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 中国古代史之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终极背诵版）

 

 

 

之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终极背诵版）

 

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第二章：两晋诗坛
第三章：陶渊明（重点）
第四章：南北朝诗歌
第五章：谢灵运、鲍照与诗凤的转变
第六章：永明体与齐梁诗坛（重点）
第七章：庾信与南朝文凤的北进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散文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小说

姓名：李延帅
学院：文学院
班级：中本0902
电话：1328762881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是中古期第一段，以五七言古近体诗兴盛为标志。五古在魏晋南北朝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前期鼎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文学创作个性化，期间宫廷起核心作用，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趋同性使文学呈现群体性风格，使文学发展阶段性明显。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在五古和辞赋方面最明显。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繁荣。
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出现。文学自觉的标志：
（一）文学从学术中分化成为独立门类。
1、汉朝人所谓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
2、南朝文学有独立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儒、玄、史学并立，《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同时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文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
（二）体裁的细致区分，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明确认识。
1、《艺文志》、《东观汉纪》蔡邕《独断》刘熙《释名》等反映早期文体辨析意识。
2、《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明晰而自觉。
3、《文赋》将文体分为10类，对每类特点有所论述，并将诗赋分成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4、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追溯起源，考察演变，并列举作品。
5、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辨析文体。
6、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分84题。
7、《文心雕龙》上篇主要讨论文体，分33大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追溯起源，叙述演变，说明名称意义，并举例评论。
8、《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文学总集。
（三）对文学审美特性自觉追求。文学自觉最终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1、四声的发现及其运用，用事和对偶的讲究。
2、《文心雕龙》多论述作品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等，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二、从人物品评到作品品评。
（一）人物品评。
1、汉末察举制度，士族流行乡党评议，如许劭、许靖、郭太。
2、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人物品评的风气更盛。刘劭《人物志》总结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
3、《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评人事例。
4、汉末人物品评多带预言成败意味，偏重识鉴人才，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
5、魏晋以后人物品评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评议外，增加审美成分，为已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品题。《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神、朗、率、真等，最常见的是：真、深、朗；用作比喻的不乏自然物象。
6、人物审美对文艺审美起催化作用；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文艺批评，如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

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
（一）《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１、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序志》一篇是全书的自序。
2、贡献：
（1）论述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外部原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内部规律总结为“通”和“变”，即继承和创新相互作用；此外《明诗》论述文体演变过程，《才略》评论历代作家；
（2）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书中许多精辟的概括，如“体性”、“风骨”、“定势”、“情采”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风格等。

四、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萧统的《文选》
（一）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先秦到梁代共130人作品，另有古乐府3首和《古诗十九首》，共700馀篇。
（二）编排方法：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诏、册、令等37大类，大类下按题材分若干小类。
（三）诗占近13卷，共334首，各类中数量最多。
（四）选诗带较大宽容性，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在标举一流诗人方面眼光不高；推崇被忽视的诗人方面眼光高。

五、新文学思潮：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探寻文学特点、文学分类、文学创作规律及文学价值。
（一）汉代儒家诗教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占统治地位，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二）魏晋后诗学摆脱经学束缚，追求文学独立的意义，提出新理论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并形成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各类文艺互相沟通。
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第二节 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乱世文学，作家在战乱中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及个人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悲剧性基调及作为补偿的放达，后者常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带上了政治色彩。
二、文学创作的某些共同主题，如生死、游仙、隐逸，并与药和酒相连。
（一）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及如何对待生死的思考。
１、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薤露》、《蒿里》之作，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后生死主题普遍。
２、对待人生的四种态度：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四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
（二）游仙主题主要想象神仙世界，表现对其向往及长生的愿望。
１、《离骚》、《远游》开游仙主题先河。
２、魏晋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浓。如曹操《气出唱》，曹植的《游仙》、《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郭璞《游仙诗》构成游仙系列。
（三）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
１、隐逸思想在《庄子》中较早体现。
２、隐逸主题可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张衡《归田赋》早期作品。
３、魏晋后左思和陆机《招隐诗》、王康琚《反招隐诗》、潘岳《闲居赋》；陶渊明描写隐逸生活、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
４、隐逸主题与魏晋后因战乱和玄学导致的希企隐逸之风有关。

第三节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一、门阀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不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
（一）战国时代作品中有反映，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最早。
（二）《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反映寒士希望改变地位的要求。
（三）魏晋南北朝左思《咏史》、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二、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如：三曹、三张、二陆、两潘。
（一）与门阀制度有直接关系，文学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
（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如：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第四节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一、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玄学。
（一）其形成和老庄思想有关，东晋后又吸取佛学成分，步入新阶段；
（二）是一种思辨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二、玄学重要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派。
（一）崇尚自然派。
１、“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郭象《庄子注》中进一步发挥：
（１）老庄认为有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认为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是自然地如此；“我”也是自己而然的，完全独立；
（２）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就可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
２、“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
（１）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
（２）《庄子》对“真”的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渔父》）即：
①是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
②圣人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
③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
３、“真”和“自然”相通，不仅属于抽象理念范畴，又属于道德范畴。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

