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中国医学发展概况|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
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包含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医学史，是为了更
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医药学。对于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的了解，
不仅为了提高对中国医药学在历史上贡献的认识，而且亦有利于系统学习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医药学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各个历史时期
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科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
物主义观点，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
一、医药的起源（远古～公元前21世纪）
从中国猿人的出现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170万年以前～公元前21世纪），这一
历史时期称为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凭借简陋的石器和原始群团的活动，
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生活着，逐步积累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
原始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不断地同自然界、疾病作斗争，逐步积累了一些简单的卫生经
验。火的发现以及人工取火的掌握，不仅可以御寒防兽，而且开始由生食变为熟食，大大缩短了消化食
物的过程，减少了胃肠疾病，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
原始人在劳动生活中，用以保护自身的一些简单措施，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卫生保健方法。原始人使
用火以后，在取暖、煮食和用篝火防兽时，有时皮肤被烧伤、烫伤，有时身体某一部分被烘烤或接触到
烧热的石块，身体某些病痛得到了一些减轻和缓解。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步产生了原始的热熨法，
以后才又发展为“灸法”；他们被尖石、荆棘碰撞刺伤而出血，出血之后一些疼痛缓解，一些疾病反而
痊愈，这样就产生了针刺法。
原始社会人兽杂居，部落间又常发生纠纷，在搏斗及劳动中常出现外伤，这时就以泥土、野草和树
叶等敷裹伤口，以缓解疼痛和止血，久而久之逐渐发现了一些适合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这就是外治法
的起源。
原始人在原始生活中，采集野果、种籽，挖取植物根茎时，由于饥不择食，常常误食某些有毒植物，
以致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有时也会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腹泻减轻或消除，这
样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渐认识了一些动植物的治疗和保健作用，并有意识地对其加
以利用，因而就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
二、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我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
（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及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共约2000多年。
（－）医药的初步发展
西周时期，人们通过长期观察，进一步了解到季节变化的一般规律跟人体健康、疾病有着密切关系。
如《周礼》就有：“春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之说。在长期与
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有关药物使用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山海经》记载了100多种植物药、动物药
和矿物药的同时，在药物的使用方面也提出了多种方法。
酒的发明与酿酒业的兴起，推动了医药的向前发展。酒具有通经活血的作用，古人就用酒来治病，
并逐步用药物与酒制成药酒来治疗疾病。
汤液的发明，取决于当时药物品种的增多和对疾病认识的加深。选择多种药物配成复方，应用于临
床，使生药转向熟药，单味药转向多味药，这样不仅服药方便，容易发挥药效，而且还能减少药物的副
作用，这是医药史上一个很大进步。
（二）对疾病和卫生保健认识
根据记载，人们在这一时期对疾病，以及对自然环境与人体发病关系，已有一定认识。在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中，已有二十余种疾病记载，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等，可见当时人
们已能按照人体不同部位来区分不同疾病。西周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如对热病、昏迷、
浮肿、顺产、逆产、不孕等也都有较深了解。当时人们也观察到天象、节气、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
已知自然环境与人们有密切的关系，认识到四时气候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多发病；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
而引起疾病流行，并知道了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对致病原因，人们已有较明确认识，否定了长期以
来“鬼神致病”的迷信。夏商时期，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知道为了增强体魄，保护身体，减
少疾病，必须注意卫生。在环境卫生方面，当时知道利用地下水，挖掘水井与地下排水管道，以供饮水
和排除积水之用。周代已知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到春时除去井中积垢淤泥换以新水，除虫灭鼠，逐瘛
狗以防狂犬病等。这些积极的卫生保健措施，距今2500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随着医药卫生的发展，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民间开始出现了专职医生并建立了早期的医事管理制度。
据史籍记载，秦国已有医和、医缓等著名专职医生。周代宫廷医学已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
科。并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
三、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公元前476年～公元1840年）
战国时期，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以后，经历了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金、元、明、清（共2000多年），到封建社会没落，中医各科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涌现了大批著
名医家和著作。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由形成到发展，在世界医学史上，构成了独特的医药学。
（－）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时期～三国时期）
从战国初年，经历秦、汉到三国分裂结束，建立西晋这740年间（公元前476年～公元265年），中国
医学理论体系开始确立并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和丰富经验的医家，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
价值的医学著作，所有这些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殷周时期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学说被运用到医学上，逐步成为中国医药
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就出自这一时期，目前仍认为是中国医药学最早，理论较全面的一部分医
学经典，中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就由此而基本确立。《黄帝内经》理论较系统，分为《素问》、《灵枢》
两部分，共18卷，162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脏腑、经络、病因、诊法、治则。针灸、用药等方面，进
行了广泛的理论上的阐述。它以阴阳五行学说作指导，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脏腑的生理、病理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内经》对后世医学和国外医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在国内被历代医家所重视，至今仍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并引起世界许多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重视。
临床医学在《内经》医学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的原则逐步形成，到东汉时期已基本确定。东汉张
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无数医家和劳动群众同
