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经济增长阶段论” 意识形态内涵本质

“经济增长阶段论” 意识形态内涵本质

罗斯托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使“自由世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获得稳定显著增长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以自身经验导引该地区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唯其如此，才能使美国远离孤立主义的深渊和精神萎靡不振的危境，才能使美国的“使命感”焕发新的光彩。

“经济增长阶段论”用“现代化”的概念包装自由主义传统和帝国主义理论，不再主张以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外国革命，没有从肤色等生理特征区分民族优劣，亦舍弃了“山巅之城”和“希望之乡”的“使命观”言辞，代之以通过经济和技术援助引导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最终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世界共同体。

四、经济增长限度理论  P28

60年代末期，正当西方国家沉溺于高速经济增长之中时，高速增长的恶果已开始显露，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高经济增长率伴随着高人口增长率，同时，高经济增长率带来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浪费和耗竭、人的精神危机加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发出了“经济增长可取吗？”的疑问。主要的代表有：

（—）“反增长”论   

1967年，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联系社会福利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后果，认为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唯一源泉和目标，人类还需要有闲暇、文化娱乐、美丽的自然风光、悠静整洁的环境等等，但经济增长却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增加，忽视了社会福利指标，使人类的居住环境、生存条件、社会福利遭到了破坏，从而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代价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每个人的生活都毫无选择地受到损害。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享受美好生活，反而造成了生活质量下降，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值得的、令人怀疑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反增长”论或“增长价值怀疑”论。

（二）“零增长”论 

1968年，由30多位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专门开会讨论了人类目前的处境与发展前景问题，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限度》的报告，发出了“经济增长有限度”的警告。并委托梅多斯将讨论情况整理成书，以《增长的限制》为名于1972年出版。与此同时，福雷斯特（J．W．Forrester）也在1974年提交了《人类在转折关头》报告，共同提出了“经济增长有限”理论。 

这些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5大因素，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按指数增长，即按一定百分比递增。如用P代表某增长因素基期的数量，r代表每一期的增长率，A代表第n年的该因素的数量，则指数增长的计算公式为：         A＝P（1＋r）ⁿ

（比如，一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为2％，则人口增加一倍需要35年）。

（三）理论批判

报告发表后的1973-1974年，石油危机暴发，许多地区发生饥荒，一时间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关于物质增长及其极限问题的讨论。《增长的极限》发表不久，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反对罗马俱乐部》的著作，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下一个200年：关于美国和世界的远景描述》，该报告几乎逐条批驳了《增长的极限》；1981年美国学者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中译本名为《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也对罗马俱乐部的极限论提出了批评：从“无限的自然资源”到“永不枯竭的能源”，作者认为，“我们可以得到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以及更为重要的这种资源可能向我们提供的效用，是永远不可知的…” 人类资源没有尽头。“实际上，技术创造新的资源。……这就是人类不断繁衍增加，不断消费更多的资源，而资源贮备却不断增长的原因。” 认为梅多斯等人不过是“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

（四）经济增长极限理论的深远影响

1972年梅多斯等人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早已是名满全球的一块丰碑，而且因为这份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本书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组织，给人类 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从而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长达4年研究、经过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迅速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并得到积极响应。仔细分析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不难发现它就是《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均衡发展观”的深化和扩充。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广泛认同证明了《增长的极限》中所论述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极大的认可。

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 及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进一步确立了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