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档案文化的变迁

 第三节  档案文化的变迁

一、理念的形成

（一）非理性时代

同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民族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发展的过程。然而，如鲁迅所言：“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之必要，巫就只好在他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办法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这时，应该是进入到档案理念萌芽的阶段。

（二）理性时代

随着阶级分野的明朗化，统治秩序的制度化，以及文字的创制和普遍使用，从事神的代言人的巫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由专门从事问神的占卜活动，逐渐扩大为参与政治管理和记录史实，即“掌官书以赞治”，开始从巫转化为史。史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由神本社会向人本社会转变的根本性的变化。史的重要职责是书史，“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举凡先公先王的世系，当代君王的言行，军国要务，祸福灾祥，都在史的记载之列，即“书其事于竹帛，镂金之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而这些文字记载与殷墟卜辞不同的是它记载的不再是虚幻的神事，而是记载的是人事或人观察和认识到的事，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三）文明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在具有了档案理念之后，便进入了文明时代。档案理念的形成，激发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力。

    档案理念的形成，使中国人走上了摆脱“神学独断”观念的道路，确立了宗法道德观念。当时的中国人不再听从于神的意旨，而是依赖于对先祖先圣的遗训遗言的研习，即尊重“人”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成果。先祖先圣留下的档案资料受到尊重，并成为进行文化创造的重要资源。以孔子为首的诸子百家，纷纷利用档案资料（即“先王之典”）充作教材，言必称尧舜，事必循周礼，“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设馆授徒，著书立说，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诸子百家充分利用档案典籍开展文化创造活动，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一直沿袭下来，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为档案的不断创造与积累，使得中华民族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正如摩尔根所言，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档案和积累与利用，使中华民族加速了步入文明社会的步伐。

二、君主的心脏

    在中西方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之后，“学在官府”，“天下大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治政资源，被统治者视作统治的基础而备加珍视，被封建统治者所垄断，把档案作为驾驭臣属和万民的凭证和依据：“造立书契，所以决断万事”，“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只有皇室王宫和官府衙门才有资格形成、保存和利用档案。封建统治者把档案视为“插入剑鞘中的剑”，作为保持其一切权力、利益和财产的文字凭据, 是“君主的心脏、安慰和护卫。”

    一、档案为君所记。

    二、档案库房为君所修。

三、档案为君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