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即政治主体影响政治决策的活动。学者们对政治参与有不同的说法。缪塞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投票、组织或参加或支持政党、加入利益集团等活动都可以看成是政治参与。以尼何伏巴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影响政治决策的合法行为。这种观点将不合法律程序的政治活动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这与转型期国家的政治参与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以迈伦·维纳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强调政治参与的自愿性，将自愿性参与和动员性参与区分开，把后者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他认为“奉政府之命而参加组织或参加群众集会”，或者公民对候选人没有选择余地的投票行为，参加政府组织的团体，都不是政治参与。它的问题是，“自愿”如何规定？按着这种说法，由动员而产生的自愿行为还算不算政治参与？由民间动员而导致的自愿行为可以算是政治参与。以美国学者威廉·斯通和巴恩思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政治参与不仅包括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文化，了解政治知识（阅读等）也算是政治参与。这种观点显然认为人的行为不能离开心理活动，纯粹的政治心理活动肯定是不能产生实际的政治影响。

    古典理论认为，政治参与者应该尽可能地多。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政治参与应该有所限制，如财产、性别等。事实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参与权的范围一般者是逐步扩大的。有现代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实际上是不同的，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不一定是件好事，适当的政治冷漠反而有助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因为：(1)让对政治缺少兴趣的人去参与政治（如投票等），他们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引导，甚至会不明不白地做出选择。(2)就选票的数量而言，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选票数量的简单增多也不一定能够说明问题。德国纳粹在30年代上台就是通过政治选举实现的，我国“文革”时期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也具有相当高。(3)总有一些选民实际上并不具备起码的政治判断能力，一定要他们进行政治参与，未必能保证产生良好的结果。然而，直接剥夺他们的参与权又不合情理，所以应该听其自然。(4)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广泛地调动起来，原来的政治冷漠者有可能会演变成政治狂热，反而其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5)广泛的政治参与必然会导致各种政治参与费用的增加。(6)民主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民主。亨廷顿也认为，“民主需要节制”（《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P100）事实上，由士兵说了算的军队未必能够打胜仗，由学生说了算的大学也未必是动作得最好的大学。(7)在社会分化日益加深的现代社会，政治活动也越来越专业化，政治参与同样需要相当的知识才能有效。当然，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剥夺公民参与政治的法定权力。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从效果上讲，政治参与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程度是较为理想的。

    研究表明，人们对政治的兴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1)经济社会地位不同，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就不一样。社会地位高、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对政治的兴趣明显较高。这些政治参与主体被称为“积极公民”。然而，在特殊时期，比如社会激烈动荡的,社会地位低的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也可能会很高。这种情况也是由政治的本质（调整利益关系）所决定的。(2)随着年龄的增加，对政治的兴趣也会增加。但是，到了退休前后，这种趋势又会呈现相反的方向。(3)居住集中程度高的公民比集中程度低的公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要高，城镇高于农村。但是，在挪威，政治参与的频率与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联系不明显，而在日本、法国、以色列、北欧等国家，农村参与率反而比城市高，这主要是受长期的村社传统影响所致。(4)加入社会组织的公民比不加入社会组织的公民参与政治的兴趣要高。(5)男人与女人对政治参与的兴趣要高。上述特征仅限于一般的描述。

    政治参与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参与能够有效地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有利于现代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在选举权上过去曾普遍存在着资格限制，称限制选举（limited suffrage）。法国在1830年规定每年纳税300法郎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英国在1832年以前规定每年纳税40先令以上的自由地主才有选举权；在19世纪以前的美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都存在此类规定；今天的巴西、美国的个别州仍对选举人在识字方面有所限制；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瑞典、挪威、丹麦、芬兰之外，其他国家的妇女都没有选举权，因为她们在大战中的良好表现，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妇女才在战后获得选举权，而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妇女则在二战之后才获得选举权。普遍的选举权（universal or general suffrage）是各种政治团体不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终于通过1832年的改革使大部分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英国也因此稳定地渡过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由于产业工人的积极参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的成年男子基本都得到了选举权，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也正是在此之后取得的。

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选举之外，像请愿、游行示威、舆论媒体等，都可以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约力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其次，合法的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都是有利的。政治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分化、法律和政治现代化基础上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一点已经为多个社会转型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正如享廷顿所指出的：“过去200年的大量事实表明，很多不满和动乱是在经济繁荣之际发生的。”（《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P34）这说明社会分化确实具有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需要相应的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增加，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而在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平衡显然要优于传统社会的政治平衡（社会未充分分化状态下的平衡）。

