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
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
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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