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述冯友兰3

 冯先生认为，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与造化同游、与道为一的境界，拥有这种境界的人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涅槃”。“‘涅槃’不是别的，就是有‘般若’的人的精神境界。” 涅槃境界是“会万物以成己者”，即一种与万物为一的境界；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有这种境界的人不但知道宇宙是无限的，而且有一种“与天地参”的自觉。可见，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神秘主义的同天境界，只有处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才能直透超验的形上世界。

 既然逻辑分析方法不能使人达至神秘的同天境界，只有将知识化

为精神境界才能如愿以偿，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将知识化为精神境界呢？

在冯友兰看来：“一门学问的性质，与它的方法，有密切底关系。”形上学的性质（形上学虽不能增加人对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但却能提高人的境界），决定了对它理解和把握的方法。通过对形上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冯友兰发现：“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即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显。既有所表显，即是讲形上学。此种讲形上学的方法，可以说是‘烘云托月’的方法。”用“……‘烘云托月’的方法画月者，可以说是画其所不画，画其所不画亦是画。” 

在此意义上，冯友兰认为形上学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其所说必须是形上的，即必须是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或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二是其形式必须是“学”，即必须是一套说出或写出来的道理。“宇宙间有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是具体的事物。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是抽象底理。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是道或大全。”用正的方法讲形上学，就是以“思议”探讨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思议”表显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用负的方法讲形上学，即是以直觉“见”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这犹如陶渊明先生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中所表显的，感官所见者是南山、飞鸟；而其心灵所“见”者则是大全。用可感觉的南山、飞鸟，表显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的大全，即是以负的方法讲形上学。因而，中国人对于“真际”大多是“悟入”，而非“思入”，因而中国哲学所用的概念大多是用“负的方法”得来的，而不是由逻辑分析得到的。用负的方法使人进入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道家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宇宙的最高本体“道”就是不可思议言说的，可思议言说之道即不是真正的道；禅宗所谓“第一义不可说”，只能靠参禅顿悟、当下即是的方法去体悟“第一义”；儒家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都是负的方法的表征。儒、道、释的境界说的具体内涵虽不尽相同，但达至最高境界的方法却有惊人的一致。

用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同样可以讲形上学，但两种方法各有短长。哲学的对象是形上世界，其中包括不可感觉只可思议的“理”和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的“道”和“大全”。理是可思议的，用正的方法对理进行思议，并将思议的过程（逻辑分析、逻辑推理）和结论表显出来，因此用正的方法建立的形上学是清晰的。而道和大全是不可思议的，如用正的方法对道和大全进行思议，其最后所得必不能与道和大全完全相当，因此正的方法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而负的方法不去思议道和大全，也不去直接讲道和大全，而是以不讲为讲的方式，启发人们去体悟道和大全，从而将人们带到哲学的最高境界。但由于负的方法对可思议的理也不去进行必要的思议，因而缺乏哲学思维所应有的清晰。因此，冯友兰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引进形上学，以此补养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具有“形式的系统”。

在此意义上看，冯友兰与胡适有相似之处，即都将西方哲学的方法引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同的是，冯友兰不仅仅重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且还对中国哲学固有的直觉、体验等方法情有独钟，因而主张：“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顶点。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他的形上学就是从分析经验中的事物开始，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理、气、道体、大全等哲学概念，最后再说明对道体和大全的思议并不与道体和大全本身完全相当，道体和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只能靠负的方法去体悟。这样一来，在一定意义上既保证了哲学思维的清晰，又能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哲学的“最高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