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地结
合起来。
《伤寒论》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从整个外感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根据病邪侵袭经络、脏
腑的盛衰程度，病人正气的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寻找“伤寒”的发生、发展及其辨证论治的规律。它
将经络所属脏腑作为辨证的理论依据，以四诊察病情，按六经分证论治伤寒，为后世的八纲辨证和八法
治疗打下基础，从而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
《金匮要略》是对杂病的辨证，以脏腑病机的理论进行分类的，其辨证的精神与《伤寒论》一致，
只是不以六经分类，而以病证分篇。分类简明，辨证切要，对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
在病因方面，它是最早提出三因致病说，为中医的病因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在诊断治疗上也总结了不
少的宝贵经验。
《伤寒杂病论》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汗、下、吐、和、消、温、补、消（利）八法。
此书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辩证施治法则，并具体指导临床实践，为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药物学方面，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虽不是本草专书，但用药已
达243种。《神农本草经》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专书，共载药物365种，根据药物效能
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创立了中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概括地记述了君、臣、佐、
使；七情和四气五味的药物学理论，总结了汉代以前劳动人民积累的药物学知识，为后世药物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总之，《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著作。这三部经典著作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不论在基础医学、药物学，还是临床医学均已基
本确立。
（二）中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西晋～元代）
自西晋历隋、唐、五代、两宋及元这 1000多年间（公元 265年～公元 1368年），中国医学理论和
医疗实践，有着显著发展，不仅出现了专科医家和专科著作，而且还出现了各类学派的争鸣，医学教育
事业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本时期成为中国医学全面发展时期。
1．医学文献的整理
宋代以前，由于印刷术未发明，科学文化资料多为手抄本，辗转传抄，遗误难免。至唐宋时期，印
刷术的改进和发展，把我国科学文化技术推向新的发展时期。对不少传抄的古医籍，进行整理和刊行成
为可能，医家们尤其注重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难经》的整理和注解。在这一历史时
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隋代杨上善编纂和注释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内经》注本。经杨氏分类研究注释，较原书更有纲目，并增强了系统性。
唐代王冰对《内经》评价较高，潜心研究，博采了当时许多传本，经反复核对，发现当时传世的
《素向》，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掩，袭以成弊，深恐贻误后
学，因此决心把《黄帝内经·素问》重新编次和注释。他删去重篇，合并调整内容相关篇目，经他整理
后，眉目更加清晰，大大方便了后学者。并在注释上深入浅出，对中医理论有所发挥，还吸取各医家见
解，补充了当时《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增加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所以王冰是注释《素问》影响
较大的医家。
《伤寒杂病论》到晋代已有散乱，晋代王叔和将已散乱的《伤寒杂病论》加以汇集、整理、补充、
编次，名为《金匮玉函经》，使得该书得以保存。到隋唐此书又有散乱，而唐代孙思貌在《于金要方》、
《千金翼方》书中对《伤寒论》的内容有所收集。到了宋代以后，对《伤寒论》的研究多了起来，而尤
以隋代的医著为多。
2．临床医学的发展与中药学、方剂学的充实
由晋至唐到宋元时期，临床医学发展较快，不仅在诊断学、病因学、证候学等方面有新的成就，而
且临床医学趋向专科化，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科医家和专门著作。
论述脉学的医家和著作如王叔和的《脉经》，确立了寸口诊脉法，首创“三部九候”、脏腑分配
原则。
这一时期对舌诊的研究成果亦显著，元代杜本在《敖氏验舌法》的基础上，于1341年增补成《敖氏
伤寒金镜录》，将各种舌象绘成36种图谱，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图并茂的验舌专书。
在病因的探究方面，宋代陈言（无择）于1174年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5卷，阐述了“三因致病
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二为外因；三为不内外因。陈氏论病因，内容比仲景有所发
展，各类病因概括更具体，范围更全面，并更加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病因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为后世病因著述所遵循。
隋代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请病源候论》，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
和症状，尤其对病源的认识很有现实性。
关于病机学说，自《内经》病机十九条以来，历有发展。如钱已论述儿科病理特点；刘完素提出了
“六气皆从火化”之说；朱震亨从内在火热病机研究中提出“相火妄动，煎熬真阴”之说；李杲强调“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这些病机理论，大都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和发挥。
临床医学发展愈益趋向专科化，在内、外、妇、儿、针灸等各科中，有不少专科著作和医学全书出
现。
内科方面，《诸病源候论》其中有27卷记载内科病，达784条，对伤寒、温病、中风、天行有较丰富
的治疗经验；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剧孙思貌的《千金翼方》对脚气病的病因、预防、治疗认识较
深，疗效较好。
外科方面，南齐人龚庆宣著有《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书中搜集内外治疗
处方140多个，并最早记录了用水银治疗皮肤病。《诸病源候论》记载了肠吻合术、血管结扎术、创伤异
物清除法等。
妇产科方面，北齐时期，徐之才提出“十月养胎法”，其后《千金要方》一书对此详加引述。唐末
昝殷著《经效产宝》，是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此书传本少，现已无法窥其原貌。宋元时期，妇产科
得以发展，均有一批专著出现。
在儿科方面，据文献记载，西晋南北朝期间，儿科著作约有几十种，惜已佚失。《干金翼方》对小
儿的发育、护理、哺乳、卫生等均有详述。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是隋唐间的《颅囟经》，首记儿科脉法，
对惊痫、疳痢、火丹等证论述详细。到宋元时期，儿科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专科，并出现有儿科专家。
如北宋时期的钱乙，他研治儿科病4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经弟子阎孝忠于1119年把他的理
论和经验整理成《小儿药证直决》。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是颇有创见的。
针灸方面，晋代时针灸就有显著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医家——皇甫谧监（公元215～282年，字士
安，安定朝那人，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他吸收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
书中有关针灸的重要内容，总结秦汉三国以来针灸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的《黄帝三部针
灸甲乙经》一书（即《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该书很切实用，易于掌
握，影响久远，并传至国外。
药物方面，南北朝的陶弘景总结了药物学新的发展，编撰成《本草经集注》。这是继《神农本草经》
以后，对药物学的又一次整理提高，药物品种因此增加了一倍。公元659年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写成《新
修本草》，由唐政府颁行流通全国，这是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比欧洲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00多
年。此书对国外医学影响较大，当时在日本当作医学生的必修书。
这一时期，在方剂方面，由政府组织医家们编撰了大批综合性著作和方书。
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共一百卷，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诸方面较为系统完整
的医书。很有临床应用价值，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世界上最早的
国家药局方之一，但本书一些方剂药味庞杂，叙述夸张，加之属于法定官书，曾产生泥于“局方”的流
弊。其他著名方书还较多，不—一列举。
