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政治合法性的意义

 政治合法性的意义

政治合法性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都有不同的运用。政治哲学家一般从道德的角度使用这个概念，把合法性视为道德的或理性的原则，看成是政府要求公民服从的理由。在政治哲学家看来，拥有合法性要比掌握使人服从的权力更加重要。政治科学家一般是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把合法性仅仅看成是服从某种统治体系而不考虑它是如何使人服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对于政治科学来说，不具有特别的意义。

此外，政治合法性最早的提出和使用主要用来说明政权建立的基础和模式，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作的研究，就是用来分析不同政权建立时的权威基础，即所谓的“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性”（legal-rational）。今天，这个概念不仅被用来分析政权建立时的权威来源，而且被用来衡量政权建立以后的权威程度。

然而，在现实政治中，不同的政权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相对于不同国家人民来说，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而且，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构成合法性基础的不同要素的权重也不一样。所以，也很难在不同政权之间进行政治合法性程度的比较。

但是，比较的困难并不妨碍对个别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基础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确立政权合法性的类型，找到拓展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途径。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它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但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要素非常广泛，换句话说，一个政权赢得民众支持和认可的因素很多，有的是因为根本制度合力，有的是因为某个政治领袖受人拥戴，有的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受到偏爱，有的是因为某一节政府受到欢迎（比较而言），有的则是因为某一政策使民众受益。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对于维护政治统治来说，因为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显然比因为某个领袖、某个政策和某届政府受人民欢迎更加根本，也比意识形态的感召更加切实。领袖的寿命是短暂的，政策的时效是有限的，政府也是要换届的，意识形态也是会过时的，但是，合理的制度却是永存的。在制度缺乏合理性的情况下，政治领袖个人魅力的逝去，政策效益的降低，意识形态说服力的消退，都可能危及整个政权的统治。相反，在合理制度被民众广泛认可的基础上，所有这些变化，充其量只能导致某个领袖或某一届政府的下台。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用两种指标来考察政治合法性：（1）公民对政权的认可和支持率，它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显示出来；（2）公民认可和支持政权的持久性，它可以通过分析公民支持政权的原因而判断出来。一般而言，如果公民对政权的认可和支持来自合理的制度设计，或者反过来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制度本身无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该政权的合法性具有持久性；如果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支持来自短期的可变因素（如主要是因为某个人、某项政策或一时的意识形态导向等），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该政权的合法性存在一定问题，可能将来由于这些可变因素的改变而导致政权危机。

政治合法性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关系到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持久性的问题：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政局的稳定性、政权的稳定性。从理论上说，缺乏政治合法性或者政治合法性资源严重不足的政府，往往是完全或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力）来维持统治的政府，由于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所以社会秩序不稳定，民众抗议政府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可能直接危及政权的存在；高压所实现的稳定成为一种表面现象，社会犹如随时爆发的火山，政府危机四伏，穷于应付。在这样的政权下，政府内部一般实行强人统治，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成员的分化变动，特别是政治强人个人命运的变化都会成为政局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当政府出现全面危机时，一般也很难靠政府换届或变更领袖来解决问题，危机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该政府所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体系被彻底否定。比方说，不仅该政府或强人统治被推翻，而且，该政权和制度被否定，该政府所依赖的“宪法”和法律也被废止，整个社会秩序重新构建。

其次，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政权或制度（regime）的合理性。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非常重要。它意味着立足长治久安来构建政府制度的权威，而不是某一届政府或一个执政者的个人权威。它提醒我们，必须致力于制度的合理化建设，将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公认的原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