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重建个人所有制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重建个人所有制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尽管西方经济学鼓吹私有制，但却有意不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即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与以剥削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界限相容，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那时起，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就逐渐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形式上是以自由劳动为基础，而实质上却是剥削他人劳动的私有制所排挤。

今天中国的一些人为了鼓吹私有化，强调什么“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一方面，破产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产”不是“恒”的。小生产者的“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更是不可能是“恒”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只有资本家有“产”，而工人无“产”，从而有恒心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因此，这种大多数人无恒心的私有制度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金融欺诈和金融危机是加强这种资本集中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总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为什么要在公有制基础上来建立个人所有制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比如一座炼钢炉，不是个人可以独立操作的，其生产的产品也不可能是某个人单独生产的产品。对于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以个人自已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被否定了，因而只能采取自由劳动者相互协作，共同占有土地和由他们自己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形式。

实际上，若“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是成立的，那么要让绝大多数人有恒产和恒心，也只有实行公有产权制度，才能够保证劳动者真正享有产权，才能够保证劳动者不会像小私有制劳动者那样因一时的困境而被迫在市场上出让财产和失去产权。

那么，在公有制下，“个人所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认为，这是指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毕竟任何一种所有制下，每个人吃到自己嘴里的食物都不再可能被别人共享，因而都是个人所有的。实际上，上面所说的个人所有，如果仅从消费资料来讲，它指的是个人直接占有消费资料，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占有。但是，个人“所有”的更深刻的含义是与劳动者的自由分不开的。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而在新的占有制，即在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的支配，同时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在过去的手工业中，一个鞋匠通常终身是鞋匠，甚至几代人都是鞋匠，使用的都只是制鞋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炼钢工人如果不是因为失业而被迫另谋出路，他就会一直做炼钢工人，而且基本上在同一个岗位上一直做下去。但在新的占有制下，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下来经营。这样，不仅竞争将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为联合所代替，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当然，今天也有不少富人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比如今天开开飞机，明天爬爬雪山什么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这样做。而且富人们要这样做，还必须以其他人不能随心所欲为前提。这就造成极大的浪费。因为富人做批判者时，他的私人飞机和爬雪山的工具，全部闲置起来了，别人无权使用。如果别人要开私人飞机和爬雪山，还得另备一套工具。而在公有制下，一个人不使用的生产工具，别人可以使用，同时他也可以使用别人暂时不使用的东西。

马克思主张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指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而这种占有只有将个人联合起来才是可能的。由于个人拥有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由于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因而个人能够摆脱偶然的特殊条件所导致的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的境地。于是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从而个人能够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这种自由下，民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真正的。

显然，只有在集体中，每个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属于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在私有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统治阶级的个人。因此，那些撇开公有制来鼓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人，只不过想成为，或者想以此宣布自己已成为统治者或其附庸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中国过去的公有制经济存在着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劳动者的岗位轮换不够。当然，这与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底子薄、缺乏大量的专业人员有关，于是尽管教育和培养了不少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但每个人的岗位还是相对固定的，从而形成了等级制。各个生产部门的管理虽然是按照总的计划来进行的，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计划制订和管理的程度不高，计划经济陷入僵化。而等级制的特征必然是人身依附和官僚主义。试图摆脱这些不利局面的改革，如放松计划的承包制改革又形成了个人对工业的管理，其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的复苏。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

因此，当前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完善公有制，而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们所竭力主张的那样，退回到落后的私有制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从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相比，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是因为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但是，博学家们却要我们舍易就难，不断提高承受度和容忍度，这究竟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