    三、言意之辩内容是言辞和意旨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影响重大。
（一）言不尽意论。代表荀粲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差别和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
（二）得意忘言论。代表王弼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象，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象。言不尽意论—创作论，得意忘言论—鉴赏论。达意最好方法：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体味字句外的情思和意趣，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

    四、魏晋风流。
（一）定义：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乱世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否定，认为名教是执和障，主张破执除障，保持本来面目。
（二）构成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三）外在表现特点：颖悟、旷达、真率，即追求艺术化人生，或用言行、诗文、艺术使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四）与文学的关系：
1、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等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作品体现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2、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对个性化的向往，自我表现的要求和无拘无束的氛围，是文学成长的好条件；
3、魏晋玄学转化为文学。直接转化，玄言诗；陶诗以从生活中体悟玄理为艺术特色，理趣被宋人发挥到极致。

第五节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
（一）约前6C到5C，释迦牟尼创佛教。
（二）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是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三）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天竺僧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洛阳。
（四）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五）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六）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翻译，出现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翻译家。
二、文人与佛教的关系。曹植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支遁是诗人；慧远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文人有交往；谢灵运是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赵继文士造经呗新声；沈约笃信佛教；刘勰、徐陵与僧人交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北魏洛阳佛寺。

　　三、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一）想象世界丰富。佛教三世（前、今、来世）观念，因果轮回观念，三界、五道观念把思维时间空间和想象世界扩大了。用因果报应观念解释人间现象，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维摩与观音形象在这时建立。
（二）故事性加强。佛经故事传入中国。有的直接来自佛经，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鹅笼书生”；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本土故事，如《幽明录》。
三、反切产生和四声发现。反切产生于汉末。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分析汉语声音结构，分析出声母韵母，产生反切；反切欲求准确，就发展到对声调的注意。四声发现始自南朝宋代周颙。

　　四、词汇扩大。用原有汉字翻译佛教概念的，如“因缘”、“境界”等；外来语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多样化。佛教中真与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等观念，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始自汉末建安，建安是汉献帝年号（196-220）；终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共经历了393年。
二、建安文学。
（一）实际包括建安年间和魏前期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七子为骨干。
（二）政治理想抱负和务实精神，通脱态度和应变能力，不拘于儒学，个性鲜明。
（三）其创作反映动乱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三、正始文学。
（一）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
（二）条件：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屠杀异己，形成恐怖政治局面；哲学上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代表何晏和王弼；文学上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三）对抗司马氏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四、太康文学。
（一）是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号。
（二）代表：“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锺嵘《诗品序》）
（三）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左思《咏史》诗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五、发展脉络：
西晋末，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产生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助长其发展→宋初转向山水诗，谢灵运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开创田园诗；使汉魏古朴诗风纯熟，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晋宋间文学转折，追求艺术形式华美→宋鲍照七言乐府作出突破→齐梁两个重要文学现象：一是诗体发生变革，周颙发现四声，沈约运用到诗歌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创“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新探索。“永明体”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形式；二在皇帝太子周围聚集文人，形成3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萧衍、萧统，梁萧纲为中心，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并在切磋中提高技巧→梁陈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主流，主要以艳丽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女性题材。

六、文学风格。
（一）南北对峙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如南北朝民歌。
（二）南北文化交流：北朝诗歌模仿南朝明显，梁末，庾信北促进南北文风交流；北朝散文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方文化对南方影响在音乐和佛学方面明显。
（三）魏晋南北朝新变：
1、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创作趋于个性化；
2、玄学兴起和佛教传入带来新因素；
3、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四）文体发展：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传统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抒情性强、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诗化散文即骈文兴盛，成为重要文学现象；抒情小赋因骈文兴盛增加骈俪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确立；南北朝民歌加其他因素，使唐绝句繁荣；中国小说基础奠定，出现一批志怪志人小说。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诗歌：操古直悲凉，丕便娟婉约，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创作，完成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正始时政治险恶，作家苦闷，阮籍《咏怀》组诗，用比兴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一、曹操。现存20诗馀首都是乐府诗，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精神一脉相承。
（一）内容：
1、反映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的，如《蒿里行》写关东义军讨董卓。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被称为“汉末实录”（锺惺《古诗归》）。
2、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壮志。前者如《度关山》、《对酒》；后者如《短歌行》。
3、《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二）艺术：
1、学汉乐府：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蒿里》本是挽歌，操用来写现实；《陌上桑》本写罗敷故事，操改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操用来抒发感慨。
2、继承汉乐府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感慨，语言古朴率真，胡应麟说《短歌行》等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
3、于悲凉中多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冯班“慷慨悲凉”（《钝吟杂录》）；宋敖器之《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三）聚集“建安七子”、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开创“建安文学”局面。

