独秀，于是，孙中山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右派对共产党的弹劾案，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孙中山采纳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控制中共问题，要求中共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
（3）、党内合作极大地妨碍了中共掌握武装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还不需要有自己的军队。这就使共产党人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独立领导和指挥的武装，这就使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实力始终有限，争取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始终没有能力与拥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相抗衡。
但“4.12”前,中共领导的农会在农村的一系列做法及杀戳,是不是也同样幼稚呢?起码你的一系列做法为蒋发动“4.12”提供了口实.而且对中共的做法恨之入骨的也绝非蒋一个人.
其实,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共也远非人们所说的不懂得拥有自己的武装.从合作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黄埔军校也是先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后有“孙文主义学会”.“以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抽调黄埔军校中共党员为骨干，组建的两千人多人的独立团，并获苏联装备最精良武器，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不是发展武装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军队,会让另一政党在自己的党内组党,在自已的军队里发展另一支军队吗?（军队国家化除外）
 孙中山活着时是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但孙中山联俄、联共是要你苏联的军火和钱.你在他的党内大肆活动,他也不干.孙中山未死时对此己有不满和批评责备,死的早而己.
 国共第一次合作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怪胎,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是蒋介石,就会允许有人借联合之机在共产党内大肆发展国民党吗?即使陈独秀会,毛泽东会吗?
 除了如上分析,中共当时在农村的一系列做法也极左得厉害.
 1925年至1926年,湖南农民暴动此起彼伏,高潮时湖南农会号称有618万人。北伐军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中共一些人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
 当时不仅很多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中共党内高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对当时湖南农会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下令撤回包围长沙的十万农会会员.
 农民长期受压迫,反抗心理可以理解.然而,这种以血还血,以暴制暴是需要适度引导的,当时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是北洋军阀,中国并未统一,南方需要稳定,尤其是涉及到北伐军在农村的家属更需要谨慎处理.
然而,激愤的农民没有被适度引导,在毛泽东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娇枉必须过正”的鼓动下,“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国民革命军35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并将其折磨致死。甚至连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不能幸免。李父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回乡居住，农会还是将他杀害了。湖南一个大知识分子，只因为写了一首讽刺农会的打油诗，即被农会公审，就地枪决，当时的湖南农村一片红色恐怖。”
 1927年3月毛泽东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
 当时中共党内不仅毛泽东如此,另一“农民王”彭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湃在1927年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反动的就杀，……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光’。他效法张献忠发布‘七杀令’，还下达了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一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白鑫的表弟就是在彭湃乱杀中被处决的。）”
 而这些,都发生在“4.12”前.这些过左的做法难道不是蒋介石清党打压中共的口实吗?不是蒋一翻脸便有大量军人支持的原因吗?
 可以说,1927年“4.12”前,湖南和海陆丰农运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根本不是“好的很”而是“糟得很”.它在一系列其它政治原因之外,为蒋介石清党提供了又一个借口.
三、土地革命时期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南昌起义：
2、秋收起义：
3、井冈山会师
4、中共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
中央领导核心移至苏区产生的权力之争问题
留苏派”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是非恩怨
一是项英取代毛泽东
1931年1月，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
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但很快项英和毛泽东在对待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的性质上产生了分歧。
周恩来在处理分歧上倾向毛泽东的。（他比较早地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后，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的理由，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由别人去管），（国民党中统对不掌中共军权的留俄书生王明、博古、洛甫等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统”的眼里，开辟苏区的毛“自始至终”都是共区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匪区一切重要设施，毛泽东显然有决定之权力”。国民党看重毛，不仅仅因为毛握有枪杆子，还在于毛有“主义”和“理论”。除了毛以外，国民党不认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有何“理论”，国民党认为，中共所有理论都来源于共产国际，只有毛才有自己的东西）。
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下，重新恢复了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
二是因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在1930年2月7日制定的《土地法》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酌情分与田地”。
 但1930年后，随着苏联反对富农斗争的深入，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对富农问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任弼时等留苏派在这种极“左”的土地政策的思想指导下，于1931年8月21日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
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毛泽东再次复出。
三是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
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
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五是遵义会议上
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然而这种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因为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中央苏区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苏派不能打破反“围剿”，不能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取得成功。因而这种优势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站到了决策岗位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军事指挥，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三、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1935年8月3日，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当年国民党眼中的博、毛、周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毛张周”领导体制形成大事记
●1934年5月下旬，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毛影响了张，张又影响了王，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

●1935年3月10日，“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上的争论，使毛泽东认识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多人集体讨论，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很赞成毛的意见，于3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军事。
●1935年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19日因周病倒，张决定由毛代替周统管军事，这是“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