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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第三次高潮:40年代末学潮中的广场戏剧

来源: 2017-11-30 21:21

 第三次高潮:40年代末学潮中的广场戏剧

  1.广场活报剧热潮:从1946年的“反内战”大游行到1948年“反美扶日”大示威,全国性的学生运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学潮中产生了大量的活报剧。所谓“活报剧”,就是强调其时事新闻性,在活的新闻中揉进戏剧的技巧,给观众一个忠实的报道。如1948年清华剧艺社的独幕剧《控诉》,同年,军警枪杀东北流亡学生后,燕京大学燕剧社的《大江流日夜》,1947年南京学生“五一”大游行中编演的《“社会贤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活报剧。这样的广场戏剧,本身就是实际政治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现场鼓动性。这时政治的艺术,群众的、行动的艺术,同时也是充满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狂的艺术。

  2.职业剧作的广场化:如吴祖光的《捉鬼传》、 宋之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陈白尘的《升官图》等。

第二节  大后方和“孤岛”的“剧场戏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话剧运动本身也在发生战略重点的转移:大批活跃在战地的话剧工作者逐渐集中到重庆、成都、昆明与香港、上海等大中城市,话剧又开始成为都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政权想将抗敌演剧队纳入反共宣传,周恩来决定演剧队由主要从事战地广场演出转向以城市剧场演出为主。这样中国的话剧运动再一次发生向职业性、商业化的转变,广场戏剧又开始向剧场戏剧倾斜。

这个时期,大后方一孤岛上海的剧场戏剧出现了三股潮流,即:

(一)历史剧创作的繁荣;

(二)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

(三)讽刺喜剧创作的潮流。

一、历史剧创作的潮流

  1.抗战前后的历史剧:“30年代”后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曾出现过一个历史剧的热潮,有《赛金花》、《武则天》、《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等。

抗战初期,有《李秀成之死》、《正气歌》等。

  2.相持阶段历史剧的繁荣:多幕剧创作中的历史剧占总数的比例由1941年以前的14%上升到31%,先后出现了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桃花扇》、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等,这些著名的历史剧构成了现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的一座高峰。

二、相持阶段历史剧繁荣的原因

  1.“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民族关注的大问题,随之出现了“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形成了研究中国历史与哲学的热潮,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历史剧的繁荣正是这种思潮与热潮的反映。

  2.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剧作家失去了公开抨击时弊的自由,就采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借古喻今。

三、相持阶段历史剧的特点

强烈的现实的政治功利性。引起剧作家创作冲动的往往不是历史的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而是借历史的人来表现现实的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而且集中于政治意识,以及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那部分道德、情操。

四、相持阶段历史剧的总主题

即现实政治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五、该期历史剧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1.郭沫若:他的戏剧是整个40年代戏剧的一个亮点。他的历史剧在这个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浪漫主义史剧观:不重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重内在的历史精神的真实。郭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失事”,就是“史事尽可以出入的”;“求似”就是历史精神应尽可能真实与准确。

  (2)悲剧精神:郭认为战国时代是以仁义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人要求生存的权力,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须要更多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以那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时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悲剧精神。抗战时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战国时代”,许多革命者身上也都充满这种悲剧精神。

(3)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所以这一个时期,郭沫若创作了一批历史悲剧,如:《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等。剧中的悲剧主人公如姬、屈原、高渐离等都是真正的“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以仁义来打破旧束缚的历史要求,自觉地为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民族的独立,争取国家的统一,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但他们这种历史必然要求在实际上往往不可能实现,于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悲剧。

(4)郭沫若历史剧的表现特征:

大胆想象,对具体的史事运用极为灵活。

一方面,尽可能在大关节上不违背历史真实,但为了表现主题,又进行自由的虚构与改造;

另一方面,为追求历史与现实精神的真实表现,不惜改动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是浪漫史剧的突出特点。

  A.“无中生有”,如《屈原》中的婵娟、卫士,《棠棣之花》中的酒家女等;     

B.编造重要的历史情节,如《虎符》围绕如姬的一系列情节;       

  C.改动历史文化背景,如《棠》剧中剧中人说出了与现代人出入不大的口语,让聂嫈唱出了五言诗,游女唱

  D.有意曲解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屈原》中对张仪的曲解,《高渐离》中对秦始皇的过分毁蔑等。

(5)关于屈原形象:

有人说屈原的形象像哈姆雷特或李尔王,具有“莎士比亚风”。但郭认为,尽管两者在精神上给人以相似的感觉,但主题的性质与主人公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钱本的编者们认为,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剧本自觉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从而使屈原不仅不同于哈姆雷特与李尔王,而且不完全同于屈原自己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同时也使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耐人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

(6)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

  A.主观性与抒情性:郭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屈原就是他自己,《雷电颂》就是他的自我倾诉。郭的历史剧之所以比同期的历史剧更有艺术魅力,就是因为他在剧中大胆地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与个性。

B.具有浓郁的诗意,是戏剧的诗。五四时期一部分话剧尚保持浓郁的诗意,30年代,抒情性大减。抗战时期曹禺与郭沫若将诗、剧融合的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具有与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诗。郭剧中诗歌舞场面的插入,(《屈原》以《橘颂》贯穿,第二幕中的《九歌》,第三幕的《招魂》等)内在强烈的抒情性。戏剧与诗的和谐统一。

2.阳翰笙:他的政治意识比郭沫若还要强烈,他写历史剧是为了以这种形式给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现实以回击,是一种斗争形式。该期他创作的历史剧有:《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他的历史剧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人物的设置、性格的刻画,还是情节的安排,都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如《天国春秋》最后洪宣娇的内疚和忏悔,就是为教育当时的某些人。

 3.欧阳予倩:这个时期有:《忠王李秀成》、《桃花扇》。他的历史剧着重历史人物精神力量的开掘及对于观众精神的感化,《忠王李秀成》旨在说明 革命者应有殉教的精神。

 4.杨村彬:不重现实政治,而重历史人物各自的复杂性格及他们之间的思想、情感、心理的交流与撞击。如《清宫外史》。

 5.阿英、姚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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