二、曹丕。
（一）现存诗40首，分三类：
1、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于玄武陂作诗》等，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山水诗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2、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3首，《煌煌京洛行》。
3、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丕诗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2首等，最著名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

（二）清沈德潜：“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曹丕新变：
1、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所抒之情多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抱负有关，曹却更努力于表达个人情感。他敏感多情“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 “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对人生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同代其他诗人的。
2、文人化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纤丽的情思；艺术形式上勇于创新，诸体具备。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75句，360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王夫之：“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船山古诗评选》）。
（三）丕与邺下文人诗酒唱和，开创文人雅集先河，已具备文人集团性质。

第二节 曹植
一、曹植创作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期。
（一）前期主要歌唱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二）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内容分为4类：
1、是对自己和朋友遭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分7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诗人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
2、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美女篇》、《七哀诗》、《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
3、述志诗。用世黄初后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是代表作。
4、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描绘的神仙境界明净、高洁，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赠白马王彪》：“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游仙诗实际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兼父兄之长，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90馀首，其中60多首是五言诗。既体现《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奇谲；既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三、对后世影响：胡应鳞：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

四、植诗受后人推崇的原因：
（一）文采富艳；
（二）对五言诗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一、建安七子：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其中王粲、刘桢成就最突出。

二、“七子之冠冕”王粲
（一）内容。
1、建安13年归曹操以前，作品或纪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七哀诗》3首，第一首最著名。沈德潜许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
2、归曹后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5首，主要写随操出征的感受，再现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操英明神武，表达追随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3、邺下与丕、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虽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题开拓、技巧探索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二）艺术：
1、粲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主要感情特征。谢灵运：“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
2、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诗品》）为其主要特点，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
（三）地位：刘勰：“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

三、刘桢
存诗20馀首。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刘勰：“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
（一）内容:
1、赠答诗，一类是游乐。
最著名的是《赠人弟》3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对从弟赞美，也是自我写照。第二首最佳：“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豪迈凌厉，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
2、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二）艺术：
1、风格“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更多表现个人的愤慨，充满慷慨磊落之气，风格俊逸而奇丽的。
2、《赠徐干》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不平；
3、《赠五官中郎将》4首，表现与曹丕的深厚友谊。
4、以气势取胜，显出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四、蔡琰。今存诗3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此诗540字，分三段，一段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及俘虏所受的虐待；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通过细节描写，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悲愤诗》受汉乐府叙事诗影响，可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北征》等诗受其影响。
五、陈琳和阮瑀。
（一）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托秦筑长城事，写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具现实意义。以对话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悲凉，接近乐府民歌风格。
（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遭后母虐待的情状，侧面反映汉末世风日下的现实，风格与乐府《孤儿行》接近。
六、徐干今存诗４首，都是五言诗。
（一）《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６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
（二）《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
（三）《答刘桢诗》表现与刘桢的友情，高简浑朴，反映建安人通脱真率的风貌。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一、政治理想的高扬。
汉末动乱激起建安文人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一）曹操的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曹丕有“救民涂炭”之志，植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王粲《从军诗》：“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形成“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是个特点。
（二）“慷慨”一词的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
（三）“悲风”意象经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精神，具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叹。
（一）生命的短促。
（二）建安诗人对人生的态度：
１、单纯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
２、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短歌行》；曹植《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
３、努力突破天命限制，追求更高人生价值。如曹操《龟虽寿》等诗。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

三、创作个性的高扬。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诗歌创作时，不肯效法同辈或前贤，而是努力展现独特风貌。
（一）风格上，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刘桢：“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
（二）诗体运用上，曹操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燕歌行》２首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
（三）诗歌语言上，操、瑀、琳朴质，丕、粲等秀美；植文采风骨兼备。

四、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
    “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具浓郁的悲剧色彩：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一、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一）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正始诗人政治理想落潮，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抒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故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二）受正始玄风影响，诗歌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

二、阮籍代表作《咏怀诗》82首。
（一）非一时一地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开创政治抒情组诗先河。
（二）内容：
1、充满苦闷、孤独情绪。
（1）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其三十二）
（2）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
（3）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特别是蟋蟀、蟪蛄，成为反复歌咏的对象。
（4）慨叹人生各种创痛，如少年忽成丑老，功名富贵难保，以女色事人不可靠。
2、其一“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忧愤深广的情怀。
3、悲哀、凄怆、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常见。
4、阮籍无法找到出路，诗中设计游仙和隐居作为精神出路。诗中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等隐士，讽刺苏秦等人因贪利禄而致杀身之祸。
5、有济世志的作品，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1）如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2）有的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3）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二）艺术：
1、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常借比兴、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2、诗歌精神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三、嵇康诗
    现存50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
（一）内容：
1、以表现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如《幽愤诗》自述平生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其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18章，与《白马篇》相比，既有游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有洒脱神情。
2、如《游仙诗》、《答二郭》3首、《述志诗》2首等，多写鄙弃世俗、回归自然、高蹈隐逸之志。
（二）风格：
《文心雕龙》：“嵇志清峻。”（《明诗》），“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关系。《诗品》评其诗为“峻切”。

