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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来源: 2017-06-03 15:47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1——命令是这样传递的
据说,美军1910年的一次部队的命令传递是这样的:
营长对值班军官:明晚大约8点左右,哈雷慧星将可能在这个地区被看到,这种彗星每隔76年才能看见一次。命令所有士兵着野战服在操场上集合,我将向他们解释这一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就在礼堂集合,我为他们放一部有关彗星的影片。
值班军官对连长: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8点哈雷慧星将在操场上空出现。如果下雨,就让士兵穿着野战服列队前往礼堂,这一罕见的现象76年才在那里出现。
连长对排长: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8点,非凡的哈雷慧星将身穿野战服在礼堂中出现。如果操场上下雨,营长将下达另一个命令,这种命令每隔76年才会出现一次。
排长对班长:明晚8点,营长将带着哈雷慧星在礼堂中出现,这是每隔76年才有的事。如果下雨,营长将命令彗星穿上野战服到操场上去。
班长对士兵:在明晚8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76岁哈雷将军将身着野战服,开着他那“彗星”牌汽车,经过操场前往礼堂。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2——皇帝吐白兔
有个民间故事说,一天,某皇帝外出狩猎,他在车马劳累之中呛了一口风,咳嗽了一阵子,吐了一口痰。恰巧,这口痰就吐在一块烂麻布片上,随从侍卫一看慌了神。哎哟,不好了,皇帝老爷痰里带了一根毛!随猎的大官们回到府邸,郑重地对家人说,皇上今日欠安,吐了一团毛。紧跟着,家人们又向四邻传播这个不幸的消息,说皇上吐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没隔多久,消息就在京城传开了,不过这时,人们传说的又不是“毛茸茸的东西”,而是说皇帝今日吐出一只会跑的白兔。
认识离不开建构——关公与周仓
比如,元曲《关大王单刀赴会》里,面对滔滔江水,夕阳西下的壮观景象,周仓说:“好一派大水。”关公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同样一条长江,在关公和周仓看来却如此不同,原因在于:两人文化素养不同。关公是儒将,熟读《春秋》,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周仓原本是落草为寇的山寨强人,所以只能说些粗话。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最终标准——西红柿
西红柿的故乡在南美洲茂密的森林里。它那圆圆的形状,青里透红的色泽,十分喜人。但当地人却一直怀疑它有毒,既不敢碰它,更不敢吃,还给它起了一个吓人的名字叫做“狼桃”。到了16世纪,英国人俄罗达拉里公爵在旅行期间发现了它,并带了几株回到英国,种在皇家花园里。但只是供皇室贵族观赏。直到18世纪,法国有一位画家抱着献身精神,决心要对它尝试一下。据记载,他在吃西红柿之前穿好了入殓的衣服,吃完以后就躺在床上等着上帝的“召见”。结果,这位画家不但没有死去,而且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就这样,人们才发现发现西红柿原来是可以吃的。由此可见,西红柿是毒药还是美味,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海王星的发现
自从1781年天王星被发现后,人们注意到它的位置总是和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来的不相符合。于是有人怀疑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但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受另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所吸引的结果。当时虽有不少人相信后一种假设,但都缺乏勇气去寻找这颗未知的行星,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工作。只有一位年方23岁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亚当斯敢于承担这项任务。他利用引力定律和对天王星的观察资料,反过来推算这颗未知行星的轨道。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在1843年10月21日把计算结果寄给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艾利,可惜艾利的保守思想非常严重,他不相信“小人物”的工作,把它扔到一边,置之不理,两年以后,幸亏法国也有一位青年勒维烈从事这项工作,1846年9月18日,他把结果告诉柏林天文台助理员加勒,23日晚,加勒果然在勒维烈预言位置上发现了海王星。海王星的发现,充分证明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下。
感性认识的局限——宰相的要求
这个故事来源于印度。传说印度舍罕王朝的国王打算重赏象棋的发明人、宰相西萨·班·达依尔。国王问他有何要求,这位聪明的大臣胃口看来并不大,他拿着一张棋盘,跪在国王面前说:“陛下,请您在这张棋盘的第一个小格内,赏给我一粒麦子,在第二个小格内给两粒,第三格内给四粒,照这样下去,每一个小格内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陛下啊,把这样摆满棋盘上所有64格的麦粒,都赏给您的仆人罢。”国王一听,认为这区区奖赏,微不足道。于是,满口答应道:“爱卿,你所求的并不多啊,你当然会如愿以偿。”说着,他令人把一袋麦子拿到宝座前。
    然而结果怎样呢?按照第一格内放一粒,第二格内放二粒,第三格内放四粒,……还没有放到二十格,一袋麦子就已经完了。一袋又一袋的麦子被扛到国王面前来。但是,麦粒数一格接一格地增长得那样迅速,很快就可以看出,如果要放到第六十四格,即使拿来全印度的粮食,国王也兑现不了他对西萨·班·达依尔许下的诺言了,因为按照宰相的要求,需要有18,446,744,073,709,551,615颗麦粒。(即1+2+22十23十24……十263)。每500,000颗为1蒲式尔(1蒲式尔约为35.2升),由此看来,国王得给西萨·班·达依尔四万亿蒲式尔才行。这位宰相所要求的竟是全世界在两千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小麦!
