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发达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发达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理性化”过程（韦伯的观点），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政治生活法治化，所以，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韦伯所谓的“法理型权威”的基础上。应当说，它实现了基本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它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危机。

德国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民主过程、政党竞争、社会福利和社会改革等机制，使其合法性得到延续，但是，它也面临一系列社会内部的“危机倾向”，从而使它很难仅仅依靠“同意”（consent）就能够完全维持政治稳定。资本主义积累以及民主政治所释放出来的大众压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受着利润追求的直接驱使，存在着不断扩张的趋势。然而，在该体系为建立合法性基础而扩大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努力又不断激发一种新的压力。特别是，民主过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福利以及大众参与和社会平等的要求不断提高，结果，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承担的责任不断扩大，同时，税收和公共开支急剧增加，这又限制了利润水平，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呢，进而又抑制了资本主义积累。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民主无法永久地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1）大众对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权利的要求：（2）基于不断扩张的私人利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需要。这种社会要么被迫抑制民众压力，要么冒经济崩溃的风险，政府会发现，维护其合法性的难度越来越大，最终几乎不可能。

哈贝马斯所讨论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政府的“超负荷”（overload）运转中得到了印证。许多学者指出，政府面对过多的额外要求而越来越难以实施其统治。之所以出现如此结果，原因在于政治领袖和政党为了获得权力而互相抬价，而利益集团又以毫不妥协和难以相容的种种要求围剿政府。在此情况下，政府能力由于普遍转向使政府结构和有组织的团体之间的进一步相互依赖的工团主义（corporatism）方向而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有鉴于此，人们呼吁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革，以彻底放弃“大政府”的构想和实践。

80——90年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可以说就是对这种合法性基础以及超负荷危机的反映。新右派（New Right）理论家发出了变革的最强烈的呼声。他们突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讨论所谓“民主的经济矛盾”（economic contradiction of democracy）。就是在这种呼声当中，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开始实行改革。他们力图降低大众对政府的期望，并通过将国家责任转移给和分担给私人的方式来大幅消减国家责任。在这种新的政策方向下，福利被看成是由个人负责的事务，鼓励个人通过努力哦你工作、储蓄、个人养老金和实施医疗保险等方式来实现福利保障；解决失业问题也不再被视为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自然失业率被理解为职工为自己定价过高的结果。

新右派更加激进地挑战并努力取代从前使国家责任不断扩大得到合法化的理论和价值，力图建立一系列个人和市场优先的价值和理论。它赞美个人主义，反对“保姆国家”（nanny state）。新右派的这些思想和改革涉及也得到了社会党的积极响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强调社会正义、福利权利和公共责任的政治文化开始为突出选择、企业竞争和个人责任的政治文化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