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研发的收益来源于“租金”

研发的收益来源于“租金”

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只看到了工人的劳动，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劳动。在他们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相比马克思当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跨国大公司中的研发工作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环节，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过时了，需要加以改进了。

但是，虽然今天的人类制造出了机器人和克隆羊，进化论的规律仍然没有过时。同样地，除非雇佣劳动在世界主要国家里普遍地消失了，否则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就谈不上过时。

马克思曾在批评穆勒时指出，对于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穆勒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

显然，当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身后的进一步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具体关系，与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时，我们就应当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既不能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一般原理之中，更不能扭曲一般原理来直接适应具体的东西，尤其是不能捏造用语和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

事实上，在强调研发团队创造价值的人中，很少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陈景润等，是同样创造商业价值的。那么，为什么认为核电站的研发团队创造价值，而他们所依赖的基本原理的提出者却不创造价值呢？另一方面，假如一家手机制造公司在研发新款手机时在研发团队的研发工作和工资报酬上花费了上百万元，如果研发创造出了价值，那么其创造的价值由于包含剩余价值，将会超过这个花费了的数额。但是，新款手机的每一台产品都没有卖到一百万元，而只是卖数千元或者更低。有人或许会说，这些研发的价值像工具的价值一样，是分摊转移到每一台产品中去的。但是，工具的价值量不需要依赖知识产权这样的法律暴力，而研发的这种所谓价值量却离不开知识产权和禁止研发者随意跳槽的劳动合约等法律暴力。而且工具的生产参与一般利润率的调节，其资本家获得的是一般利润率；而研发的生产一般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调节，其资本家如美国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等往往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率的收益。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时指出，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商品体的这种有用性，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我们在前面也曾提到，马克思在谈到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时，曾把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与自然条件相提并论。在谈到大工业时，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尽管科研工作本身是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但是，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而这丝毫不妨碍资本家们去利用科学。

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科学工作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现物或各种物的某种组合的有用性；二是发现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某种生产能力，包括相对廉价地获得各种物的某种组合的能力。这两个方面都只涉及物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形式，因而与价值无关。所以单个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即便出于慈善来投资也决不指望靠这个发财。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通常要由国家利用全社会的资本来进行投入。但是能够提高生产能力的后一个方面，也是通常所说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这个方面，却能够像天然的肥沃的土地一样，只要能够获得像土地所有权那样的垄断的权力，如知识产权，就能带来地租一样的垄断收益一租金。同时，正像一块土地的地租会因为出现了更肥沃或位置更好的土地而减少或失去一样，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研发成果也会使得旧的研发成果失去垄断性租金，尽管旧的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仍然垄断在它的所有者手中。

因此，研发工作并不创造价值，尽管它在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情况下创造生产力，并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带来垄断性租金。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应当对研发工作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贡献给予积极的评价，对研发人员给予合理的报酬。毕竟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是我们进入更高级社会的一个前提，更何况我们身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垄断竞争之中。不过，我们必须反对知识的法律垄断，即便我们不得不同样运用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因而目前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反对。要知道，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曾“严厉批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定，认为这一新的全球规则是置人于死地的”。我们不能在觉悟上连非无产阶级立场的学者都不如。在进行这种反对的同时，国家财政应当资助国有研究机构和公有制企业研发具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并在国有研究机构和公有制企业内部无偿使用这些成果；同时对国内的非公企业和机构以较低的价格许可使用；对国外企业和机构则按照国际惯例也就是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

至于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工作，那么它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生产力，而是创造资本集中和大资本剥夺中小资本的工具，并成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这类研发，由于它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经济危机的规模，进而加速了社会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对它的态度就应当像马克思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一样，即仅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才赞成。

最后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不可能只看到工人的劳动，而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活动。他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而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声称，“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人应该是交易费用”^，则再好不过地反映出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些多余的职能所造成的浪费程度。自然地，卷人如此巨大的交易费用的“劳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都只是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的无用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