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疼痛的旧时光
那天,朋友的朋友说,我所处的生活状况太优越,写出的文字像是空中楼阁。
这句话,我用了好久去揣测。
然后寻得一时思想上的闲暇时分,轻轻地翻回岁月那本书,我分明看见某一刻的自己,身处在艰辛的日子里,眼中有泪,懵懂地看着天空的样子。
不是我没有经历过磨砺,而是我懂得珍惜这岁月静好的日子,那些疼痛的过往,不想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只想尘封在记忆的海里,让此一时温馨的时光浪潮一层层将其叠加、掩盖。
然而,不提及,不等于遗忘。
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优越,父母虽然都是有文化之人,但是仅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后面就有五个人要养活,生活也可谓是异常艰辛。
有一年的暑假,我突发奇想要去打暑假工。
那个时候的母亲刚刚摔伤了肋骨,手术后在家静养,我毅然对姐姐说,好好照顾妈妈,我要出去打工,去挣学费,去给母亲挣一点营养费。
那个时候的父亲在苏州工作,于是我也去了苏州,我想,在那样的大城市,才能得到更多的薪酬吧?在古镇木渎,我进了一家服装厂。记得很清楚,去“面试”的时候,那个体态雍胖的车间主任看着我,然后问,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有毕业,有身份证吗?我含含糊糊地搪塞着说,忘带了,明天带过来。
在那个满是童工的小厂房,我开始日以继夜地重复做着一件事情,在厂里唯一的一台进口机器上,将半成品的服装口袋两边,打一个约一厘米长两毫米宽的线结。工作机械而简单,然而却要分外小心,稍不留神,手指就会被那个快速来回摆动的钢针扎到,流血,是常有的事情。
那台机器摆放在一个约5平米的单间里,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窗外有棵很高大的法国梧桐。每天,坐在机器前面,仰望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叶,是我认为最享受的事情。然而,仅仅是仰望天空与梧桐,那些时间于我而言,仍旧是奢侈。因为是流水线生产,我做的工序,只有我一个人,下一道工序的人会一直催个不停,活像一个个催命鬼。
一直在坚持,身心备受煎熬,那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要轻易放弃。
但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坚强,上班十天我就开始疯狂地想家,想母亲,想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
工厂的饮食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折磨,那些饭菜,让人没有一点点食欲,有时候,硬憋着让自己咽下那些花五角钱或是一元钱买来的饭菜,却一阵作呕,又通通吐出。
父亲工作的地方离服装厂有5公里,看见我瘦了,他心疼不已。后来,他隔几天会去看望我一次,烧好我喜欢吃的菜,装在一个饭盒里。
每次接过那个饭盒,我的眼泪都会不自知地往下掉。那种感觉,今生今世,不想再重温。
我所住的宿舍,是一间窗户玻璃都不完整的平房,铁皮的房顶,下雨天“啪啪”作响,盛夏的晚上,像是睡在一个大蒸笼里面。
我和其他六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住在一起,我的隔壁住着一个湖北的男孩,比我大一岁,戴副眼镜,说话温和,人很腼腆。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就是那个湖北男孩,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理想与学习,那个时候的他,因为家境贫寒,刚刚辍学。
我的第一份薪水,是789元,这个记忆一定会永世铭记。那天,工厂破天荒地放了半天假,我很激动,给父亲买了一件条纹的短袖衬衫,在傍晚时分匆忙赶着一趟公车去父亲所在的地方。或许因为激动,或许因为是个路盲,我竟然没过马路就上了车,背朝着父亲所在的方向一路远去。
到达父亲那里的时候,明晃晃的月儿已经挂在了天上。
父亲看到满头大汗、脚底起泡的我,心疼地掉下了眼泪,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父亲哭,第一次,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
次日早晨,父亲坚决不让我再回去那个工厂,让我留在他那里,过段时间送我回家,我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厂里押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一个半月都熬过来了,还在乎那半个月吗?我想。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前两天,那是个上午,那台机器出了一些问题,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似乎能够判定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我想自己修理。就在我将它修好之后,因为手上沾染了机油,在放下机器头的时候,没能扶得住重数十斤的机器头,大铁块砰然合上,正好砸在我没来得及抽出的右手上。
一阵钻心的疼。
没过一小会,原本瘦弱的手都肿了起来,看不清骨骼与血脉,整只手成了酱紫色。
我没哭,也没叫,只是傻傻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梧桐。