四、应璩《百一诗》为代表，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温柔敦厚，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有所不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过渡状态。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咏史》诗独树一帜；郭璞《游仙诗》借游仙写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末陶渊明开创描写田园生活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集大成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一、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代表，太康诗风即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惠帝时贾谧专权，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等投其门下，为“二十四友”。
二、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三、潘、陆诸人努力方向：拟古；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一）拟古。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风气。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8章、《与弟清河云诗》10章，潘岳的《关中诗》16章等均为四言体，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多数曲调都有陆机拟作；陆机《拟古诗》12首，基本拟《古诗十九首》：内容上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倾向。
（二）追求形式技巧进步—繁缛。
1、“繁缛”正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繁缛”本指繁密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
2、“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如陆机《拟古诗》。
（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如陆机《拟古诗·猛虎行》，潘岳《悼亡诗》3首。
（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如陆机《赴洛道中作诗》２首除首尾外，几乎都是偶句。陆、潘诸人为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增加，用排偶之句描写山姿水态，为山水诗起先导作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一、咏史诗的渊源。
（一）以“咏史”为诗题，始于班固。班固《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
（二）曹魏王粲、阮瑀《咏史诗》，曹植《三良诗》，张协有《咏史》诗。
（三）左思咏史诗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胡应麟：“《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清何焯认为左思《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

　　 二、左思《咏史》诗。
（一）主要内容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
１、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郁郁涧底松）；
２、慨叹司马相如等四位贤才的厄运（第七首）：“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３、其四前写贵族豪奢生活，后写扬雄生前寂寞及死后声誉，反衬贵族之速朽。
４、其六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赞扬荆轲等卑贱者的慷慨精神，表达对豪门的蔑视。
５、第一：“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自信可为国立功，终极目标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借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
６、第五首最能表现左思气概：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二）艺术性：
1、《诗品》置左思于上品：“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
2、《诗品》说左诗：“出于公干”。
3、论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标举“左思风力”，有左思再现建安风骨之意。
4、左思《咏史》8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三 刘琨。
《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被段匹磾拘时写《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绝命诗。《晋书·刘琨传》 “托意非常，摅畅出愤”。
刘琨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
一、“游仙”诗的渊源。
（一）“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游仙题材可上溯到战国。
（二）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
1、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是此类诗主旨，如曹植《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抒其愤世之情；
2、另一类起于秦代，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如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以求仙为主旨。

二、郭璞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一）内容：《诗品》：“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
1、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并不符合实际，原因：
（1）玄言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
（2）郭璞“好经术”，立身行事接近儒家。
（3）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游仙诗》写隐居高蹈实是仕宦失意的反映，非鄙弃仕途；所抒发的不是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实际上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
2、《游仙诗》第一、二首，集中写隐逸之情。
3、最能显示“坎壈” 之怀的是第五首：
4、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陈祚明：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
（二）艺术：
1、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孙楚、潘尼诸人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形象性，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
2、借游仙写坎壈之怀，继承《诗》、《骚》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

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一、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兰亭之会。“修禊”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其时作诗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二、兰亭诗或写山水游赏之乐；或由山水直抒玄理。写游赏的乐趣，中心内容是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作品。
三、兰亭诗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

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一、玄言诗渊源：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东晋政局及由此形成的士人心态。玄言诗的兴盛，是尚清谈、尚清静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二、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东晋玄言诗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玄释合流，是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也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为众人接受。东晋士人追求“心隐”，只求适意。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
三、玄言诗的特点：
（一）钟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二）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四、东晋玄言诗艺术价值不高，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如谢灵运山水诗，白居易诸人说理诗，宋明理学家诗。