    这么一来,国王竟然欠了宰相好大一笔债。国王为什么会吃这样的亏呢?因为他的感性认识没法告诉他摆满棋盘究竟需要多少麦粒,即使比他经验丰富,知识广博的现代人,也不能一下子直接觉察到这个数量,只有借助于数的概念,通过抽象的数字运算,才能把握到。由此可见,感性认识是有局限的。
认识过程的反复性1——地球的形状
例如,关于地球的形状,古代有人认为天是圆的,地球是方的(即所谓“天圆地方”说)。16世纪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人们才普遍地认识到地球是圆形的。但是,地球是怎样的圆形,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实践回答不了这个问题。150年之后,牛顿认为地球是扁椭圆形的,但也有人认为地球是长椭圆形的,好像直立的鸡蛋。到了18世纪,巴黎科学院派出测量队对地球进行了测量,才证实地球是扁椭圆形的。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有了人造卫星和电子计算机,对地球测量的精确度大大提高,对地球扁椭圆形形状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确。
认识过程的反复性2——光的本质
例如,对光的本质的认识,就经历了不断的再认识过程。17世纪,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有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和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后来,“微粒说”派利用牛顿的权威并采取以势压人的办法,把“波动说”派压了下去。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通过光的干涉实验,又重新提出了光的“波动说”。他的实验重新引起了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的论战。“微粒说”的拥护者法国人马吕斯用光的偏振实验来证明光不是纵波;光的“波动说”的拥护者用横波的理论代替了纵波的假说,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特别是斐索和付科的实验,为“波动说”战胜“微粒说”取得稳固的地位,提供了基本的证据。他们比较精确地测定了光在各种不同媒质中的速度,表明光在水中比空气中走得慢,而且其比值等于水和空气的折射率之比,这个实验结果同“波动说”的预言一致,同“微粒说”的预言矛盾。后来,麦克斯韦又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更使“波动说”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此,“波动说”冲垮了牛顿的权威,似乎获得了全胜。但是,1887年,光电感应的实验使“波动说”遇到了困难,它不能对实验做出圆满的解释。于是新的“粒子说”又抬头了。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的“量子说”,指出光具有波动性,光电效应,X光射线实验等,表明光具有粒子性。实践证明,光量子理论以及稍后建立的量子电动力学,把早先对光的两种学说在更高一级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比较好地揭示了光的本质。从人们对光的本质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任何真理性认识的取得,都必须经过一个不断的认识和再认识过程。
真理1——真理的客观性
   1824年,一个22岁的挪威大学生阿贝尔,在世界上第一次作出了“五次方程代数解决不可能存在”的数学证明,解决了世界上几百年间悬而未决的数学难题之一。然而,当时被成为数学之王的高斯却不承认,他惊呼:“太可怕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柯西,对阿贝尔的长篇论文,也采取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还有一位科学权威勤浪德,也表示了暧昧的审查意见。这样一来,阿贝尔的处境十分艰难,饥寒交迫,百病缠身,27岁就离开了人世。他死后12年,由于数学家兼物理学家雅可比的坚持,才公布了阿贝尔的出色的数学论文,阿贝尔的数学成果,包括椭圆函数论中的著名阿贝尔定理,才被世人所知。虽然,阿贝尔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科学成果并没有被埋没,最后终于世界数学界所公认。这是因为阿贝尔的证明不是随心所欲“创造的”,而是正确反映了数学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所以,它迟早要显示出它的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埋没得了。
实践和认识——解读当今“斯芬克司”(Sphinx)之谜——人类基因组计划
200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正式启动。
