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雪晴》

 《雪晴》

　　《雪晴》写的是寡妇巧秀娘追求合乎人性的自然的爱情，却招来了被沉潭的悲剧。小说描写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和野蛮，叹惋了湘西女子忠贞执着爱情。

　　巧秀娘未嫁时不畏权势拒绝了族长儿子的求婚，守寡后又怒斥了对她心存不轨的族长。当情人被打断双脚，自己被剥光衣服时，她仍“一声不响，任其所为，眼睛湿莹莹的从人丛中搜索那个冤家族祖”。这样一个刚烈、正直、忠贞的女子，最后被虚伪狠毒心怀鬼胎的祖长沉潭。

　　小说对封建专制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身为一族之长，又读过圣贤书，实有维持道德风化的责任，当然也并不讨厌那个青春康健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倒是‘肥水落入外人田’，这肉体被外人享受。”专制统治者和残酷野蛮的封建宗法制度的虚伪与丑恶由此可见一斑。

《长河》

《长河》是沈从文没有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湘西系列小说中具有全景意味的作品。意在表现当地“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所谓“常”，指湘西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依然沿袭着千百年一贯的简单落后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方式中孕育生成的生命常态。所谓“变”则是指这种固封自守的生命形态在外力冲击下面临分解的危机。

《长河》以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做背景，从较广阔的历史视角描述湘西人民的处境和命运。与《边城》相比，它少了一种“世外桃源”的视觉享受和心灵享受，而多了一种现实的苦痛感。

与以往小说不同，《长河》中的人物显然分出了善与恶。老水手满满继承了《边城》中老船夫的正直善良，但更多了真切的现实感：他害怕新生活，喜欢与夭夭开玩笑、打赌……他饱尝人生的艰辛，洞悉世情却又不脱孩子气。

少女夭夭和翠翠一样尚未沾染世俗尘埃，但由于时代历史的改变，夭夭面对的不再是翠翠那样的环境，而是抗战前种种复杂世事的变化，所以夭夭不再能像翠翠那样不问世事，而是能主动地反抗外来的压力，有自主把握命运的要求。面对保安队长的挑逗，夭夭并不怕，小说结尾，夭夭和三黑子还准备向保安队长一伙作斗争，这就使夭夭的形象更富于现实性，更真实可信。对保安队长、师爷这些小官吏的丑恶表现作者采取了幽默诙谐的笔法来中和小说那点沉痛的感慨。作家总是有意把夭夭和保安队长放在一起写，使真善美和假丑恶呈现出对比姿态，显得美更美，丑更丑。

《长河》是一部具有现代性的长篇，其现代性首先体现在，它向人们展呈了一个被现代文明污染侵害的湘西。小说中虽然没有《雪晴》中残酷的沉潭，没有《丈夫》送妻为娼的悲剧，但分明令人感到了一种悲痛：那是边地美好人性遭到“现代文明”侵蚀的悲哀，一个可寄托灵魂的精神家园被“现代文明”无形外力的压迫下，健康自然的生命形态扭曲变形了。

　　《长河》比其他作品更具现代性之处还在于：作家将这个故事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联系在一起，多了一点与政治的关联，而不像其他作品往往发生在一个没有时代、没有政治的“真空”当中。在《长河》中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

沈从文是从人性的视角对各个阶层人民的生命形式进行咀嚼、回味的，因而更注重表现他们身上特有的美。在沈从文笔下，无论是农民、水手、长工、船总、船夫还是婆婆或童养媳都是可亲可爱的人，即便是妓女，也有真诚可爱的一面。

　　沈从文这一文化立场，不是出自党派和政治的角度，而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立场，站在城乡文明整体对峙的角度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显露的全部丑陋处。显示出沈从文的创作与当时主流文学的距离，也显示出自身的特点，从而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