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政治学的研究途径

 政治学的研究途径

从历史的角度概括，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科的研究途径分为以下三类：

古希腊政治研究开始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该传统所涉及的是基本的伦理性的（ethical）、说明性的（prescriptive）和规范性（normative）的问题，所关心的是什么才是应该（should， ought）或必需（must）发生的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这一传统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在中世纪思想家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得到了重新阐释。这种研究传统的特点在早期创始人那里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了。例如，柏拉图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主张应该由一个仁慈的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实施政治统治。

哲学研究传统采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和讨论各种思想和观念，收集主要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文献研究和分析，说明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观念的含义及其发展，从而说明政治的价值和理念，回答“为什么应当有政治服从？”“价值应当如何让分配？”以及“个人自由应当限定在什么范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不是客观的（objective）研究。

尽管没有规范理论研究那么著名，但描述性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传统也可以回溯到早期的政治思想年代。亚里士多德对不同制度的区分，马基雅维利对治国之道的现实主义思考，孟德斯鸠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社会学理论，都是这种传统的具体体现。这种传统所擅长的方法是制度研究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奠定了今天比较研究的基础。

经验研究方法力图对政治现实做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如果说规范研究方法是说明性的（prescriptive），因为它提供的是评价和建议；那么，经验研究方法则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因为它提供的是客观经验的总结和分析。

经验研究的描述性政治分析得到了17世纪以来洛克、休谟所阐发的经验主义观念的哲学支持。经验主义观念坚信，经验（experience）是知识的唯一基础。因此，一切假定和理论都应当在观察过程中得到验证。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发展成为由法国思想家孔德所阐发的实证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和所有的哲学研究应该严格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想见，一旦科学被认为是揭示真理的唯一可信赖的手段，那么，将政治学变成科学的压力也就变得势不可挡了。

第一个运用科学术语来解释政治问题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他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使得他得以凭借自然科学的法则来预测未来。科学分析的时尚在19世纪成为一种主流。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的兴起，政治科学的热情达到了顶点。此时，人们对政治科学充满信心，因为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即客观和量化的数据，从而使各种假说得以验证。政治学家宣称，政治学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它对于适合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领域，如投票行为、立法者行为和地方政治家和游说者（lobbyists）行为研究，会大有帮助。

然而，6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多。首先，人们认为行为主义把政治研究仅仅局限于可直接观察和量化的领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分析的范围。在某些领域（如投票）进行没有价值的研究，以及陷入量化数据的困扰之中，会使政治学科变得异常琐碎狭小。另外，非常值得担心的是，它倾向于使政治科学家背离整个规范政治思想的传统，从而使“自由”、“平等”、“正义”和“权利”这样的概念，由于被视为没有意义和无法得到经验政治而遭到一起。最后，由于它追求客观可信，强调“价值中立”（value-free）原则，从而使既有的政治安排合法化，“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学可能由此失去其批判和评价的意义。对行为主义的不满再次促发了人们对规范问题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规范研究得到复活。

除了上述三种研究传统之外，政治学的最新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这些最新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 theory）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这些研究分析利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在个人行为纯属理性自利行为的假设之上建立分析模型。这些被称为“正规理论”的学说，至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设计，借此可以研究选民、官僚、说客和政治家们的行为，也可以分析国家关系中的国家行为。这些研究方法广泛影响了所谓“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曼瑟尔·奥尔森和威廉·尼斯卡恩运用这些方法和技术，在政党竞争、利益集团行为和官僚政策影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这种研究方法在博弈论中也得到了应用。这种理论被用来分析个人行为所面临你的困境，其著名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理论。

然而，政治分析的理性选择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批评者对它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认为它高估了人类的理性，从而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人们其实不仅很少具有清楚的目标选项，而且也很少在充分和准确认知的条件下做出决定。此外，理性选择理论所建立的个人行为模式，对于社会和历史因素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认识到人的自立性并不完全是天生的，可能也是社会条件的结果。

这些批评使现代政治分析丰富多彩。对于传统规范研究来说，制度的和行为研究途径不仅为之增加了理性选择理论，而且还提供了非常广泛的现代思想和主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唤醒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和家长制的认识，对已经确立的“政治”观念提出了质疑。被称为“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将注意力从制度的正式结构方面，转向制度的实际行为和政策输出方面。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对以人类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提出挑战，阐述了一种整体地认识和理解政治与社会的途径。以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应用弗洛伊德和韦伯的理论，对社会实践展开了全面批判。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质疑绝对的普遍真理的同时，协助孵化一种谈话（Discourse）理论。最后，我们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在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被人们广泛接受，现在，它们也不怎么被当成是两种对立的研究方式，而是被视为获得政治知识的两种互相对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