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社会学研究视角的缺乏

社会学研究视角的缺乏

事实上，传播学的学科中的众多理论都与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理论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如早期社会学中关于对大众社会的理论便为传媒的强力效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有限效果传播阶段偏重实证和微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抛弃了社会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抛弃了社会学本身所具备的批判的精神和更为宏观的视角，尤其是在国内的传媒影响的实证性的研究中，社会学理论并非是融入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社会学的视角并没有很好地运用于传媒的研究之中，过多地关注与实证研究，使得陷入了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上的精巧，实证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受众本身，这种研究在积极为行政与市场的权利机制提供合理化阐释中而陷入了统计技术的泥淖，研究旨趣与社会脉络脱节，缺少了社会批判与弱势关怀。[1]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等提出的媒介场域（media field）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引领了媒介社会学的典范研究。这大大有别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on orientation）研究和扩大从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传媒的本土化研究也应该由更广阔的，交织着国家、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区域、公民、性等存在范畴的权利等级关系的分析的研究路径来建构中国媒介制度、媒介产业与媒介技术领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传媒影响力必须时刻保持一种大局的意识。[2]

4、影响力指标体系建构的缺憾

传媒的影响力，从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传媒的影响力的研究重点在于影响上，例如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而“力”的研究则是十分缺乏，虽然国内近些年来有关于传媒影响力的指标进行量化，在目前的已有的传媒影响力的指标的建构来看还是存在着一些缺憾。首先，对于媒体影响力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无定论，也未能发现深入探究影响力评估的相关文献，各种学者侧重于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出发建立指标体系。其次、已有的收视率和发行量只能量化评估传媒影响力的第一阶段“认知”，而对“满意”和“忠诚”的评估却无能为力，完整的媒体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形成。再次，部分的指标体系指提出了一级指标或二级指标，没有进一步进行细化，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测量和细化，且有部分指标虽然进行细化，但是细化的指标能够代表上一级指标也需要商榷。

5、量化研究被弱化

由于上述的第四点，完成的媒体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还尚未形成共识，没有统一可借鉴的指标体系，而结合这些量化的指标对某一传播媒体进行实证研究的则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了量化的研究被弱化，也就是传媒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没有通过实证的研究加以检验得出结论。在已有的针对某个特定媒体的影响力的研究中，如对《浙江卫视》、《申报》、《东方卫视》等特定媒体的研究中，要么针对是站在有感而发的初级角度提出对策性的研究，缺乏实证的定量研究的眼光，要么是运用已有的较为陈旧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二手的分析研究，缺乏一手的新鲜资料，使得传媒影响力的量化研究十分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