    不能否认，突然增加的政治参与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政治现代化完成之后，还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社会仍在继续分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还会不时地引发广泛的政治参与，引起社会不稳。如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种族、越战等因素就导致美国政府权威和社会控制能力严重降低。时至今日，种族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隐患。

    再次，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指标。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四，政治参与是提高政治制度文明水平的重要途径。政治参与对于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和参与政治的实际能力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政治参与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呈现出正比例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也会提高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要求。前者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中表现突出，而后者则在成功转型的中等发展国家和地区表现突出（如韩国、台湾等）。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北欧国家，福利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政府背上了严重的包袱，广泛的民众参与使政府改革福利制度的努力难以进行，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广泛的政治参与也有一定的负作用。像苏联东欧剧变，从表面上看，经济混乱是政治参与急剧扩大的结果。但是，经济的混乱更多的是长期扭曲的经济关系急剧变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苏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步转型，承受了双重的压力，急速转型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当然，缓慢转型与急速转型究竟哪一个价值更大，不是很好比较。这也说明，政治参与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会产生多种后果。

另外，政治参与本身还是一种公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使公民学习政治知识，也使他们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指望把公民教育“文明”之后再扩大政治参与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对公民最好的教育方式。因为政治参与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本身也是一种目的。

不管按着哪种政府，政治参与的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

1．投票。公民投票是现代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非常频繁的公民政治参与活动形式。投票一是选举政治官员（即政治精英），二是就国家的重大事项进行全民公决。在即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投票活动，对公民来说不能算是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但也不完全是被动性的。投票是公民对候选人及其政治主张、政策主张的整体选择行为，是影响政府及其政策的迟钝而又有效的工具。中国自1980年开始，在县及以下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实行直接的差额选举。

    2．组织选举活动。选举活动不仅包括投票，还包括组织协调、宣传动员、募捐、政策辩论，甚至包括与竞争对手的斗智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选举活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是对政府及政治官员的公开评判，也是对政治积极分子的筛选和煅练。从90 年代起，我国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90年1月1日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实施）。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

    3．政治主体的主动参与。公民因为个人的特殊利益而主动与政治官员进行接触，陈述和反映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也可能是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群众“来信来访”。

    4．结社活动。各国宪法大都规定了公民结社的自由权。结社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加政治党团，二是以团体的形式解决社会或政治问题。当然，加入政治党团而不积极参加团体的政治活动，还不能算积极的政治参与。

    由于现代政治活动往往以政党的形式展开，所以政治性党团的政治参与显得非常重要。以团体的形式解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另外一种参与方式是非正规集团的活动。如集会、抗议示威、罢工等非暴力性的政治活动，有时是合法的，有时也可能是不合法但又不同于严重的暴力性的违法行为。那些不能有效地影响决策者或缺乏政治资源的集团往往采取非常规的参与方式。

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不管是政治发展还是政治参与，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很多，主要有：

    1.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会使人们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中产阶级的往往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积极性。

    经济发展会导致各种社会组织和协会大量增加。这是社会发展和分化的必然结果。阿尔蒙德和伏巴的研究表明，各种社会组织的成员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都比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会影响10%的参与率，而社会组织则会影响25％的政治参与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使各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体现，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容易导致紧张。利益矛盾会增强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分化使政府管理的范围扩大（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不矛盾），受政府行动影响的个人和团体会增加，他们会比以往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

    经济发展会导致生活方式、法律关系、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们的政治参与都会发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有些人会更积极，有些人也可能会变得不再积极，甚至产生政治冷漠现象。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个人流动的增加，流动中的有口一般不会或没机会参与政治行为。

    2.社会地位。人们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年龄、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居住地域、闲暇时间、活动能力、个性等因素都会影响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同的因素影响的方向会不同。比如，西方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而在我国，尤其是在城镇，受教育程度与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成正比，但与选举的参与意识成反比。其中的反差是值得研究的。

    就西方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而言，一般都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并非一步到位，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如美国南方的奴隶、妇女、财富较少和根本就没有财产的赤贫者等阶层、受教育程度等）政治参与权的获得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在这方面起点很高，主要问题是实质性的参与程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