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杨树鹏：好的类型片就像两个人在调情

 《匹夫》导演杨树鹏（中）、摄影曹郁（左）、主演兼出品人黄晓明在片场。对这个“晴空下发生” 的匪帮故事，他们意见一致：要浓烈，要有枪炮、美色和荷尔蒙。 （剧组供图）向市场投降不可耻

说电影《匹夫》，得从让杨树鹏“痛彻心肺”的

《我的唐朝兄弟》说起。

2009 年 11 月 20 日，“唐朝”上画。当时身在广州的杨树鹏去了一趟影城，“坏了，出问题

了”——他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部电影的海报、灯箱、展板、宣传单。眼前所见，都是《2012》与《花木兰》。这意味着，一个普通观众走进影院，如果不是仔细查看过排片表，根本不会知道有一部名叫《我的唐朝兄弟》的电影正在上映。

“影院是拼刺刀的地方。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杨树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事实上仔细看也很难找到“唐朝”。一周之后，除了出品方之一的星美院线还有零星排片，“唐朝”基本从银幕上消失了，而那些传播电影的物料，还堆在仓库里。

2009       年国产电影的产量接近 500 部，一部分国产片在影院里完成了“一日游”，大部分国产片甚至一日都没有游到。 “唐朝”被认为是当年贺岁片中“最悲剧”的一部，后来还被发行公司当成了发行失败的“反面教材”。

“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杨树鹏反思的，不仅是如何选择发行、营销、推广的合作伙伴，还有个人的影像风格。他本以为“唐朝”是一个很大众的电影，但是后来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大众：喜欢它的人很捍卫；不喜欢它的人就觉得它臭狗屎。“我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自己的风格怎么能被数量庞大的中国观众接受。

杨树鹏沮丧的这些日子，更多热钱进入中国电影的投资。一部电影投资过亿，已经不算新闻。找到杨树鹏的投资，从几百万到6000万不等，都被他拒绝：一是不愿写“命题作文”；二是他还没想通困扰自己的问题。

“每次拍电影，我总是把它当最后一部来看待。” 杨树鹏希望开掘出“新的有价值的电影的可能性”——这在旧作中有迹可循：处女作《烽火》是在战争片里讲萝莉与大叔，《我的唐朝兄弟》是在古装片里讲匪盗与情谊。“我热衷于在一个类型里面灌注风格，这相对困难。”

2010       年杨树鹏去美国旅行。作为杨德昌的影迷，他去见了杨的夫人彭铠立，跟彭铠立聊的一个话题是，

“观众到底想看什么样的电影”——这也是杨德昌生前一直念叨的主题。

在回国的飞机上，杨树鹏接到一个名为《时空地道》的剧本，曾以赵薇产后复出、赵薇黄晓明十年后首次合作为噱头，是一个从现代穿越到民国的戏。

朋友找他救急：景已经搭了三分之一，剧本放在那里迟迟没有开机的动向，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 杨树鹏看了剧本觉得没法拍，气场不合。

对方拉着杨树鹏先去河北看景。一看到华北平原广阔的景致，杨树鹏脑袋里就浮现出了“匪帮的故事”。他觉得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叫“高栋梁” 的人，给姥姥上香，口中说着：“姥姥我回来了，九死一生，但没有死。”这也是后来电影《匹夫》里“高栋梁”的台词。

接着去河北涿州看地道的景。杨树鹏又有了接下来的故事：匪帮抓了“肉票”，逃到地下，结果被“肉

票”给骗了……“中国已经好久没有拍过地道战了。”

2010 年 12 月，正在杨树鹏和编剧们商量剧本的时候，姜文的《让子弹飞》公映。借着这股匪盗热潮，

以前看过和听说过“唐朝”的人，开始怀念“唐朝”。

有影院跟杨树鹏商量能否重新上映，但这时他已经没有兴趣了。

杨树鹏考虑的是新的剧本，怎么能把自己的风格用简明的方式告诉大家。他甚至不惜调整结构，增加旁白。“在中国，向市场全面投降一点都不可耻。相反，最正常不过，最现实不过。” 面对好莱坞

 

《匹夫》代表着一大群中国电影将要面对的困扰。好莱坞大片要进来、中国式大片碰到困境、港式大片碰到困境、新导演在崛起时需要唤起观众信任……有人说，你们该受到挫折教育了。

 

错不是我们犯的，我们却要为这些错误埋单。回到一个经济学命题，劣币驱除良币。你没办法的，惟一的方式是，我们要么就变成更劣的劣币，要么做出更有品质的内容。

 

寻求政策保护，或者说绑架、利用观众的某种情绪，我觉得都不可取。最重要的是，让观众看到我们的电影。有诚意，有品质，能够重新唤回他们的信任。

 

——杨树鹏

摇滚匪帮、年度人物

一群传奇土匪的面目渐渐清晰。“天真、质朴、热情、狡黠”，杨树鹏用这四个词形容他们——你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摇滚匪帮”。 “有的人枪打得好，有的人刀玩得好，像六七十年代那种老片里面的匪帮特工，各怀绝技。”杨树鹏所说的“个人风格”，是对人的兴趣，对在模糊状态下人做出选择的兴趣，“很文学性，更像小说”。