一个工友看到之后,吓坏了,连忙跑去告诉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也吓坏了,他说,你请假休息几天。
我说,我要辞工,因为暑假结束了,你把工资全部给我。
他拉长了一张脸,说,你才做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结清工资,人家做一年,都是要押半个月工资的。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那你带我去医院看手,这属于工伤。
车间主任没再和我啰嗦,或许,他怕惹麻烦,更想我赶快离开,于是给我结清了工资。
后来我一直很庆幸,幸好手伤的是时候,不然我那大半个月的工资要不回来的。虽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更多地是泛着酸楚,而父母亲眼中更多地是闪着泪花。
那是我的第一次打工生涯,时间虽短,我却明显感到自己成长了许多。
那一年,是1999年,我16岁。
高考那年,发挥失常,我心灰意冷。父母要给我补习一年,自尊心极强的我,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随几个同城的女孩一起去了上海。
女孩们在上海混了多年,在她们的介绍下,我进了一家服装厂,在上海宝山区,一个叫刘行的小镇。
工厂矗立在一片稻田中央,刚去的时候,稻田里还是一片葱绿,那段时间,我还没有从高考的阴影里走出来,拒绝与任何人交往,于是,那片稻田成为了孤单的我最忠实的伴侣。每天傍晚,我都会坐在工厂后面的一块石板上,面对着稻田,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样安静地坐着。
工厂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做,然而有事情做,就得工作到凌晨两点。
那一年的上海深冬,出奇的冷,工厂的北边,有一条河,河里的冰整日不见融化。那年,有生以来,我的双手第一次生冻疮,一开始是红肿,然后是溃烂,再到最后一握拳,就会鲜血直流。
有个很帅气阳光的男孩,开始一步步朝我走近,他给我洗衣服,给我打饭,给我买药,给我买书,他用他的热情,一点点感染着我,让我如冰一样的内心开始回暖。但是,我知道,那不是爱情,于是,始终保持着距离,越是如此,他越靠近;越靠近,我越远离,直到最后……
那是一个很冷的夜,他约我去厂房的顶楼,因为害怕,让一个女孩陪同我一起。期间,他向我表白,他的口吻很低迷,像一只在风雨中找不到家的猫咪,给我很凄凉的感觉。
我像一朵萎谢飘零的花瓣,说了一句“我们还太小”,之后,一句话也不曾回答,我知道,这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心。
后来,我和女孩离去,留下一个背影落寞的他,倚着围栏,立在寒冷的风中。可是他却出事了,从四楼掉了下来,好在下面有平日厂里的废气物堆积,他只是摔断了腿。
我一直不知道,那次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他意识里的必然。
再后来,他离开,给我丢下一句话:我等你十年。
我记得,当时的我差点就妥协了,差点就答应他,做他的女朋友。只是,理智的我终究是缄默以对,我觉得自己有些残忍。
他走后,我变得更为沉寂,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我觉得上海是个让我无处安放灵魂的地方,是个永远没有温暖阳光的地方。
腊月的时候,厂里缝制的一批外贸衣服质量不合格,上家要求厂里派人去返工。我不幸被选中,理由是我做事认真。于是和另外5个人,一起去往上海三桥附近的一家工厂。
数千件衣服要返工,总是有人不停地在催促,我们6个人忙得像陀螺。工厂没有给我们安排住处,每天晚上我们只好睡在车间的那堆衣服里,深夜时分,总能听到其他的女工友在低泣。
那个时候的我,异常地想念父母,想念那个阳光的男孩,无声地流着苦涩的眼泪。
腊月二十六,本是工厂结算半年薪水让员工回家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厂里却大门紧闭,那个猥琐的厂长,以及那个大腹便便的老板都无了踪影。
心,寒透了,和那年的冬天一样。
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在腊月二十九的上午拿到了一大部分工资。所有人都想赶着回家过年,没有谁再耗下去。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城的女孩,在上海南站等10点钟的火车。
上海,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喧嚣,躁乱,完全因为那年在南站的遭遇。
记得很清楚,我们几个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候在外面的花坛边。等了好几个小时,那几个女孩,早已疲累不堪,纷纷依偎着熟睡,只留下沉默而孤独的我,看守行李。
不多久,两个装扮痞气的小伙子,在女孩们身边晃了两趟。后来,其中一人拿出一个短匕首,划开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背包。
坐在对面的我,以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却无人吭声。
我吓坏了,但却也是鼓起了勇气,腾地站起来,因为我知道,她的工资都装在那个背包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干什么!然后一个劲地叫女孩的名字。
两个小伙子朝我转头,那个拿匕首的人瞪着眼睛朝我步步逼近:你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多管闲事,你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小白龙”,敢惹我,吃饱了撑的?