3．医学教育、卫生保健和中外医药交流
公元443年，南朝宋王朝时已有了初步的医学教育。到隋唐时期，政府专门设立了“太医署”，由行
政、教学、医疗、药工四部分人组成。既是医学教育机构，又是医学医疗单位；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地方
性医学教育机构，这种比较完善，而且分科较细的医学教育结构，在世界医学教育史上也是较早的。
中外医药交流，自秦汉以来，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随着我国医药相继传入朝鲜、日本、越
南、印度、阿富汗、阿拉伯以及欧洲，我国也随之吸收了不少外来药物和医学知识，各国互派医学博士
讲学，促进了中外医药学的交流。
4．医学上的学术争鸣
我国医学在汉以前，不仅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临床医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当时社会新
思潮的影响下，医药学术界，出现了“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观点，此观点孕育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
床实践的创新，因而出现了河间派与易水学派，以及“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
（1）刘完素，金代河间人，故他为河间学派。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是提倡“火热论”，认为伤寒临
证各种证候多与火热有关，六气皆从火化。在伤寒病证的治疗中，以清热通利为主，善用寒凉药物，故
后世又称他为“寒凉派”。
（2）张元素，金代易水人，故称他为易水学派。他反对刘完素强调用寒凉药的观点，认为应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用药，并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反对泥古，主张创新，在临床上发展了脏腑辨证和药
物归经的理论。
（3）张从正，金代瞧州考城人。他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革新观点，反对困于“局方”，滥
用温燥，理论上力倡攻邪，临证善于攻下，因此被后人称为“攻下派”。他的攻邪论对补泻关系强调泻；
对攻邪与扶正关系强调攻邪。他特别重视汗、吐、下三法，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积累了新经验。
（4）李杲，金代真定人。他继承和发展了易水学派，发挥了张元素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
伤，创立了“内伤脾胃学说”，在治疗上善于用温补脾胃之法，故称之为“补土派”。他的学术思想的
中心内容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临证实践上采取调理脾胃，开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
（5）朱震亨，元代姿州义乌人。他力倡建于“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
在临证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善用滋阴降火之剂，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金元医家的创新和学术争鸣，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空气，改变了“泥古不化”的局面，丰富了医学理
论，给后世医家莫大的启发，推动了祖国医学向前发展，在医学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三）中国医学发展的新趋势（明清～鸦片战争前）
这一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840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农村凋蔽，疾病流行，客观
上为医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由于唯物主义者不断批判理学和心学的唯心论，强调实践与
革新，反对保守主义，我国医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明清时期，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和成就尤为突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学史上影
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收集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药物374种，附药图1000余幅，
药方一万余个，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知识，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医药分类方法，纠正了以前本草中的
错误，辑录了大量古代文献，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但限于历史条件，此书也存在一些错误，然而《本
草纲目》的贡献是巨大的，李时珍的名字及其业绩，将永垂史册。
方剂学的发展，表现于这一时期著述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和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与论述上。如
明朱棉等编著的《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168卷，2175类，载方六万一千余首。
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温病”名称早在《内经》、《难经》中就已出现，并对温病的病因、分
类、脉证、治疗原则等也有少零散的记述。温病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到宋元时期温病学说才开
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自刘完素突破了对外感热病初起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而主张
采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至明清时期，温病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
展，温病学说逐渐趋于成熟，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
明末吴有性在温病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杰出贡献，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基础上，通过深入细
致地观察，认真地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戾气”学说。突破了原有病因学
说的范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独特的创见。他还就温病的病因、侵入途径、证候、传变、治疗等方面，
与伤寒进行了比较和区别。
叶桂在温病学说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所著的《温热论》，阐明了温病发生、发展规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创立了温
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以此表示温病发展的四个阶段；发展了温病的诊断方法，论述
了辨舌、验齿、辨斑疹和白癌在温病诊断上的重要意义。
吴鞠通对温病学说及诊治方药进行深入钻研，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论治的理论，著成《温病条辨》
一书。该书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条分缕析，成为温病学中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吴氏在温病学上
所作出的贡献，使温病学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更为完整与系统化程度。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对温病在理论上和医疗实践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
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之外的一门学科，为丰富和发展祖国
医学作出了贡献。
预防保健和中外医药交流。我国在这一时期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为世界医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明清时期，中外医药交流更加频繁，朝鲜、日本等不少国家不断派人来我国学
医。同时，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医学交流，内容也相当广泛，包括中医医理、脉学、药物学、针灸、
人痘接种术。西方医学的传入，包括解剖学、生理学、药物与治疗方法等。
四、近百年的中国医学（鸦片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传教士利用传教在我国各地办医院和学校，以作为进行文化侵略的
一种手段。西方医学也随之大量传入我国，从而使我国医学界出现了中医与西医、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
并存的局面。
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国内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否定民族文化遗产，排斥中医，提出“废止
中医”的荒谬主张，遭到全国中医界的反对。加之当时反动政府不断采取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