在正式确定《匹夫》这个片名前，还出现过《风归云》、《游击队》、《奇劫八千岁》、《战争回忆录》、《匹夫的战争》等多个片名。“讨论过好多次，没有一个像《匹夫》这样更能表达电影气质。” 其实还有一个片名没能通过审查：《年度人物》。

在杨树鹏的最初设想中，一个美国记者把这群土匪绑架日本亲王的故事写下来，登在一本杂志上。杂志选他们当“年度人物”，最后杂志封面慢慢变成一个老照片的效果。“所闻之事，皆成文章。”一行字升起，全片戛然而止。

结尾的那一幕最终没能实现。

现在的《匹夫》结尾中，土匪们带着日本亲王登船“去日本要钱”。杨树鹏原本还想让他们找日本天皇聊聊，最后喋血街头，不过并没在这个思路上继续下去。“小人物的悲剧性，其实也在于此：他们牺牲，或者寂寂无名地消失，影响不了历史进程。”

“抢银行是每个国家都有的桥段，不同的是带什么面具。”杨树鹏想起在美国看到满大街都是《城中大盗》那张戴着修女面具的劫匪头像海报，“非常醒目”。

《匹夫》拍摄中，“大当家”、也是电影出品人的黄晓明建议可以戴个好玩一点的面具。于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大头娃娃来了。

“每个人的脸都笑着，但他们正在经历着生死战斗。在一个挺严肃的调子里，混进一些不严肃，会让人产生某种错位感。”杨树鹏说，“你看见一个‘孙悟空’，往外打枪，猴跳猴跳的，不觉得挺好玩吗？”

“戴大头娃娃打劫，能看见吗？”“抄袭麻匪的面具！”看到《匹夫》里的土匪们头戴大头娃娃抢劫银行时，有这两类意见——观众还是习惯与看过的电影对比。

为了拍出这个“晴空下发生”的匪帮故事，杨树鹏和摄影曹郁达成高度统一，要用浓烈的表达方式：枪炮、美色与荷尔蒙，“又暴烈又古老，带有民国的气息”。

“流氓加小姐”

晴空之外，“摇滚匪帮”们大多生活在奇幻的地下。

一开始杨树鹏去看涿州的地道时，觉得搭得太实， “一定得做虚。”这个神秘巢穴，可能是世外桃源，也可能不堪一击。

“天下的地道都长一个样。”拍摄伊始，曹郁每天在地道里转圈圈，愁得不行。杨树鹏说，他们的对策是设置三种光：自然光源，包括从天井流泻下来的日光、月光、黄昏的天光；一种是吊灯，一种是手提灯，“很多人拿着晃来晃去”，影影绰绰，气氛马上来了。轮到日军打进地道，一些手电筒闪光和逆光扫过他们武装到牙齿的面孔，“那些面罩看上去又有蒸汽时代的科幻感”。

片中，这是一个超现实魔幻感的地道，发电机房、铁匠铺子、水晶吊灯、各类宠物……在这里，一个叫 “黑狗”的女人冷艳妖娆，杀人不眨眼；一个男人肌肉强健，却是个娘娘腔；一个匪徒很酷，说话结结巴巴。“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日常体验里的人”，出现在此又顺理成章。

客串娘娘腔的台湾音乐人包小柏对这样的封闭式环境并不陌生。他父亲是国民党军法处的法官，包小松、包小柏兄弟从小生长在台湾新竹的眷村里，天南海北的口音，形态各异的面孔。他穿着肚兜、拎着丝帕一头钻进《匹夫》的地下世界，如鱼得水。“戏拍完后，很久出不来”。

地道战怎么能玩出新花样？除了在涿州地道里运用长镜头、场面调度，杨树鹏又租了一个约 1000 平方米摄影棚，搭了个半圆形、三层结构的新景。演员在里面跑动，“一旦出发，就要拼命跑，跑到下一个点，等着来演。”三分钟的长镜头，一镜到底却又不失紧张感。

“在造型、故事、情境、环境的设计上都有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既符合现实，又扭曲它。”杨树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观影其实是一个相互建立信任的过程。”开场二十分钟，如果建立了这种信任，跟随镜头走入匪帮的世界，大开眼界。

杨树鹏是影迷出身，看过各种类型片，在他看来，不好的类型片不会给你带来阅读快感的：“你料定有三场大打和三场小打，分布在 95 分钟里；你料定好

人不死、坏人完蛋，你料定一切，你就等着这些发生。” 站在一个观众的立场上，尤其是看过大量国外影片的中国观众立场上，杨树鹏希望的类型片是：就像你碰到一个女孩子，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你们两个在调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杨德昌的夫人彭铠立后来也担任了《匹夫》的音乐制作。她看完初剪后用“流氓加小姐”来形容电影气质：“既有那种知书达理的、文雅的内在，又有狂野不羁、吊儿郎当的外在——我知道该怎样为它写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