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媒介形式决定论

1、媒介形式决定论

当代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学者林文刚根据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种偏重不同的理论概括，硬决定论；软决定论（以纽约学派的保罗·利文森和乔亚舒·梅洛维茨为代表）；技术/文化共生论（以林文刚本身为代表）。他认为这3种偏重不同的理论概括构成一个连续体：处于两极的是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处于中间的是技术/文化共生论。[1]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视角仅仅是概念上的辅助手段……，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它们并非僵死的、条块分割、黑白分明的范畴。至于如何让恰当或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命题或“决定性”的解释性视角，那还要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及问题处在什么样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2]

由于以上分类中的处于连续体中央的技术/文化共生论还未发展成熟，还未及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的影响范围，因为在下文中将只对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两种理论典型的研究视角来阐述媒介形式论的研究脉络。

（1）媒介硬决定论：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

媒介硬决定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决定论，它所主张的观点是：技术是必然的，它是社会变革的首要决定性因素，或者更加广义地说，技术是必然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3]我们可以把技术决定论看作验证技术或技术进步的途径，看作社会变革的中心原由。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舍尔认为技术决定论最显著的模式具有撞球游戏的特点，在将技术引入社会后，将像打了一杆球，这一外力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这一角度来看看，技术可以导致事件的发生，尽管经常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步骤。在硬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中，人们完全看不到人类自身的行为，它认为媒介技术会导致一定的结果，而人们使用技术的程度不如技术操纵人的程度高，社会的变革是因为技术的进展而非人类的能动性。[4]这种观点最知名的代表人物要数麦克卢汉，而他关于媒介的众多思想是建立在其导师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 研究基础上的。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均认为媒介是文明的精髓，都认为历史是由各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媒介引导前进的，也就是认为技术（其中包含着传播媒介）是必然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也就是传播媒介对历史的变革和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因此也被划分为硬决定论的代表。

英尼斯不太关心传播内容的问题，他比较关心传播的形式可能会对传播的内容产生影响。在英尼斯看来，任何历史时期的热点问题都是其所使用的占优势地位的媒介倾向所导致的。换句话来说，某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件及事件的重要性的是由媒介决定的。他在其著作《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中分析了不同的媒介对社会组织及文化产生的影响，硬性媒介，例如羊皮纸，粘土板及石板是永恒的，因此具有世代传递属性。由于它们便于把信息一代代传下去，此类媒介具有传统型。相反，如纸张等，具有地域传递属性的媒介，轻便且易于运输，因此便于把信息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传送、促进帝国的建立、大型行政机构及军队的发展。言语作为一种媒介，因此它一次发出一个声音信号，孤立人们按时间顺序组织自己的经验。言语同时也需要知识和传统，因此它也是对社会和关系的一种支持；而书面媒介的组织与空间有关，则产生另外一种文化，书面文字的这种地域传递属性引起了政治当局的兴趣和帝国的扩张。[5]由于媒介形式论观点认为，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定的偏向，而英尼斯的这种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论述媒介技术对社会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也称之为是时空偏向论。

麦克卢汉借讨论媒介结构发展了英尼斯的思想，不过两者的思想也有明显的差异。詹姆斯·凯利曾指出了这种差异：英尼斯认为传播技术主要影响社会组织和文化，而麦克卢汉则认为传播技术主要影响感知系统的组织和人的思想。[6]麦克卢汉的最基础的假设是人们通过某种适当的平衡或感觉比来适应外界，因此，与英尼斯的时空偏向论相比，麦克卢汉的观点则可归结为感知偏向论。

在麦克卢汉看来，使人们生活发生真正改变的是那个时代的主导媒介，而不是其内容。如果我们真的对媒介的影响感兴趣，就不应该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媒介五花八门的内容，而是应该集中于新媒介是如何打乱传统并重塑社会生活的。他认为，媒介的形式影响如此之广，涉及个人、政治、经济、美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及社会，无人能避免与之接触，或免受其影响和改造。

麦克卢汉还用涣散看门狗的肉来形容媒介的内容，而正是媒介的内容使人们忽视了媒介的形式：

我的处境与巴斯德的处境十分相似。他告诉医生们说：医生的敌人是完全看不见的，而且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敌人。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状态。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块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者一场歌剧。电影这个形式与它的节目内容没有关系。文字或印刷的“内容是语言，但是读者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刷这个媒介形式，也没有意识到语言这个媒介。[7]

社会学家让·鲍利里亚（在特定的圈子内，鲍利里亚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他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8]）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

粗略地说来，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是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谈得更远一点，在电视和当代大众传播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9]

麦克卢汉还谈到，媒介形式对其使用者的巨大影响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人们身处其中习以为常，因此被媒介形式所影响却无所察觉，他讲到：

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为此目的，唯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懂得以下事实：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被施放出来一样。[10]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传播媒介形式本身影响了社会及人类，在他们的观点中人的能动性因素则被忽略了，因此被众多研究者定义为硬决定论者或技术决定论者，但这也许是误读，国内外对于麦克卢汉的思想是否为技术决定论研究众多，例如媒介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保罗·利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观点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在早期他倾向于认为麦克卢汉的观点是硬决定论，但后来他则逐渐改变认识，也将麦克卢汉划入了软决定论的阵营中[11]。我国国内著名的传播学研究学者何道宽和蒋宁平也曾经为将麦克卢汉的思想归类为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做法进行平反[12]），因此也招致了不少的批评，认为“这一理论过于简化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13]，对于其是否为硬决定论的观点还需进一步讨论，但如果相对于下面两位即将介绍学者的观点来说，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还是偏向硬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