使中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医学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西方医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西方医学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医学基础上，随着其他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鸦片
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影响是不大的，直到19世纪，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医学才在我国日益
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
20世纪后，教会医院迅速发展，并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基地。
随着西医学的传入和医院、医学校的成立，传教士医师翻译西医书籍，包括有基础、临床、卫生等
各学科。这些译著对传播西医学知识有一定作用。
由于西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它的传入客观上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促进了
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起了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医疗
事业进行文化侵略，在教会医院里庸医杀人的事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有的外国医生拿中国病人作试验，
在中国工人身上注射痉挛药等。
（二）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及评价
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中医学如何发展？怎样处理两种医
学的关系？在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种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鄙视，主张全盘西
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一种是拒绝接受新事物，认为西医学不适用于中国，对此一概加以反对的顽固保守、
固步自封的国粹主义。而中医界也有一些改良主义思想的人，他们承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
中西医各有所长，努力探索发展中国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
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医西医的见解，并且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潮和学派。
张锡纯，河北盐山县人。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一生从事临床和中西医汇通工作。著有《医学
衷中参西录》一书，共三十卷，总结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他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于是他从
医理、临床各科病证，以及治疗用药各方面，均大胆地引用中西医理论互相印证，临床上大胆并用中西
药物，并不断观察疗效，对后人有较大的影响。
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的种种攻击，保护和发
展中国医药学，是符合我国医学发展需要的，是进步的。但他们所进行的中西汇通，由于受当时历史条
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因而未能取得明显成就。
（三）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医药状况
1．国民党统治区对中医药的摧残
国民党统治时期，基本上是奉行排斥、打击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政策，使中医药学遭到严重的摧
残。当时政府还采取行政手段，禁止成立中医药学校。废止国医的反动行径，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
得到了社会上广泛同情和支持，使中医药学得以生存和继续发展。
一些热爱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奋力创办中医院校，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培养了大批骨干，使中
医药得以保存和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中医院校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医
药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国医学院等。在此期间，湖北、江西、广西、苏州、汉口、无锡等地也先后
建立了中医学校、国医研究院、中医学社。
为了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中医界一些知名人士，联合中医药专业人员，创建了一些中医药学团体，
各地创办了不少中医期刊杂志。这些中医学会和中医期刊杂志，主要由私人和学术团体所创办，对传播
中医药知识，探讨中医药学术问题，促进中医学术交流，联合广大中医药界人士，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革命根据地对中医药的重视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其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为军民健康服务，以增强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
胜利。党在几次重大会议上，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各级卫生组织，改进医院设备和医疗作风，修建较好
的红军医院，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并非常重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早在井岗
山红军医院时，内科病就采用了中医中药治疗；中央红色医院既有中医，也有西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还设有中医部，1933年改为中医院。对中医在政治上、生活上也给予优厚待遇，有的中医在卫生部门还
从事领导工作，有的中医参加了长征。在苏区的卫生学校里，中西医兼学，并开办了红色中医进修班、
中医研究班，以及热情鼓励老中医带徒弟；还成立了中医药研究会、中医救国会、医务研究会等医学团
体。总之，革命根据地时期，对中医中药非常重视，中医中药人员在革命战争时期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中医药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成为毫不逊色地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独特的医
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制订了一系列的中医政策。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医药学术团体和刊物，解放
40多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和建立。近些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医工作又作过多次重要指
示，1982年颁布的宪法，还把发展我国“传统医学”列入总纲。各地各部门加强了对中医工作的指导，
给予了中医工作以相应的重视和支持，把中医工作列入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制订了发展中医事业的
规划和措施。总之，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及90年代出现了一个“振兴中医”的新局面，显示了中
医事业的光辉前景。
今后中医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在中医的医、教、研各项业务中，必须遵循中医
理论体系这个规范，努力发掘中医这一伟大宝库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要处理好继承和发扬关
系，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发扬是继承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废和割裂。研究与整理古医籍以及名老中医的
临床经验，就是当前继承中医的一个迫切任务。发扬祖国医药学，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吸
取和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研究手段，使其“为我所用”，以丰富和发展中医学术体系，使中医
药学逐步建立在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中医科研必须走“应用研究为主”的道路，重视基础研究和新
技术的开发研究；在普遍提高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疗效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对危急重症的诊治的研究，
以及中药剂型改革的研究。
中医西医结合做了不少工作，但它是一项开拓事业，应以现代医学和祖国医学为基础，在实践中认
真吸取二医之长，努力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着重探讨中医西医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总结出新的
认识，逐步形成新的特色。
我国目前正着力加强中医的法制建设，使中医事业的发展得到法律保障，并逐步使中医管理工作法
制化、规范化、科学化。世界许多国家由于药源性疾病的泛滥和一些疑难病症的无法解决，纷纷在天然
药物和非药物疗法上寻找出路，他们寄望于中医，出现了学习、应用和研究中医的热潮。中医面临的任
务是十分艰巨而光荣的，需要大批献身于中医事业的有志之士，共同奋斗！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
