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韩愈的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家学说受到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思想内容上也缺少创发性突破和实质性发展,故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直到唐代中期,儒学才从低迷中走出,从思想理论层面与佛、道划清界限,并开始自觉地吸收佛教思想成份以充实自身。
其基本标志是韩愈的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
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义,助为神怪。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政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赞》)
1、韩愈尊君抑民的政治哲学。
“民之初生,固若禽兽然”。(《送浮屠文畅师序》)
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抑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原道》)
人民根本不具备自生自治的能力,必有待于君长的教养。“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君长既有恩泽于民,民自当甘心受其辖制,听其号令。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
愚民政策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伴生物,韩愈既要扩张君权,也主张“愚民”:
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 。
韩愈借助于历史事实说明愚民之得,明民之失: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后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时之术,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说以兴。(《本政》)
长民者发一号,施一令,民莫悱然非矣。
孟子引泰誓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之视听看作天意表达。得民心者为得道,失民心者为失道。政治得失,君治当否,一以民意为准。韩愈从孟子的民本立场大幅倒退。
愈推尊孟子,贬抑荀卿,而其尊君抑民之说,实背孟而近荀(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问题:韩愈为何要尊君抑民,为君主专制鼓呼?
2、韩愈的道统论
韩愈著《原道》、《原性》,提出自己的儒学主张,向佛老宣战。
韩愈标举“ 仁义道德” 为“ 先王之道” 。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
博爱就是仁,仁见之于行而动止适度就是义,按照仁义的方向行动就是道,仁义具备于自身而无需外求就是德。
照韩愈的看法,仁义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意谓仁与义都有确定的内涵,而道和德只是空洞的名目。
因此,儒家之道德是“合仁与义言之也”;老子之道德是“去仁与义之言也”。
仁义道德为道,道由先王、后圣一脉相承,此即道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
第一、道统的儒学资源: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孟子·滕文公下》)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
儒家原有的道统意识为韩愈提供了思想灵感,禅宗的法统谱系则为他提供了现实的借鉴。
第二、韩愈的“道统”不仅是一种精神谱系,它包含着一整套原则和制度。诸如仁义代表的道德原则,诗书易春秋代表的经典体系,礼乐刑政代表的政治制度,以及儒家所确认的分工结构(士农工贸)伦理秩序(君臣父子夫妇)、社会仪俗(服、居、食)乃至宗教性礼仪(郊庙) 。
第三,韩愈的道统,意在维护儒家的正统和正宗性。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不但佛道被作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即使是儒家中人如荀子、董仲舒辈也作为非正宗遭到清洗,被打入另册。这隐含着韩愈是以儒家的掌门人自居,要清理门户。
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原道》 )
第四、纵向的看,这个道统谱系是断裂的。从孟子去世到韩愈排佛,公元前304年到公元819年,共计1123年,成为儒家学派没有掌门人的断挡期。这个断挡期赋予韩愈排佛护儒以足够的正当性。
于是,韩愈以接续儒家道统自任,明诏大号揭起排道反佛的旗帜 。
3、韩愈的排道反佛
韩愈占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道教徒舍弃人伦物理而追求成仙。对道教服食药物以求长生不死的做法进行了尖锐批评,指斥其“杀人不可计”。
对于佛教,韩愈的批判态度更趋激烈。元和十四年,上表谏阻唐宪宗迎请佛骨是韩愈反佛的著名事件。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谏迎佛骨表》)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如果说范缜是在义理层面上批判佛教,以理服人,表现出较高的思辩水平;那么韩愈则只在现实层面上痛斥佛教,以力服人,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他批判的火力点只是集中在佛教的社会功用上,却未能深入到其形而上的层面上,基本上是以外行批判内行。
柳宗元评价:“忿其外而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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