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工人与资本家的“双赢”

工人与资本家的“双赢”

中国某个村庄的党支书曾经说，帅养活将、将养活兵。他后来因为草菅兵命而身陷囹圄。中国的一些博学家们也跟着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和政府。还有人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是自由的、平等的。如果工人认为资本家剥削了他，可以辞职不干啦，可以自己单干啦。西方经济学认为，工人之所以不单干，而去资本家企业里打工，是因为工人单干挣得少，给资本家打工挣得多，因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双赢，不存在剥削的问题。但是，一方面，签订劳动契约的双方的地位其实是不平等的。对于资本家来说，问题只是利润或多或少而已；对工人来说，则是生存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博学家们的说法，奴隶主也可以说同样没有剥削奴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因为有不少奴隶也是自愿卖身为奴的。这些奴隶与工人一样失去了为自己劳动的物质条件，从而不得不在为别人从事的劳动中苟延残喘。

事实上，当英国的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拿手工织工更为糟糕的生活状况来为他们剥削工厂里的机器织工辩护时，恩格斯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自己也明白，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恰恰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机器纺织的廉价竞争挤垮了与农业脱节的手工纺织，但又没有其他渠道吸纳多余出来的手工织工，从而没有出路的手工织工不得不在大大恶化了的条件下坚持与机器纺织进行竞争，十分辛苦地挣取极其微薄的收入，甚至饿死。而当英国的资产阶级为自己辩护时说，如果他们不雇用九岁的孩子们到污浊、潮湿而且闷热的工厂里来工作，这些孩子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时，恩格斯则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是“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正是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私有企业贡献了70%的就业岗位时也忘了，正是在他们的呐喊的帮助下，中国的农民失了地、国有企业的工人下了岗甚至个体户也破了产，才“壮大”了私有企业的就业人数。

在资本主义的祖国一西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却是以耕地农业为主导，大量的劳动力呆在农村之中。显然，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农村吸引出来，就只能把他们从农村中赶出来，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工人。而如果没有工人，也就没有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形成和发展，从而既谈不上资本家的发财致富，更谈不到资本家养活谁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西欧政府支持并参与了把农民从农村里赶出来的圈地运动以及圈地运动过程中的强制拆屋行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的一位学过经济学的贵族夫人为了把本氏族公有的32万公顷耕地攫为己有并改为牧场，驱逐了约3000户共计1000个居民。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派兵来破坏和烧毁这些居民所居住的村庄，并同当地居民发生了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近些年来，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为了把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频频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中的句子：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但是，就在这位首相演讲后的19世纪，英国国王的士兵却将大火随意地覆盖在穷人的寒舍之上。

正是当年西欧政府所支持或主导的这种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剥夺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并使之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无产阶级。

然而，尽管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农村里赶了出来，城里的资本家并没有因此而自动得到工人，即便招到一些工人，也要付出很高的工资，也就是说得到的剩余劳动时间很少。这是因为，当时失地的农民还不习惯工厂里的纪律和生活，他们宁愿乞讨、偷盗和流浪。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的政府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国政府曾经规定，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遭到鞭打和监禁。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血腥的法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历经数百年之久，才迫使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工厂纪律。自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自由”工人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不仅如此，从14世纪起的400多年里，西欧的政府只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并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以便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资本家赚钱的界限内，直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规定最低工资反而成为必要，从而使得那些规定最高工资的法律成为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为止。

此后，当西欧的劳动者逃离资本主义的祖国来到美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时，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英国的资本家把共值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大利亚，而且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的成员一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这位资本家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原因很简单，当时殖民地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英国的生产关系。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由于劳动者得以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他就能够而且也只会为自己生产。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与工人的劳动才能的“自愿”结合，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结合在资本主义祖国的“自愿”是怎么一回事。这种“自愿”直到自由殖民地的“自由”在战争和政府的帮助下消失了之后，才在那里得以出现。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的劳动效率只能够生产出维持工人生活的产品，那就没有余额，也没有剩余价值，可以供资本家占有。不管是否存在这个余额，工人的种族都在繁衍着，不需要别人来养活；同时，只有存在这个余额，并且这种余额依靠政府的帮助采取了利润的形式，才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繁衍”资本家的种族。

因此，如果说，今天的资产阶级作为纳税人养活了政府，那么资产阶级自始至终都是在政府的扶持下靠工人阶级养活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不存在靠资本家养活的问题，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政府最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