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中美贸易顺差的治理

中美贸易顺差的治理

近年来，中美经济纠纷达到政府层面的是美方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其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顺差，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为此，美方要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中方则认为，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有人搬出数据说，中国顺差扩大最快的几年，也恰恰是人民币升值最快的几年。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运用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同中美贸易顺差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作用也有限。但是，美方却不理会这些得自他们所鼓吹的西方经济学的结论，继续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议各国将经常账户差额（指对外贸易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控制在以下，从而变相施压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尽管中方认为汇率与贸易顺差关系不大，但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减少顺差〔简称“减顺”），令中国出口企业叫苦不迭了。而且尽管美国的提议遭到G20主要出口国的普遍反对而未被采纳，但中方曾在美国学习过的高级技术官员表示，中方将缩小整体经常项目盈余，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4%以下。这说明，中方即使意识到了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那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无法正面应对美方的压力。

其实，美方的理论依据只是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提高贸易双方中一国的汇率，一方面会提高该国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从而减少国外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降低出口额；另一方面则会降低国外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增加进口额。于是乎，这两个方面的效应就会减少该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当然，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但是，不论中美间的贸易是否满足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条件，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都是不足以说明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即进口额超过出口额）的。

首先，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由于不能使用其本国货币，如越南盾来支付，只能用对方国家的货币或第三方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来支付，因而，汇率的变化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美国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使用的是自己印刷的成本极低的美元，因此，汇率的变化根本不会影响美国大量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并用美元打欠条。反而是，其他国家的货币越升值，也就是说美元的面值越贬值，美国越有动力拿这些不值钱的美元去套购别国的财富。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大捞便宜的做法，因而并不真心想削减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不过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更多地放弃自己的权益，输送给它更多的利益而已。

其次，即便美国没有滥印、滥用美元，也没有理由抱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要知道，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类似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地位的是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同样存在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

在回应英国《泰晤士报》对英国贸易逆差的抱怨时，马克思指出，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9700万英镑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说来，所谓贸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的利息。

如今，中美间贸易的巨大差额同样是由于美国资本大举进人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造成的。显然，美方的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国自己印刷的人民币来支付的，只能用中国的商品或用中国的出口商品换得的美元来支付。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碍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获得利益，这才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并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却降不下来。原来还是剩余价值爪惹的祸。

由此也可以看到，中方一些人试图在不把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尽可能地排挤出中国的情况下，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以下，有多么荒唐。

实际上，这个指标，只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没有多少外资的条件下才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霸占了中国大量的矿藏并强迫中国人为他们挖矿，然后将这些矿产资源运回日本。如果当时统计GDP的话，这些矿产资源的产值将计人中国的GDP，只要在形式上这些矿产资源是先卖给（出口到）日本，再由日本侵略军把卖矿所得带回日本。因此，这样的越高，日本侵略者的利益越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反而越小。现如今，外资进人中国，虽然并不是侵略，但是，外资企业的产值和利益同样不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同样计人中国的GDP。

由于引进外资早已不再只是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引以为荣的事，而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业绩必须去做的事，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高，其产值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资收益也必将以越来越多的经常项目盈余输送到国外去。如果不彻底改变建立在GDP基础上的政绩观，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拒提GDP这个指标，不注重发展中国真正的经济实力，要想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4%以下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关键在于美国，在于美国资本在华的投资情况和美联储滥发美元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在于人民币的汇率。从汇率角度来着手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无论是由中方采取相应措施还是由美方采取相应措施，都起不到显著效果。

实际上，美国在华的大量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往好的方向说，那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贡献。中国以自己的对外开放，让其他国家共同享有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好处。但是，中国的这种贡献反而被解释成不公平的贸易和生产政策，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民总收入，从其计算公式上看，既不代表真正的即科学意义上的收入，更不代表中国人的收入。成为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经济压力的原因。

其实，中国要应对美方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美方讲清上述道理，建议美国政府对那些到中国来投资的美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征收重税，以迫使他们退出中国回到美国去，并用这笔税款去救济美国国内遭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普通民众。美国政府既不敢得罪这些企业的老板们，也不愿失去民众的选票。承受压力的将不再是中方，而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点了命门的美方了。

无论如何，美方纠缠中美贸易差额这件事，提醒我们要在引进外资上具有更全局、更长远的考虑。一是要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降低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过高比重，给国内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更多的发展空间；二是要坚持以市场换市场，要求外国对等地对我国开放，减少对我国内资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也能够在海外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通过这些利益向中国转移时转化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以此来抵消部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如果外国的议会要对中方企业收购外国企业或进人外国市场进行审査的话，那么外资企业进人中国，同样要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来审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