第三章 陶渊明
    陶诗标志诗歌古朴风格最高成就；创新：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结合开创田园诗题材。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一、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二、陶集版本和作品。据梁萧统整理，编《陶渊明集》（已佚），并写序、作传；此后的陶集，如已佚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
三、思想。
（一）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通脱而不拘泥。赞扬孔子，又有孔子道家化的倾向。
（二）受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影响，但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实际、脚踏实地。
（三）偶尔也有类似佛教的词语，佛教是对人生的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有时与佛教暗合，但他是从现实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与佛教虽近似，但思想底蕴不同，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待死亡。
（四）其思想既融会儒道两家，又来自个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五）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主要结论：
１、“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其“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不肯同流合污，不为追求高官厚禄玷污自己，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贫富问题上，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
    ２、崇尚自然思想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思想是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１）“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是一种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状态。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变化，无须外在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含真。
（２）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形影神》：“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
    ３、陶渊明思想可概括为：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看到了社会腐朽，但无力改变，只好追求自身道德完善。
四、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一、陶诗题材可分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一）田园诗。
１、田园诗和山水诗的不同。田园诗虽写农村风景，但主体是写农村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主要写自然风景，写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陶诗严格讲只有《游斜川》是山水诗，第一次以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写出躬耕的甘苦。
２、有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
３、有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陶渊明是第一位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体验的士大夫。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４、写自己穷困和农村凋敝。如《归园田居》其四：“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二）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以史实为媒介咏怀。
1、其咏怀诗有些以组诗形式写成，如《饮酒》《拟古》《杂诗》。咏史诗所咏对象偏重古代人物，如“三良”、荆轲，《咏贫士》所写的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此类。
2、咏怀、咏史之作，继承阮籍、左思诗歌传统，又有自己特点：围绕着出仕与归隐中心，表现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１）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
（２）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
（３）不乏惋惜激愤，如《咏荆轲》。《杂诗》二可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广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三）行役诗。
都是宦游期间作品，共同的主题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后两者则是陶诗特有。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是这类诗的基调，如：“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四）赠答诗
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赠从弟》表现高洁的品格，嵇康《赠秀才入军》展示洒脱的情趣。陶渊明赠答诗的特点：以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仁厚长者的形象。如：《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五）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
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等，可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不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
（六）魏晋人重门阀，陶诗中有写宗族关系或对儿子的训诫，
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一、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
（一）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感触就诉诸笔墨，无矫情也不矫饰。
（二）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蔼如之感。
（三）多用内省式话语，坦诚地记录内心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气象，不追求强烈刺激，没有浓重色彩，没有曲折结构，自然流露。
（四）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原本写出来就有感染力。宋黄彻：“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

二、日常生活诗化，从普通生活中发现意义和诗味，用家常话写家常事。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
１、描写景物不追求形似，叙事不追求情节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
２、陶诗重在写心，写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
３、无意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似与不似，只写胸中天地。
４、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
５、笔下事物既客观又体现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如《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拟挽歌辞》其三（亲戚或余悲）：
６、陶诗中“理”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包涵生活情趣，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格言般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言浅意深，富启示性。清潘德舆：“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

三、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一）陶诗描写对象往往是平常事物，如鸡犬、豆苗，一切如实说来，但警策；
（二）只用白描，朴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明白如话。但平淡中可见绮丽，如《拟古》其三（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苏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
三、陶诗语言锤炼而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

　　四、艺术渊源：《诗品》：“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源出应璩不准确，应是源于汉、魏、晋诸贤，可以说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一、《五柳先生传》。
（一）之前司马迁《自序》，王充《自纪》，只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大人先生传》，虽表现志趣，但不是自传；
（二）《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形式，不重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是陶渊明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
（三）以简洁的笔墨表达不同流俗的性格，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成为寄托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二、《归去来兮辞》。
（一）托想象之辞表现对自由的向往。
（二）欧阳修：“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三、《桃花源记》描写美好的世外仙界。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的是普通人，不是神仙，但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是通过劳动取得的。

第五节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一、被发现：陶渊明在当时不以文学创作知名，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第一次发现陶诗文价值，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宋之后经苏轼、朱熹弘扬，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士大夫的精神归宿。
三、酒、菊、“孤云”成为陶渊明的象征：“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一、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呈现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多反映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多反映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二、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节 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一、吴歌与西曲。
（一）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
（二）《乐府诗集》引《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引《古今乐录》：“按西曲歌出于荆（湖北江陵县）、郢（江陵县附近）、樊（湖北省襄樊市）、邓（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可见：
１、这些民歌本是徒歌，乐府机构采集后才入乐；
２、虽同属南朝民歌，但由于产生地区不同，音乐声节和歌唱方式上有差异；
３、时间上，吴歌产生于东晋及刘宋居多，西曲于宋、齐、梁、陈居多。
４、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18首，是民间祀神乐章。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南朝民歌。

二、南朝民歌内容较狭窄，多数是情歌（《乐府诗集》引《宋书·乐志》：“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因：
（一）南朝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汉代采集民歌有“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目的，南朝采集民歌完全为满足声色需要。汉魏雅乐至西晋之乱已渐散亡，其曲、辞也不能满足享乐需要，而此时南方民间已产生大量新声歌曲，尤其民间男女恋情歌唱，更适合统治者的生活情调；经统治者提倡，此类民歌更发达。
（二）江南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如民歌中所唱的那样：南朝民歌大部分是城市中的产物，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三、现存吴声歌中，《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华山畿》（25首）和《读曲歌》（89首）最重要，多为女性吟唱。
    （一）内容：表现对爱情的渴望，既得爱情的欢乐，相思的痛苦，坚贞不渝的爱情，对负心男子的怨恨，婚姻不自由的苦闷等。
（二）清新浅近的语言，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再现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四、西曲。
（一）产生于以江陵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城市。
（二）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离别之情，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且更多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突出特点是结合劳动描写爱情，风格也较为开朗明快。