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包含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医学史，是为了更
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医药学。对于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的了解，
不仅为了提高对中国医药学在历史上贡献的认识，而且亦有利于系统学习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医药学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各个历史时期
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科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
物主义观点，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
一、医药的起源（远古～公元前21世纪）
从中国猿人的出现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170万年以前～公元前21世纪），这一
历史时期称为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凭借简陋的石器和原始群团的活动，
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生活着，逐步积累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
原始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不断地同自然界、疾病作斗争，逐步积累了一些简单的卫生经
验。火的发现以及人工取火的掌握，不仅可以御寒防兽，而且开始由生食变为熟食，大大缩短了消化食
物的过程，减少了胃肠疾病，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
原始人在劳动生活中，用以保护自身的一些简单措施，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卫生保健方法。原始人使
用火以后，在取暖、煮食和用篝火防兽时，有时皮肤被烧伤、烫伤，有时身体某一部分被烘烤或接触到
烧热的石块，身体某些病痛得到了一些减轻和缓解。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步产生了原始的热熨法，
以后才又发展为“灸法”；他们被尖石、荆棘碰撞刺伤而出血，出血之后一些疼痛缓解，一些疾病反而
痊愈，这样就产生了针刺法。
原始社会人兽杂居，部落间又常发生纠纷，在搏斗及劳动中常出现外伤，这时就以泥土、野草和树
叶等敷裹伤口，以缓解疼痛和止血，久而久之逐渐发现了一些适合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这就是外治法
的起源。
原始人在原始生活中，采集野果、种籽，挖取植物根茎时，由于饥不择食，常常误食某些有毒植物，
以致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有时也会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腹泻减轻或消除，这
样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渐认识了一些动植物的治疗和保健作用，并有意识地对其加
以利用，因而就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
二、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我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
（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及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共约2000多年。
（－）医药的初步发展
西周时期，人们通过长期观察，进一步了解到季节变化的一般规律跟人体健康、疾病有着密切关系。
如《周礼》就有：“春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之说。在长期与
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有关药物使用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山海经》记载了100多种植物药、动物药
和矿物药的同时，在药物的使用方面也提出了多种方法。
酒的发明与酿酒业的兴起，推动了医药的向前发展。酒具有通经活血的作用，古人就用酒来治病，
并逐步用药物与酒制成药酒来治疗疾病。
汤液的发明，取决于当时药物品种的增多和对疾病认识的加深。选择多种药物配成复方，应用于临
床，使生药转向熟药，单味药转向多味药，这样不仅服药方便，容易发挥药效，而且还能减少药物的副
作用，这是医药史上一个很大进步。
（二）对疾病和卫生保健认识
根据记载，人们在这一时期对疾病，以及对自然环境与人体发病关系，已有一定认识。在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中，已有二十余种疾病记载，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等，可见当时人
们已能按照人体不同部位来区分不同疾病。西周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如对热病、昏迷、
浮肿、顺产、逆产、不孕等也都有较深了解。当时人们也观察到天象、节气、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
已知自然环境与人们有密切的关系，认识到四时气候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多发病；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
而引起疾病流行，并知道了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对致病原因，人们已有较明确认识，否定了长期以
来“鬼神致病”的迷信。夏商时期，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知道为了增强体魄，保护身体，减
少疾病，必须注意卫生。在环境卫生方面，当时知道利用地下水，挖掘水井与地下排水管道，以供饮水
和排除积水之用。周代已知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到春时除去井中积垢淤泥换以新水，除虫灭鼠，逐瘛
狗以防狂犬病等。这些积极的卫生保健措施，距今2500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随着医药卫生的发展，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民间开始出现了专职医生并建立了早期的医事管理制度。
据史籍记载，秦国已有医和、医缓等著名专职医生。周代宫廷医学已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
科。并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
三、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公元前476年～公元1840年）
战国时期，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以后，经历了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金、元、明、清（共2000多年），到封建社会没落，中医各科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涌现了大批著
名医家和著作。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由形成到发展，在世界医学史上，构成了独特的医药学。
（－）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时期～三国时期）
从战国初年，经历秦、汉到三国分裂结束，建立西晋这740年间（公元前476年～公元265年），中国
医学理论体系开始确立并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和丰富经验的医家，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
价值的医学著作，所有这些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殷周时期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学说被运用到医学上，逐步成为中国医药
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就出自这一时期，目前仍认为是中国医药学最早，理论较全面的一部分医
学经典，中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就由此而基本确立。《黄帝内经》理论较系统，分为《素问》、《灵枢》
两部分，共18卷，162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脏腑、经络、病因、诊法、治则。针灸、用药等方面，进
行了广泛的理论上的阐述。它以阴阳五行学说作指导，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脏腑的生理、病理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内经》对后世医学和国外医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在国内被历代医家所重视，至今仍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并引起世界许多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重视。
临床医学在《内经》医学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的原则逐步形成，到东汉时期已基本确定。东汉张
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无数医家和劳动群众同
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地结
合起来。
