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革命后政治建设的基本条件

 革命后政治建设的基本条件

1．政治稳定。二战以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政治动荡局面。以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强调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性。

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而言，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稳定就呈现出一种矛盾。亨廷顿在他的代表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政治稳定是有保障的，但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却会出现政治稳定的因素。他还提出政治稳定的三个标准：(1)政治系统的权威性。社会的稳定就是对政治系统的肯定和承认。(2)政治系统功能齐备。政治系统能够有效地进行自我调整和社会控制。(3)生活的有序。它表明政治活动在正常进行。基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诱因论”。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自60年代开始工业化导致社会参与的急速扩大，而政府的统治能力（即制度化水平）发展很慢，二者不适应，由此产生了政治的不稳定。在政治发展中，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具有同等价值，缺乏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无从谈起。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各种动乱关键不在于贫穷和不发达，而是由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所引起的。现代化进程最容易引性动乱。他用三个公式进行描述：

         社会动员

    (1) ——————＝社会挫折感

         经济发展

         社会挫折感

    (2) ——————＝政治参与

        社会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

    (3) ———————— ＝政治不稳定

        政治制度化水平

    公式(1)说明，传统社会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进行社会动员，即调动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放松社会控制，下放权力，增加基层组织和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经济活动的活力和效率从根本上讲是来自民间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经济活力降低。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改变现状的期望，也会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满足这些预期，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失望情绪。这种负情绪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同时，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无法避免的。如竞争、商品与交换关系、市场经济规则、法律关系等现代性社会关系得到加强，会对原来的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及一些来自温性关系的观念产生一定的冲击。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会降低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可程度和社会控制能力。

    公式(2)说明，经济发展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增多，政治参与就会相应减少，说明人们对现状比较满意，对未来和改善自己的状况怀有希望，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就减小。

    所谓社会流动就是社会成员从一种地位或职业向另一种地位或职业的转变。它不同于人口流动，而是包含着社会地位和职业的变化，包括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形式。社会流动的机会如何，能否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代表着社会的现代化和进步的程度。因此，社会流动的机会多，政治参与就会较少，社会的稳定性会相应增强。

    公式(3)说明，政治参与越少，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越高，政治的稳定性就越强；相反，政治参与多，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的稳定性就会较差。

    享廷顿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主要是因为社会流动性高，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造成的。也就是政治现代化水平不足造成的。

    第三世界激进派提出了依附诱因理论。它认为，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体化”的局势，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如果离开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认识。而世界一体化的现实是，西方国家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即被边缘化。结果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第三世界国家也需要西方国家的资本。同时，利润却只是流向西方，是单向流动。这样，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附于西方国家，成为被剥削者，最终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被打乱。

    我国80年代末期流行着一种新权威主义理论，它来自享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强调。鉴于社会转型期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动乱状况（如当时的韩国、波兰、巴基斯坦、智力、阿根廷、菲律宾等），有人提出社会转型期国家有效的社会控制非常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离不开政治权威的作用，但是这种政治权威又不能是传统型的，因为传统型的政治权威已经被证明不能领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的成功转型。所以，转型期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权威模式，这种新权威能够保证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同时又具有明确的引导社会逐步转型的意识和能力，从而保证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这种新权威具有相当的自自我约束能力，一旦社会转型成功，他就会及时地主动地引退，一如当年的华盛顿。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也具有一些合理性因素，但是理想主义的色彩未免过于浓厚。

    我们认为，政治发展中的稳定应该包括以下几种含义：（１）国家权力系统权威的有效性。从高标准讲，政治系统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最好是民众能够对政治系统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能够认同。从低标准讲，政治系统应该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政治权威有效性的本质是，它能够通过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避免社会分化和利益调整中可能发生的对抗和冲突。

（2）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是相对的。特别是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政治稳定的相对性尤其明显。没有政治的相对稳定，社会转型的任务难以有效地完成。另一方面，对于变革和分化时期的社会，政治的稳定性过强也同样暗含着风险。因为经济和社会在不断发生着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系统自然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政治变革是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政治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经济生活、经济结构、国家法律、政治文化的变化，国民素质的提高、各种主体利益（包括利益集团）参政意识的增强等，都会对政治发展提出具体的要求，也构成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3）政治稳定是指政治生活和国家法律政策的连续性。即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有序变革，而不是剧烈的变化——中断和突变。在社会转型期，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只是说如何保持政治变革的有序进行，防止出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破坏性和杀伤性的无序状态。也就是说，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

2．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度分化。现代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的产生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真正确立只有200多年，而现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则不过100多年，可以说它至今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它们产生于西方世界，并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社会分化，特别是社会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得到确立和完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没有适当的社会分化的社会中，在一个全社会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以民主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政治现代化或革命后政治建设是否会成为一种不必要的东西？从理性的观点出发，既然大家的利益一致，政治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何说需要民主，那就只能从非理性的层次来寻找根据了。

革命后政治建设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不断分化的情况下，不同利益的主体都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尽管它们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要有所表达，必然有强烈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革命解决的是政权的归属问题，它难以解决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问题，而通过国家政权解决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正是革命后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3．法律制度的相对健全。对于非西方国家或民族而言，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看来已经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了。但是，这对于革命后政治来说，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从另一个角度讲，革命后政治就是法制化、规范化的政治，离开法制和规范，革命后政治建设便无从谈起。所以，对于非西方或后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革命后政治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把政治权威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传统型、神秘型和法理型。经过激烈的、长时期的革命，成功取得政权的革命力量一旦稳固政权，往往会造就一种特殊的革命型的政治领袖或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一般都会自发地演变成类似于韦伯所讲的神秘类型，而这种神秘类型的政治权威以非常不利于革命后政治，即法制化规范化政治的建设。实际所发生的情况当然不能简单地以某种权威类型来划分，但是革命后所产生的神秘型的政治权威的强弱又往往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权威的影响力相辅相成，传统政治权威影响越大，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的程度越低，法制基础越差，越容易形成强有力的神秘型政治权威。所以，革命后政治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法理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因此，革命后政治建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文化建设，也就是建设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化、规范化、法理型的政治权威体系，加强法制和法制文化建设；二是有意识地削弱传统的、神秘型的政治文化，建设现代政治文化。

4．社会自治的发展。社会自治，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自治是革命后政治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离开相对成熟的社会自治，革命后政治建设难以取得完满的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政治现代化最终是以发达和成熟的社会自治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