    1991年,美国建立第一批基因组研究中心。
    1998年,中国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1999年,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l%的测序任务,成为参与这一计划的惟一的发展中国家。
    2000年6月26日,中、美、日、德、法、英等六国科学家宣布首次绘成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
2001年8月26日,人类基因组“中国卷”的绘制工作宣告完成。
……
    2003年4月14、15日,中、美、日、德、法、英等六国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绘制成功,人类基目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全部实现。
    “这是生命科学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与其说这是一个句号,毋宁说它是一个逗号。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的完成,只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小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一位中国专家如是说。在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的绘制成功的基础上,科学家们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寻找不同人群之间的基因差异,另一方面是要破译不同基因的功能,以取得更多的数据,为人类战胜疾病、提高生命质量提供更多的参考。
    问题与思考:
    (1)以上材料是否表明:人类对某一客观事物认识的一定阶段的成功,是下一阶段新的认识的开始?因此,人类不可能获得对客观事物最终的、全面的认识?
    (2)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除了表明“科学无国界”的道理以外,还蕴涵着哪些意义?
(3)您是否认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千百年来破译“斯芬克司”(Sphinx)之谜的延续?在科研选题方面,人类对人自身的研究更为执著和迫切,这是否反映了科学研究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非理性因素与理性认识——关注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实验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发明炸药的科学家诺贝尔为了解决硝化甘油的运输安全问题,曾设想最好用一种其他物质将硝化甘油吸收进去。于是,他就先后用纸、木粉、砖粉、煤、干土、石膏粉、木炭粉等做实验,但结果都不理想。他昼思夜想,却茫无良策。有一次,他突然看到硝化甘油从容器里一滴一滴地掉在含有硅藻土的地上,随即凝结起来。——这个意外的收获触发了诺贝尔的灵感:“如果将易爆炸而运输有困难的硝化甘油注入硅藻土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他立刻用笔把这个思想的闪光记录下来。以后,诺贝尔从这个思路出发,不仅解决了硝化甘油的运输问题,而且又研制出了一种安全、爆炸力更强的新型炸药。
    .德国著名的化学家凯库勒曾长期探讨苯分子的化学结构。他曾经先后设想出几十种可能的排法,但都被否定了。有一天,他睡觉刚醒,朦朦胧胧之中他仿佛看到原子在眼前晃动,长长的队伍变化多姿,一个个在扭动着、回转着,像蛇一样,咬住自己尾巴,轻盈地旋转着。他马上联想起苯分子中的6个碳原子可能也像蛇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排列,最后首尾连接成环状。经过进一步的证明,他确定了苯(c。H6)的6边形环状结构式。
    .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为了说明磁的变化生电的情况,想像并提出了一个磁场的新模型。这个模型不但说明了磁的变化会产生电流,而且也预言了电流的变化会产生磁场。后来,他把这些观点加以完善和发展,又从理论上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此后,他又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即电磁场基本方程)。他依靠创造性的想像力,把奥斯特和罗兰实验中围绕电流及变化的电场周围的磁场的闭合磁力线缩成一个点,把法拉第实验中围绕变化的磁场周围的电场的闭合电力线缩成■个点。这样,就可以得出把空间任何一个点以及任何时刻的磁场和电场的变化连接起来的定律。
问题与思考:  
(1)您是否认为科学研究的成功,并不是非得在实验室里获得?
    (2)以上的材料所提及的灵感、联想、想像等非理性因素,是如何转化为科学家的重大科学发明的?