《伤寒论》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从整个外感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根据病邪侵袭经络、脏
腑的盛衰程度，病人正气的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寻找“伤寒”的发生、发展及其辨证论治的规律。它
将经络所属脏腑作为辨证的理论依据，以四诊察病情，按六经分证论治伤寒，为后世的八纲辨证和八法
治疗打下基础，从而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
《金匮要略》是对杂病的辨证，以脏腑病机的理论进行分类的，其辨证的精神与《伤寒论》一致，
只是不以六经分类，而以病证分篇。分类简明，辨证切要，对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
在病因方面，它是最早提出三因致病说，为中医的病因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在诊断治疗上也总结了不
少的宝贵经验。
《伤寒杂病论》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汗、下、吐、和、消、温、补、消（利）八法。
此书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辩证施治法则，并具体指导临床实践，为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药物学方面，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虽不是本草专书，但用药已
达243种。《神农本草经》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专书，共载药物365种，根据药物效能
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创立了中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概括地记述了君、臣、佐、
使；七情和四气五味的药物学理论，总结了汉代以前劳动人民积累的药物学知识，为后世药物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总之，《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著作。这三部经典著作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不论在基础医学、药物学，还是临床医学均已基
本确立。
（二）中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西晋～元代）
自西晋历隋、唐、五代、两宋及元这 1000多年间（公元 265年～公元 1368年），中国医学理论和
医疗实践，有着显著发展，不仅出现了专科医家和专科著作，而且还出现了各类学派的争鸣，医学教育
事业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本时期成为中国医学全面发展时期。
1．医学文献的整理
宋代以前，由于印刷术未发明，科学文化资料多为手抄本，辗转传抄，遗误难免。至唐宋时期，印
刷术的改进和发展，把我国科学文化技术推向新的发展时期。对不少传抄的古医籍，进行整理和刊行成
为可能，医家们尤其注重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难经》的整理和注解。在这一历史时
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隋代杨上善编纂和注释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内经》注本。经杨氏分类研究注释，较原书更有纲目，并增强了系统性。
唐代王冰对《内经》评价较高，潜心研究，博采了当时许多传本，经反复核对，发现当时传世的
《素向》，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掩，袭以成弊，深恐贻误后
学，因此决心把《黄帝内经·素问》重新编次和注释。他删去重篇，合并调整内容相关篇目，经他整理
后，眉目更加清晰，大大方便了后学者。并在注释上深入浅出，对中医理论有所发挥，还吸取各医家见
解，补充了当时《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增加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所以王冰是注释《素问》影响
较大的医家。
《伤寒杂病论》到晋代已有散乱，晋代王叔和将已散乱的《伤寒杂病论》加以汇集、整理、补充、
编次，名为《金匮玉函经》，使得该书得以保存。到隋唐此书又有散乱，而唐代孙思貌在《于金要方》、
《千金翼方》书中对《伤寒论》的内容有所收集。到了宋代以后，对《伤寒论》的研究多了起来，而尤
以隋代的医著为多。
2．临床医学的发展与中药学、方剂学的充实
由晋至唐到宋元时期，临床医学发展较快，不仅在诊断学、病因学、证候学等方面有新的成就，而
且临床医学趋向专科化，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科医家和专门著作。
论述脉学的医家和著作如王叔和的《脉经》，确立了寸口诊脉法，首创“三部九候”、脏腑分配
原则。
这一时期对舌诊的研究成果亦显著，元代杜本在《敖氏验舌法》的基础上，于1341年增补成《敖氏
伤寒金镜录》，将各种舌象绘成36种图谱，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图并茂的验舌专书。
在病因的探究方面，宋代陈言（无择）于1174年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5卷，阐述了“三因致病
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二为外因；三为不内外因。陈氏论病因，内容比仲景有所发
展，各类病因概括更具体，范围更全面，并更加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病因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为后世病因著述所遵循。
隋代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请病源候论》，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
和症状，尤其对病源的认识很有现实性。
关于病机学说，自《内经》病机十九条以来，历有发展。如钱已论述儿科病理特点；刘完素提出了
“六气皆从火化”之说；朱震亨从内在火热病机研究中提出“相火妄动，煎熬真阴”之说；李杲强调“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这些病机理论，大都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和发挥。
临床医学发展愈益趋向专科化，在内、外、妇、儿、针灸等各科中，有不少专科著作和医学全书出
现。
内科方面，《诸病源候论》其中有27卷记载内科病，达784条，对伤寒、温病、中风、天行有较丰富
的治疗经验；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剧孙思貌的《千金翼方》对脚气病的病因、预防、治疗认识较
深，疗效较好。
外科方面，南齐人龚庆宣著有《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书中搜集内外治疗
处方140多个，并最早记录了用水银治疗皮肤病。《诸病源候论》记载了肠吻合术、血管结扎术、创伤异
物清除法等。
妇产科方面，北齐时期，徐之才提出“十月养胎法”，其后《千金要方》一书对此详加引述。唐末
昝殷著《经效产宝》，是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此书传本少，现已无法窥其原貌。宋元时期，妇产科
得以发展，均有一批专著出现。
在儿科方面，据文献记载，西晋南北朝期间，儿科著作约有几十种，惜已佚失。《干金翼方》对小
儿的发育、护理、哺乳、卫生等均有详述。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是隋唐间的《颅囟经》，首记儿科脉法，
对惊痫、疳痢、火丹等证论述详细。到宋元时期，儿科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专科，并出现有儿科专家。
如北宋时期的钱乙，他研治儿科病4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经弟子阎孝忠于1119年把他的理
论和经验整理成《小儿药证直决》。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是颇有创见的。
针灸方面，晋代时针灸就有显著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医家——皇甫谧监（公元215～282年，字士
安，安定朝那人，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他吸收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
书中有关针灸的重要内容，总结秦汉三国以来针灸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的《黄帝三部针
灸甲乙经》一书（即《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该书很切实用，易于掌
握，影响久远，并传至国外。
药物方面，南北朝的陶弘景总结了药物学新的发展，编撰成《本草经集注》。这是继《神农本草经》
以后，对药物学的又一次整理提高，药物品种因此增加了一倍。公元659年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写成《新
修本草》，由唐政府颁行流通全国，这是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比欧洲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00多
年。此书对国外医学影响较大，当时在日本当作医学生的必修书。
这一时期，在方剂方面，由政府组织医家们编撰了大批综合性著作和方书。
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共一百卷，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诸方面较为系统完整
的医书。很有临床应用价值，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世界上最早的
国家药局方之一，但本书一些方剂药味庞杂，叙述夸张，加之属于法定官书，曾产生泥于“局方”的流
弊。其他著名方书还较多，不—一列举。
3．医学教育、卫生保健和中外医药交流
公元443年，南朝宋王朝时已有了初步的医学教育。到隋唐时期，政府专门设立了“太医署”，由行