五、南朝民歌艺术特色：
（一）体制小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不雕饰。
（二）大量运用双关语：
1、同音异字，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等；
2、同音同字，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药名或曲名之“散”双关取散之“散”等，使语言更活泼，表情达意更加含蓄委婉。

六、抒情长诗《西洲曲》（收于《杂曲歌辞》中）：
（一）内容：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穿插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
（二）可能经过文人加工，全诗基本四句一换韵，运用连珠格的修辞法，形成回环婉转的旋律和似断似续的效果，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沈德潜：“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
第二节 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的风习
一、北朝民歌大部分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70首左右。
（一）横吹曲：《乐府诗集》：“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萧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横吹曲”原是马上演奏的军乐，因演奏乐器有鼓有号角，故叫“鼓角横吹曲”，多半由梁代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故叫“梁鼓角横吹曲”。
（二）来源：
1、原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歌唱，其中以鲜卑语居多，后来被翻译成汉语，如《敕勒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引《乐府广题》）。
2、其中也有北人用汉语创作的，有些则是经南方乐工加工润色，还杂有北方汉人的作品，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

二、内容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一）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富有地方色彩，如北齐斛律金《敕勒歌》
（二）描绘北方旅人的艰苦生活，如《陇头歌辞》。
（三）表现北方民族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如《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四）女子不让须眉的英雄豪侠的行为，如《木兰辞》、《李波小妹歌》。
（五）战争诗，如《陇上歌》等。
（六）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悲剧命运。
（七）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思乡，如《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
（八）反映穷苦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如：“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雀劳利歌辞》）充满劳苦之人的愤激与不平。
（九）反映爱情与婚姻题材的作品，歌曲坦率直截，与南朝情歌不同，如：“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多半表现女子希望早嫁，如：“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歌辞》）。

三、风格特点：
（一）南北方生活环境不同，再加上北方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气质，因此北朝民歌的情调和风格，跟南朝民歌有显著差别。
（二）语言朴素无华，情调坦率爽朗，风格刚健豪放。
（三）北朝情歌直率而朴素，无忸怩羞涩态，与南朝民歌相比有直曲、刚柔之别。

四、《梁鼓角横吹曲》中长篇叙事诗《木兰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可能经隋唐文人加工。
（一）成功塑造了具淳朴与高洁情操的、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优秀品质的木兰的形象。
（二）艺术手法：
１、描写有繁有简，剪裁精当，结构严谨。
２、通过人物行动和气氛烘托来刻划人物心理、性格，叙抒结合，抒情成分浓重。
３、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
４、有朴素自然的口语，又有对仗工整、精妙绝伦的律句，清新刚健。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文坛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其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突出：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句式结构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也趋于骈化。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一、“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一）沈约将建安文风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更注重个性表现。曹丕“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陆机“吐滂沛乎寸心”（《文赋》）建安辞赋、书信、诏令等的创作，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二）刘勰“气爽才丽”评魏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结合，是建安群才共同特点。沈约：“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建安文章重“气质”，故对藻饰讲求情辞相称，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二、曹操教令有通脱之风，思想无所顾忌，行文风格不拘常例。
    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因称心而言，流动率真之气，易带个人色彩。

三、曹丕、曹植的书札。
    写作动因似无具体事由，内容多抒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情文并茂。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曹丕“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乐”，透露出创作与鉴赏双方对作品文学性的瞩目。
繁钦《与魏文帝笺》、吴质《答东阿王书》、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增加用典和骈偶成分。从总趋势上看，建安文有从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

四、词赋。
    （一）词赋的新局面—抒情小赋，拓展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的发展方向，魏晋之际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情感表现领域扩大，作者表现力在个性化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深化。如王粲《登楼赋》。
（二）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强化，涌现体物写志佳作。如曹植《洛神赋》向秀《思旧赋》阮籍《猕猴赋》鲁褒《钱神论》刘伶《酒德颂》陶潜《归去来兮辞》。
    （三）大赋体式功能的调动。
1、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与汉代不同的是，它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等。
2、汉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一般这类文字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魏晋后大赋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作品命题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如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
六、魏晋刑名、老庄兴盛，道佛二教发展，形成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谈辩之风影响文章，赋体出现辩难之作和以思理见长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
（一）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论辩文至魏晋出现高潮：
1、主题广泛，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
2、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时代特征的风力，嵇康《声无哀乐论》、王弼《易略例》、何晏《无为论》与《无名论》。章太炎《论式》“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嵇康成就最杰出，其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玄学论题，析理缜密，辞喻丰博，兼宗名法家与道家论理特长，精核不失之苛察，通贯不失之虚浮。
第二节 南朝美文的衍化
一、南朝文坛沿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有阶段性特点。刘宋时情采魅力焕发，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文风密丽不乏疏朗；齐梁后踵事增华。
二、傅亮——骈俪句法的美富，如《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
（一）谢灵运诗歌“才高词盛，富艳难踪”（《诗品序》），赋与文也是如此。
1、山水题材—《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状物写景巧似，选字修辞清新，与其山水诗呼应。如《岭表赋》“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
2、《山居赋》以汉大赋规模铺写隐居生活，文体上创新：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有导源滋养之功。

