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严嵩的原则】

 【严嵩的原则】

 

嘉靖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却刚刚进入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

 

严嵩，字惟中，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

 

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的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停地骂，反复地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却也算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淮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

 

在这一年，八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奥妙：

 

海瑞，身份：童生，时年二十八岁。

 

范进，身份：童生，时年五十余岁。

 

其实这二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

 

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八年，到了弘治八年（1495），十六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作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三年。

 

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三年，三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

 

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

 

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善意的玩笑。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一下他，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

 

正德元年（1506），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七岁，年少高才，前途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德四年（1509），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苦，伤心过度，差点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过来。

 

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己未能报恩的母亲。二十七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曾多次下旨，希望他回朝中为国效力。

 

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因为另一个理由：

 

“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那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七年后（嘉靖二年1523）的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再次出山。

 

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

 

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三年（1518），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严嵩乐颠颠地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然后一路往回赶，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

 

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

 

如果感觉比较眼熟，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此时此地，除了严嵩外，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要是他赶得巧，没准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

 

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也没有旗牌令箭，于是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都有个时间限制，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他躲得比较彻底，京城也不去了，托人请了个假，直接回了老家。

 

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往小了说是怕事，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这事要放在朱元璋手里，估计严嵩的人皮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他正忙着玩，严嵩何许人也？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

 

就这样，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朱厚照先生驾崩，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在严嵩看来，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严嵩正式进京，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可刚一进京，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杨廷和还认识他，也打了招呼，却不怎么理会，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严嵩纳闷了。

 

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他之所以不管严嵩，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和皇帝斗争。

 

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复出混得不好，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又撞上了大礼仪事件。

 

这一年严嵩已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帐，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又榨不出油水，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

 

在当年，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既无权又无钱，穷得叮当响，可是严嵩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了南京。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在京城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就是张璁和桂萼，轰轰烈烈的大礼仪就此进入最高峰。

 

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内阁被全部清洗，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

 

严嵩运气实在不错，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每天喝喝茶，谈谈京城八卦新闻外，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

 

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老师杨廷和外，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

 

果然，不久之后，京城传来消息，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连升三级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

 

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改变了严嵩，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左右逢源。

 

〖无论何时何地，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绝不能押上所有的筹码。

 

——洛克菲勒〗

 

这之后，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嘉靖七年（1528）四月，他升任礼部右侍郎（副部），嘉靖十年（1531）九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后又改任吏部尚书。

 

严嵩向现实妥协了，他改变了自己，开始逢迎皇帝，阿谀奉承，但这似乎也很正常。

 

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生存。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严嵩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他虽然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却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毫不顾忌。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嘉靖十七年（1538），这个原则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