(3)您是否在课余时间留意科学家们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事例,能否例举一些非理性因素在推进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和科学研究的事例?并就此与同学们交流和讨论?
实践和认识的相互作用、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人的主体性的表现
陈胜云:《网络社会的主体性危机》,《现代哲学》2001年第一期
观点1:人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在现实的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们越是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就越发觉自己对物的依赖。①
    观点2:网络主体具有虚拟性、想象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它对传统主体观念的单一性、确定性、僵硬性提出了挑战。②
    观点3:网络时代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生存状态,以交互性、虚拟性、学习性为标志的运作模式,以多边性、全时性、共享性为标志的机制特质,使人类实践的主体、客体和手段及结果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并为人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③
    观点4: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空间浓缩,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的隐匿等特点,它在使现实主体性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却又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主体性畸变、主体批判性缺失、网络背景中的主体性控制和奴役。④
    思考与讨论:
    (1)观点1分析了在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您认为该如何理解在现实社会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该如何理解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何关系?
    (2)观点2、3和4分别分析了在虚拟社会中虚拟生存对人类主体性发展的不同影响。您认为虚拟生存对人类主体性发展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人类应该如何消除其不利影响,而又促进其积极有利的影响?
    (3)为什么某些人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不同的社会中?
(4)虚拟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何影响?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的《冬夜书示自律》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荀子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知行始终不相离,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
-----王夫之
感性与理性:“悟性不能直观,感觉不能思维。唯有二者联系,始能发生知识。”
-----康德
真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轼的《琴诗》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可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泽东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的认识论范畴,从春秋战国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先哲们留下了丰富的认识论的思想内容,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先哲关于知行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老子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主张与世隔绝,闭目塞听,以道观物。孔子为二元论,一方面认为“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知识是由“好古敏以求之”而得来,主张“多闻”、“多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老实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固执、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在认识论上,则提出了判断是非真伪的三条标准,即“三表仪法”。第一条判断是非真伪要依据前人的历史经验,“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判断是非真伪要依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经验,“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判断是非真伪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形成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庄子在认识论上提倡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他说事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齐万物而为一”,一切以主观认识为转移。荀子主张世界是可知的,知行统一“行”是基础。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知之不若行,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意为行重于知,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基础,他说“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人要得到某种知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所以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北宋哲学家王安石在认识论上, 强调视和听的作用, 他说:“明则善视, 故作哲, 聪则善听, 故作谋。”“可祝而知, 可听而思, 自然之义也。”南宋著名的唯心主义者朱熹提出:“心包万里, 万理俱于一心, 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 不能尽得心。”认为行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以知为本”把知和行统一到精神的“理”和“心”上。明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先验主义认为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 他说:“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把知和行看作一件事,完全抹杀了行的客观意义。明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延相提出:“博于处而尤贵精于内,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的认识论, 肯定认识 “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己”。强调“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反对离开见闻思虑的“德行之知”。他批评程朱理学是“泛然讲说以求知。”陆王心学是“务为虚静以养心”, “皆不于实践处用功, 人事上体验。”他们的错误是:“空寂寡头, 门径偏颇, 非禅定则支离。”明清之际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提出:“因所以发能”和“能必副其所”的朴素反映论, 认为根据客观对象才得以发生主体的认识, 主体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王夫之阐发了“由行而行则知”和“由知而知则行”的知行统一观, 认为“行可兼知, 行高于知”。清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戴震提出了人的思维活动是以物质的形体“血气”为基础的,“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有血气,则有心知, 有心知,则学以进神明, 一本然也。”在他看来, 人的感觉是外物的作用所引起的物质世界,是人的感觉的来源,“耳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
    近代康有为在认识论上把灵魂和体魄看作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本体,“盖魂灵精气与魄质形体合会而后成人”。强调:“心有知者也,体无知者也,物无知而人有知,故人贵于物,知人贵于物,则知心贵于体矣”。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认识论上,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认为人类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不知亦能行”,“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
    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中国先哲们提出的知行观,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也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见解,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儒效》知行观
王夫之认为“由行而行则知”和“由知而知则行”的知行统一观, 认为“行可兼知, 行高于知”
   知难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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