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熊十力的“致智”

 在此，熊十力的“致智”说与王阳明的致知说的区别，就不仅在于“智”明确蕴涵着认识主体的意义，而且还体现在“用物”上。他说：“阳明反对格物，即排斥知识。”“大学格物，朱子补传，确不失圣人之意，陆王甚误。”他主张：“智不可滞于虚无，沦于寂灭”，“必用在万物万事上，发起一切知识，方见其有神龙变化春雷震动之妙。”熊十力虽然在“致知”的阐发上与王阳明相近，但在“格物”的理解上与王阳明则大相径庭。熊十力所理解的“格物”主要是研究各种事物以获得知识，而科学则被诠释为格物的主要形式：“必推动、扩大吾本心之明，用于外在的一切物，穷究事物之规律与其本质，而变化裁成之，以尽物性而利于用，于是吾人始有经验事物、钻入事物、制驭事物、创造事物、利用事物的知识，故曰致知在格物也。”“余以为本心是天然一点明几，吾人须以自力利用此明几而努力去逐物、辨物、治理物，才得有精确的认识。”他用“良知必发用于事物而开展为知识”对《大学》文本作出了合乎时代发展的解读。

这种解读将科学研究规定为致智功夫的必要部分，是因为“智”本身就蕴涵着发展知识、改造自然的要求。

如前所述，对科学知识的作用和意义的肯定，只是熊十力《明心篇》的内容之一，他思想内容中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对人生理想与价值的重视。所谓“智识之辨”，也正是在肯定科学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智”对于“识”的引导和规范意义。以良知与知识的关系为例，一方面，致智要使良知发用于事物而展开为知识；另一方面，又必须使知识运用的过程接受良知的范导。对此，熊十力认为：“保任良知做主，私欲不得乘间窃发，则一切知识之运用莫非良知之流行。”良知常昭于日用，以良知主宰“则接触万物、了别万物，裁成变化于万物，无往不是良知之发用”。意思是，“智”与“识”是不可分离的，致智之道既要求良知展开为知识活动，又要求知识活动为良知之发用和流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是“智识合一”。

在熊十力的智识论中，“知识必为良知之流行”是《明心篇》的基本立场。一方面，致智具有认知的与伦理的双重功能，致智必须展开为认识活动；另一方面，智对于识具有优先性。“智识合一”的模式实质上也就是如何处理道德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对传统哲学关于德性问学之争的延续，而且也是西学东渐之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中心课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冲突的过程。熊十力在继承古代哲学传统精神的同时，还要面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极大发展造成的价值危机。他认为：“近世人类偏向知识发展，知识既成即是权力，权力自是向外界行使的东西，老庄反知，非无故也。……夫反知，非中道也，若只奔逐于知识一途，遂亡失性灵，殉物而丧其身，则道家之旨亦不可不体会也，道家去欲而遗物固不可，然殉物则堕落而丧失生命，人生便无意义与价值，此可愍（min3意思同悯：怜悯；忧愁。）也。”熊十力十分清楚，科学与知识本身并非有错，但运用科学技术的主体若无道德价值的制约，知识就会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就个人而言，丧失了道德观念的指导，有知识者所行之恶往往更甚于无知识者；就国家而言，帝国主义以科学技术欺压、剥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是知识脱离“智”的范导的例证。

虽然科学知识体系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但从实践的角度去了解知识，就不能认定知识的价值中立。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知识无一不采取一定的实践形态。在实践中，人们利用知识达到特定目的的过程，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的意义。因此，“智识合一”论的伦理学意义就在于保证知识运用过程中不背离良知的引导，使知识运用过程同时成为良知发见流行的过程。在熊十力看来，“智识合一”的思维模式正是现代哲学与科学之间应有的关系模式：“智慧主乎知识，则知识不至用之以为恶，哲学资于科学而不至浮空，科学资于哲学而有其统宗，径路殊而同于大通。”“智”既要展开为“识”，又要主宰“识”；哲学既要依赖于知识，又要统帅知识。这里须指出的是，熊十力所言说的“哲学”都是指传统意义上具有尽心养心功能的体系而言的。

就熊十力哲学与传统儒家的关系而言，颇多“心学”的色彩。但就其《明心篇》来看，它虽然以“保住本心、转化习染、以智主识”为主旨，仍然采取某种价值优先的原则，但其体系中已明显地消解了价值与知识在传统意义上的紧张，并背离了传统心学通过对“支离外索”的批评而彰显出来的某种反智主义，体现了在坚持儒学价值理性优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包容科学与知识的地位的自觉。

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能够使价值与知识在价值优先的基地上获得某种平衡，这种努力是富有意义的。他自觉地要求传统价值与科学民主在现代社会的结合，充分体现了其哲学思想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胡适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某些极端倾向的一定程度的修正。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作出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