（二）颜延之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赭白马赋》、《陶征士诔》等。《赭白马赋》序及正文几乎全为偶句，有雕缋过甚性情隐没之憾；《庭诰》通体骈丽，文风整饬。
（三）
（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辞，《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奇丽风格代表。

    四、史传文学。
（一）晋陈寿《三国志》和宋范晔《后汉书》。陈寿叙事议论，高简有法，质而不野，如《诸葛亮传》末“评曰”。
（二）范晔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尤其纪传论赞部分，对偶工稳，辞采润泽，声律协畅，富篇翰之美。

五、“深得文理”—《文心雕龙》。
成书于齐末，具议论文性质，采用骈文体裁。东晋葛洪《抱朴子》有骈偶成分，但不完全。刘勰汲取魏晋来以骈俪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使骈文说理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实践与其折衷通变文学思想相合，而其理论建树也植根于创作心得。如《物色》篇赞：“水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纪昀：“诸赞之中，此为第一。”
六、齐梁时，文学“新变”意识对文章体貌的影响：
（一）永明声律说兴起。《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其“新变”的意义是揭示四声协调的规则，并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上，变以往自然巧合为人工声律，开启诗文格律化道路。永明声律说对诗体转变影响，形成“永明体”；对文章韵律之美也强化，写作更重声调谐和美。
    （二）文笔之辨的深入。文笔之辨发生于宋齐。
1、颜延之：“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文心雕龙·总术》引）肯定“笔”的文学性，将经典与文笔分别对待，反映文学自觉意识；
2、文与笔如何区分：“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与否是标准；梁萧绎：“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对原来文笔之辨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兼容文笔。
（三）不拘常体的呼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张融：“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门律自序》）“常体”从前代作品中归纳出的定式，而好“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及“不文不句”的创作方式。
1、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风格上翻新出奇。
（1）江淹《别赋》与《恨赋》抒情小赋。《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文选》李善注：“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2）任昉文虽多出于应酬，但措辞得体，骈文技法高超，与沈约并称“沈诗任笔”之誉，如《奏弹刘整》。
（3）孔稚珪《北山移文》在俳谐性杂文中有代表性。
2、诗体赋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
（1）沈约《愍衰草赋》有一半篇幅使用五言句式，五言诗与赋有机融合；
（2）萧悫《春赋》等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有“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
（3）庾信同题赋运用娴熟，如首段曰：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末段曰：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这种形式是对诗赋界域的消解。
3、宫体诗风调也进入辞笔中，赋的题材处理方式宫体诗化，如萧纲《咏舞》和《舞赋》轻艳丽靡。这种文风的极致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代表：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将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 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全序靡丽风情与《玉台新咏》“艳歌”性质合拍。
4、写景文。文人笔下的山川景物更富情韵。如丘迟《与陈伯之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强将投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再如吴均《与宋元思书》，史称“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梁书》本传）辞笔工丽而不拘忌。“吴均体”“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变化，和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回应。再如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第三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不以南北为鸿沟 “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尽自然之趣《洛阳伽蓝记》：学术与文学上的个性故都伽蓝的双重象征性整饬与散行兼美的文风
南北朝分裂下文学：南方文坛标新立异，北方文坛受其笼罩。

一、“集六朝地志之大成”（清陈运熔《〈荆州记〉序》）——郦道元《水经注》。
（一）理念：不分南北，对东晋后南方地志广泛参考，寓有希望祖国大一统理念。
（二）晋宋地志中的山水描写与语言风格是先导，如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
（三）作者与山水互为“知己”。山水散文往往随物赋形，深受北方山水陶冶。
（四）心灵与自然之趣相通，从山水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写江南水道风景，文学意味更浓。
（五）明张岱《跋〈寓山注〉二则》：“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琅嬛文集》）晋宋地志是山水散文的胚胎，郦道元总结和发展之。《水经注》清朗疏朴的文风，对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一）《洛阳伽蓝记》因富于创意和才情，成为现存寺塔记典范之作。杨衒之把此书视为名山事业，出于个人内心沧桑感、兴亡感，因而笔端或隐或显地带着感情，流露出北魏旧臣意识：故都伽蓝不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也是北魏国运的象征，书中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怀，构成全书情感主旋律。
（二）结构：魏晋南北朝时佛书合本子注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
（三）栩栩如生地刻划现实人事或怪异内容，寄寓褒贬之意。如《龙华寺》。
（四）语言。
1、整齐的句法，主要为四言，有时也用四六骈句，又能发挥散句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有机结合，形成典丽清拔的风格。
2、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四库提要》以“秾丽秀逸”评此书行文，擅长整饬的四言句法，是其中最“秾丽”之处。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两个系统：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只是文言小说，这时小说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特点：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情节叙述、性格描写等方面初具规模；作品数量可观；就作者主观意图而言，当成实事写，缺少艺术虚构，不是成熟形态。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第一节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一、释名：
（一）“小说”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指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在古代，小说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二）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虽是小道，尚有可取处；明确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
（三）中国小说起源：
1、神话传说。仍能看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两因素。神话传说分化出新的神和英雄，增添新情节，后被记录下来，成为逸史。逸史是小说直接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可视为早期小说的是《穆天子传》和《燕丹子》。胡应麟称后者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
2、寓言故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都有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已有小说意味。《韩非子》之《内储说》、《外储说》、《说林》用“说”标目。
    3、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素材，或为小说积累叙事经验。理由：
（1）演义小说。
（2）传统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缺少严格区别，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