政、教学、医疗、药工四部分人组成。既是医学教育机构，又是医学医疗单位；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地方
性医学教育机构，这种比较完善，而且分科较细的医学教育结构，在世界医学教育史上也是较早的。
中外医药交流，自秦汉以来，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随着我国医药相继传入朝鲜、日本、越
南、印度、阿富汗、阿拉伯以及欧洲，我国也随之吸收了不少外来药物和医学知识，各国互派医学博士
讲学，促进了中外医药学的交流。
4．医学上的学术争鸣
我国医学在汉以前，不仅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临床医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当时社会新
思潮的影响下，医药学术界，出现了“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观点，此观点孕育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
床实践的创新，因而出现了河间派与易水学派，以及“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
（1）刘完素，金代河间人，故他为河间学派。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是提倡“火热论”，认为伤寒临
证各种证候多与火热有关，六气皆从火化。在伤寒病证的治疗中，以清热通利为主，善用寒凉药物，故
后世又称他为“寒凉派”。
（2）张元素，金代易水人，故称他为易水学派。他反对刘完素强调用寒凉药的观点，认为应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用药，并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反对泥古，主张创新，在临床上发展了脏腑辨证和药
物归经的理论。
（3）张从正，金代瞧州考城人。他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革新观点，反对困于“局方”，滥
用温燥，理论上力倡攻邪，临证善于攻下，因此被后人称为“攻下派”。他的攻邪论对补泻关系强调泻；
对攻邪与扶正关系强调攻邪。他特别重视汗、吐、下三法，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积累了新经验。
（4）李杲，金代真定人。他继承和发展了易水学派，发挥了张元素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
伤，创立了“内伤脾胃学说”，在治疗上善于用温补脾胃之法，故称之为“补土派”。他的学术思想的
中心内容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临证实践上采取调理脾胃，开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
（5）朱震亨，元代姿州义乌人。他力倡建于“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
在临证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善用滋阴降火之剂，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金元医家的创新和学术争鸣，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空气，改变了“泥古不化”的局面，丰富了医学理
论，给后世医家莫大的启发，推动了祖国医学向前发展，在医学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三）中国医学发展的新趋势（明清～鸦片战争前）
这一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840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农村凋蔽，疾病流行，客观
上为医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由于唯物主义者不断批判理学和心学的唯心论，强调实践与
革新，反对保守主义，我国医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明清时期，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和成就尤为突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学史上影
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收集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药物374种，附药图1000余幅，
药方一万余个，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知识，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医药分类方法，纠正了以前本草中的
错误，辑录了大量古代文献，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但限于历史条件，此书也存在一些错误，然而《本
草纲目》的贡献是巨大的，李时珍的名字及其业绩，将永垂史册。
方剂学的发展，表现于这一时期著述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和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与论述上。如
明朱棉等编著的《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168卷，2175类，载方六万一千余首。
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温病”名称早在《内经》、《难经》中就已出现，并对温病的病因、分
类、脉证、治疗原则等也有少零散的记述。温病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到宋元时期温病学说才开
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自刘完素突破了对外感热病初起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而主张
采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至明清时期，温病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
展，温病学说逐渐趋于成熟，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
明末吴有性在温病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杰出贡献，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基础上，通过深入细
致地观察，认真地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戾气”学说。突破了原有病因学
说的范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独特的创见。他还就温病的病因、侵入途径、证候、传变、治疗等方面，
与伤寒进行了比较和区别。
叶桂在温病学说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所著的《温热论》，阐明了温病发生、发展规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创立了温
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以此表示温病发展的四个阶段；发展了温病的诊断方法，论述
了辨舌、验齿、辨斑疹和白癌在温病诊断上的重要意义。
吴鞠通对温病学说及诊治方药进行深入钻研，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论治的理论，著成《温病条辨》
一书。该书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条分缕析，成为温病学中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吴氏在温病学上
所作出的贡献，使温病学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更为完整与系统化程度。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对温病在理论上和医疗实践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
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之外的一门学科，为丰富和发展祖国
医学作出了贡献。
预防保健和中外医药交流。我国在这一时期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为世界医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明清时期，中外医药交流更加频繁，朝鲜、日本等不少国家不断派人来我国学
医。同时，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医学交流，内容也相当广泛，包括中医医理、脉学、药物学、针灸、
人痘接种术。西方医学的传入，包括解剖学、生理学、药物与治疗方法等。
四、近百年的中国医学（鸦片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传教士利用传教在我国各地办医院和学校，以作为进行文化侵略的
一种手段。西方医学也随之大量传入我国，从而使我国医学界出现了中医与西医、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
并存的局面。
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国内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否定民族文化遗产，排斥中医，提出“废止
中医”的荒谬主张，遭到全国中医界的反对。加之当时反动政府不断采取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
使中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医学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西方医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西方医学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医学基础上，随着其他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鸦片
