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好辩，当时被称为辩者。

墨子《经说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当者，合也，允当也。

罗素：区分辩沦与辩证是十分重要的。辩论者的目的是为了取胜，而辩证者则是为了努力发现真理。（《西方的智慧》第87页）。 

名家的好辩，是为了战胜对手，取得胜利。

名家辩论的哲学命题，主要有“名”和“实”、“共相和殊相”的关系。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与公孙龙。惠施的命题是“合同异”，公孙龙的命题则是“离坚白”。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之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物我一体，何分你我。

惠子曰：子为子，我是我。分别昭然，何以混之。

庄子曰：通天下万物皆一气耳。子不云乎，合同异。岂有差别乎?

 

名家的好辩打破人的惯常思维，独辟蹊径，对于引发哲学的深度思考，启迪人的思辩智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先秦诸子中显示出较高的思辩水平。

名家讨论的命题是形而上的，远离日用常行的社会生活，与当时急功近利的时代不甚合拍，故为时不久就走向衰落。   

介入现实、干预社会是诸子哲学的鲜明特色

“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说，取合诸侯。”

“先秦诸子，虽被现代人称为哲学家，但大多数人的兴趣并不在建立一个哲学的系统。支持他们生活最强烈的因素是用世。……如果入世建功的努力失败或受挫，他们就退而求其次，或教授门徒，或修身养性，以求安心立命。这实际上即是‘内圣’与‘外王’二极间的互动”。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

先秦诸子这种内圣外王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调：学以致用，为王者师。由此使中国哲学带有极强的用世情结和时代特色。

 

刘向《战国策》：“战国之时，君德浇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

诸子之间彼此缺乏宽容，并不把对方的存在视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诸子之所以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争鸣，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不掌握政权，都以在野身份参政议政。但彼此的排他性很强，排他乃是进己的先决条件。百家争鸣虽为后世所心驰神往，但争鸣诸子并不欣赏、认同这样一种局面。只要有条件，他们都希望取消他家的话语权，而建立由自家垄断的话语权。考先秦诸子，孔子攻异端发乎前，孟子荀子随其后，于立异诸家皆不稍假辞色，批评不遗余力。至法家则尤甚。故秦之焚书，汉之尊儒，于诸子殊非空穴来风，皆有踪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