二、《汉书·艺文志》录小说均已亡佚。
    今存题为汉人著的小说，都是魏晋南北朝时伪托汉人作，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小说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

第二节 志怪与志人
一、志怪与志人。
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表现宗教迷信思想，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一）志怪小说。
1、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渊源：
上古巫觋（从事祈祷、占卜、占梦等活动活动的人），志怪小说的素材是社会上流传的巫术灵验故事→方士（战国后期从巫觋中分化出来的，鼓吹神仙之说，求不死之药），秦汉以来方术盛行，关于神仙的故事也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东汉晚期建立的道教、东汉传入的佛教在魏晋后传播，产生神仙方术、佛法灵异故事，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这些素材被搜集记录下来，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志怪小说作者有的是宗教徒，如《神异记》王浮是道士，《冥祥记》王琰是佛教徒。志怪小说适应宗教宣传需要，也提供谈资，因而得以流传。
2、按内容分三类：
（1）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神异传》、张华《博物志》。
（2）鬼神怪异。如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托名陶潜《搜神后记》、王嘉《拾遗记》、吴均《续齐谐记》。
（3）佛法灵异。如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
3、志怪小说中曲折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民爱憎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如《搜神记》中《三王墓》、《韩凭妻》、《董永》、《紫玉》，《搜神后记》中《白永素女》、阿香推雷车布雨故事，《幽明录》中《刘晨阮肇》，《死异传》中《谈生》，《续齐谐记》中《青溪庙神》，《博物志》中浮槎故事等。

（二）志人小说。
1、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互相促进，其编纂适应了社会需要。
2、按内容分三类：
（1）笑话。（魏）邯郸淳《笑林》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
（2）野史。东晋葛洪托刘歆《西京杂记》，记述西汉的人物轶事，并有怪异色彩。
（3）逸闻轶事。是志人小说主要部分，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之《郭子》、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成就和影响最大。

二、魏晋南北朝小说特点。
（一）篇幅短小、叙事简单，粗陈梗概。
（二）基本按传闻直录，无虚构和细节描写；虽有人物性格刻划，但未能展开。只是初具小说规模，不是成熟小说作品。

三、影响和地位。
（一）在人物刻划、细节描写，叙事语言运用等方面都为唐传奇积累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倩女离魂》与《幽明录》中《阿庞》，《柳毅传》与《搜神记》中《胡母班》，《枕中记》与《幽明录》中《焦湖庙祝》，有继承关系。
（二）唐后文言小说中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顶峰。

第三节 《世说新语》
一、版本。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36门。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是孔门四科，说明此书思想有崇儒的一面。但多有谈玄论佛及蔑视礼教内容，思想倾向不单纯。
刘义庆编撰。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引古书四百馀种，补充史料，保存了许多古书佚文，为后人珍重。
二、思想内容。
（一）主要内容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起到名士“教科书”的作用。
（二）冯友兰：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这种人格美以当时士族标准衡量。
（三）《世说新语》3卷36门，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是正面褒扬；
下卷23门较复杂：褒扬的如容止、自新、贤媛；有贬意也不尽是贬责的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等；贬责的如“谗险”4条，及“汰侈”某些条目；写某种真情流露，无所谓褒贬，是一种风流的表现的如王子猷好竹。总之，编撰者只将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采集来汇编成书，态度较客观宽容。

三、艺术—“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一）《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1500多个，魏晋两朝主要人物，帝王、将相、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对魏晋名士种种活动都有生动描写，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群像，进而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风尚。
（二）对人物的描写重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表现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特点，如《俭啬》王戎有好李。
（三）刻画人物表现手法多样：
1、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记谢安等人泛海。
2、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写王述吃鸡蛋。
3、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王导“以麈尾指坐”。
（四）虽无虚构，但有所提炼。如关于钟会和稽康的两段故事。
（五）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机智幽默。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许多成语出自此书，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