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影响是不大的，直到19世纪，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医学才在我国日益
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
20世纪后，教会医院迅速发展，并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基地。
随着西医学的传入和医院、医学校的成立，传教士医师翻译西医书籍，包括有基础、临床、卫生等
各学科。这些译著对传播西医学知识有一定作用。
由于西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它的传入客观上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促进了
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起了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医疗
事业进行文化侵略，在教会医院里庸医杀人的事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有的外国医生拿中国病人作试验，
在中国工人身上注射痉挛药等。
（二）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及评价
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中医学如何发展？怎样处理两种医
学的关系？在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种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鄙视，主张全盘西
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一种是拒绝接受新事物，认为西医学不适用于中国，对此一概加以反对的顽固保守、
固步自封的国粹主义。而中医界也有一些改良主义思想的人，他们承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
中西医各有所长，努力探索发展中国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
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医西医的见解，并且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潮和学派。
张锡纯，河北盐山县人。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一生从事临床和中西医汇通工作。著有《医学
衷中参西录》一书，共三十卷，总结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他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于是他从
医理、临床各科病证，以及治疗用药各方面，均大胆地引用中西医理论互相印证，临床上大胆并用中西
药物，并不断观察疗效，对后人有较大的影响。
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的种种攻击，保护和发
展中国医药学，是符合我国医学发展需要的，是进步的。但他们所进行的中西汇通，由于受当时历史条
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因而未能取得明显成就。
（三）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医药状况
1．国民党统治区对中医药的摧残
国民党统治时期，基本上是奉行排斥、打击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政策，使中医药学遭到严重的摧
残。当时政府还采取行政手段，禁止成立中医药学校。废止国医的反动行径，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
得到了社会上广泛同情和支持，使中医药学得以生存和继续发展。
一些热爱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奋力创办中医院校，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培养了大批骨干，使中
医药得以保存和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中医院校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医
药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国医学院等。在此期间，湖北、江西、广西、苏州、汉口、无锡等地也先后
建立了中医学校、国医研究院、中医学社。
为了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中医界一些知名人士，联合中医药专业人员，创建了一些中医药学团体，
各地创办了不少中医期刊杂志。这些中医学会和中医期刊杂志，主要由私人和学术团体所创办，对传播
中医药知识，探讨中医药学术问题，促进中医学术交流，联合广大中医药界人士，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革命根据地对中医药的重视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其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为军民健康服务，以增强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
胜利。党在几次重大会议上，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各级卫生组织，改进医院设备和医疗作风，修建较好
的红军医院，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并非常重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早在井岗
山红军医院时，内科病就采用了中医中药治疗；中央红色医院既有中医，也有西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还设有中医部，1933年改为中医院。对中医在政治上、生活上也给予优厚待遇，有的中医在卫生部门还
从事领导工作，有的中医参加了长征。在苏区的卫生学校里，中西医兼学，并开办了红色中医进修班、
中医研究班，以及热情鼓励老中医带徒弟；还成立了中医药研究会、中医救国会、医务研究会等医学团
体。总之，革命根据地时期，对中医中药非常重视，中医中药人员在革命战争时期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中医药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成为毫不逊色地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独特的医
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制订了一系列的中医政策。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医药学术团体和刊物，解放
40多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和建立。近些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医工作又作过多次重要指
示，1982年颁布的宪法，还把发展我国“传统医学”列入总纲。各地各部门加强了对中医工作的指导，
给予了中医工作以相应的重视和支持，把中医工作列入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制订了发展中医事业的
规划和措施。总之，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及90年代出现了一个“振兴中医”的新局面，显示了中
医事业的光辉前景。
今后中医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在中医的医、教、研各项业务中，必须遵循中医
理论体系这个规范，努力发掘中医这一伟大宝库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要处理好继承和发扬关
系，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发扬是继承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废和割裂。研究与整理古医籍以及名老中医的
临床经验，就是当前继承中医的一个迫切任务。发扬祖国医药学，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吸
取和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研究手段，使其“为我所用”，以丰富和发展中医学术体系，使中医
药学逐步建立在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中医科研必须走“应用研究为主”的道路，重视基础研究和新
技术的开发研究；在普遍提高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疗效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对危急重症的诊治的研究，
以及中药剂型改革的研究。
中医西医结合做了不少工作，但它是一项开拓事业，应以现代医学和祖国医学为基础，在实践中认
真吸取二医之长，努力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着重探讨中医西医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总结出新的
认识，逐步形成新的特色。
我国目前正着力加强中医的法制建设，使中医事业的发展得到法律保障，并逐步使中医管理工作法
制化、规范化、科学化。世界许多国家由于药源性疾病的泛滥和一些疑难病症的无法解决，纷纷在天然
药物和非药物疗法上寻找出路，他们寄望于中医，出现了学习、应用和研究中医的热潮。中医面临的任
务是十分艰巨而光荣的，需要大批献身于中医事业的有志之士，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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