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列宁明确提出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并且注意同曲解、否定党性原则的现象作斗争。1927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
    党性原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根本原则。1942年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毛泽东在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同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把党性列为党报必须具备的四项品质之首。社论说，改版的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为此，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提出：“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立场坚定，导向正确，在打击敌人，鼓舞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解放日报》改版到新中国成立前重视新闻理论建设，以及广大新闻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增强党性，克服闹独立性的倾向，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有很大关系。
    3、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党性原则，防止人民性的冲击
    1979年春天，我国各条战线根据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规划未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及会后，新闻界一位负责同志提出了“党报的党件和人民性的问题”。他认为，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新闻工作光讲党性难免跟着党再犯错误，要用人民性衡量、补充、制约党性。为了防止党犯大错误，要把中央党报办成充分体现人民性的监督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还说什么：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或说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等等。这些论点扩展开去，引起了对党性原则的曲解和怀疑，从而影响到新闻工作，损坏了新闻工作同党的关系。新闻界内外许多人不同意上述论点，从而引起长期的激烈争论。
    ①中共中央决定指出：“决不能把党性要求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着重谈到党性问题。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增强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纪律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才能达到这种标准，否则是不可能的。决不能把党性要求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②邓小平坚持党性原则，批评“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重申党对新闻宣传的一贯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以利坚持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批评“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③胡乔木认为，党性有明确的含义，人民性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胡乔木1982年3月11日，给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首先表示“能够理解，你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党报办得更好”。然后着重指出：“但是你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作为全文的基本命题，而又未对人民和人民性两词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只在个别地方提到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文中虽一面说党性和人民性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在论述中又认为当党报出现某些错误倾向的时候，是由于过于强调党性，或是相反。诸如此类的一些缺陷，使全文缺乏逻辑上和理论上的一贯性。这样，这篇文章的主要骨干就难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站住脚。”
    胡乔木在信中对古今中外使用“人民性”一词的众多情况，进行历史的阶级的考察。认为，“但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人把‘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总之，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作认真深入的研究。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用这个提法。”
    无论是严肃的批评，还是耐心的规劝，党性、人民性问题的积极倡导者，一概听不进去。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传播，见诸行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
    1988年9月15日，首都某报“学者答问录” 中载文提出：“新闻的党性即新闻工作者的党派意识，在不存在反对党派的和平建设时期，强调它弊多利少，把它纳入新闻学的核心内容更是不妥。”他还认为，我国的新闻学“处在前科学状态”，“这是因为新闻学基础本身还是那些已经陈旧的内容。”这位学者不在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把党性原则，以及以党性原则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上给否定了。1989年5月1日，上海某报刊文提出，新闻工作的陈旧理论，所谓“喉舌论”“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因而也就是人民的喉舌。这是本末倒置！……对于党报来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人民性都是第一性的，党性是第二性的。党报首先是人民的喉舌，因而它才是党的喉舌。反之，则不能成立。”文章还宣扬“‘民办’报纸在改革中有着客观公正、勇于讲真话的特点”，并且认为“他们代表了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这篇文章把抬高人民性、贬低党性，同提出“民办”报纸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
    1989年五六月间，党性人民性问题的倡导者发表文章，竭力主张要有反对中央重大决策的新闻自由，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新闻自由。这同他抬高人民性、贬低党性，要把党报办成以监督为性质和第一功能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以他为代表的错误论点，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中，新闻界一些重要单位和部分同志，犯方向性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据和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