我吓坏了,思维早已无法正常运转,就那样傻站着,直到他过来推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趔趄了一下,跌倒,头部撞在水泥花台之上,嗡嗡作响,一阵眩晕。
好在,旁边的一个老人家说了一些好话,递给了小痞子们两根烟,他们才高调地离去。
那时那刻,我那些同城的伙伴们,仍旧在熟睡,惊吓、委屈蜂涌而至,我的眼泪啪啪地往下掉。
心中就一个劲地想着,回家了,一定得继续读书,好好地……
那是我的第二次打工经历,历时半年,收获了一些温情,却也辜负那个人。那半年,我变了很多,也聚集了足够的力量,用来应对多变而残酷的现实世界。
那一年,是2001年,我18岁。
后来,我又有过一次打工经历。
再后来,父亲的事业越做越大,我便没有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再倔强地昂着头,朝着某个黑心的老板讨要工资。
因为经历过,所以懂得,懂得一个打工妹的艰辛与苦楚。于是,自己有了属下,从来都是以朋友或者亲人的姿态去对待,去关怀。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不想再次重演。
那些打工的日子,已经被如海浪一样的时光,一层层叠加、掩盖,在我的记忆中封存。偶自忆起,除了些许疼痛与感怀,更多地是想着,如何珍惜此一时,这明媚而安宁,恬静而温暖的日子……
这句话,我用了好久去揣测。
然后寻得一时思想上的闲暇时分,轻轻地翻回岁月那本书,我分明看见某一刻的自己,身处在艰辛的日子里,眼中有泪,懵懂地看着天空的样子。
不是我没有经历过磨砺,而是我懂得珍惜这岁月静好的日子,那些疼痛的过往,不想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只想尘封在记忆的海里,让此一时温馨的时光浪潮一层层将其叠加、掩盖。
然而,不提及,不等于遗忘。
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优越,父母虽然都是有文化之人,但是仅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后面就有五个人要养活,生活也可谓是异常艰辛。
有一年的暑假,我突发奇想要去打暑假工。
那个时候的母亲刚刚摔伤了肋骨,手术后在家静养,我毅然对姐姐说,好好照顾妈妈,我要出去打工,去挣学费,去给母亲挣一点营养费。
那个时候的父亲在苏州工作,于是我也去了苏州,我想,在那样的大城市,才能得到更多的薪酬吧?在古镇木渎,我进了一家服装厂。记得很清楚,去“面试”的时候,那个体态雍胖的车间主任看着我,然后问,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有毕业,有身份证吗?我含含糊糊地搪塞着说,忘带了,明天带过来。
在那个满是童工的小厂房,我开始日以继夜地重复做着一件事情,在厂里唯一的一台进口机器上,将半成品的服装口袋两边,打一个约一厘米长两毫米宽的线结。工作机械而简单,然而却要分外小心,稍不留神,手指就会被那个快速来回摆动的钢针扎到,流血,是常有的事情。
那台机器摆放在一个约5平米的单间里,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窗外有棵很高大的法国梧桐。每天,坐在机器前面,仰望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叶,是我认为最享受的事情。然而,仅仅是仰望天空与梧桐,那些时间于我而言,仍旧是奢侈。因为是流水线生产,我做的工序,只有我一个人,下一道工序的人会一直催个不停,活像一个个催命鬼。
一直在坚持,身心备受煎熬,那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要轻易放弃。
但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坚强,上班十天我就开始疯狂地想家,想母亲,想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
工厂的饮食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折磨,那些饭菜,让人没有一点点食欲,有时候,硬憋着让自己咽下那些花五角钱或是一元钱买来的饭菜,却一阵作呕,又通通吐出。
父亲工作的地方离服装厂有5公里,看见我瘦了,他心疼不已。后来,他隔几天会去看望我一次,烧好我喜欢吃的菜,装在一个饭盒里。
每次接过那个饭盒,我的眼泪都会不自知地往下掉。那种感觉,今生今世,不想再重温。
我所住的宿舍,是一间窗户玻璃都不完整的平房,铁皮的房顶,下雨天“啪啪”作响,盛夏的晚上,像是睡在一个大蒸笼里面。
我和其他六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住在一起,我的隔壁住着一个湖北的男孩,比我大一岁,戴副眼镜,说话温和,人很腼腆。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就是那个湖北男孩,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理想与学习,那个时候的他,因为家境贫寒,刚刚辍学。
我的第一份薪水,是789元,这个记忆一定会永世铭记。那天,工厂破天荒地放了半天假,我很激动,给父亲买了一件条纹的短袖衬衫,在傍晚时分匆忙赶着一趟公车去父亲所在的地方。或许因为激动,或许因为是个路盲,我竟然没过马路就上了车,背朝着父亲所在的方向一路远去。
到达父亲那里的时候,明晃晃的月儿已经挂在了天上。
父亲看到满头大汗、脚底起泡的我,心疼地掉下了眼泪,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父亲哭,第一次,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
次日早晨,父亲坚决不让我再回去那个工厂,让我留在他那里,过段时间送我回家,我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厂里押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一个半月都熬过来了,还在乎那半个月吗?我想。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前两天,那是个上午,那台机器出了一些问题,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似乎能够判定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我想自己修理。就在我将它修好之后,因为手上沾染了机油,在放下机器头的时候,没能扶得住重数十斤的机器头,大铁块砰然合上,正好砸在我没来得及抽出的右手上。
一阵钻心的疼。
没过一小会,原本瘦弱的手都肿了起来,看不清骨骼与血脉,整只手成了酱紫色。
我没哭,也没叫,只是傻傻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梧桐。
一个工友看到之后,吓坏了,连忙跑去告诉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也吓坏了,他说,你请假休息几天。
我说,我要辞工,因为暑假结束了,你把工资全部给我。
他拉长了一张脸,说,你才做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结清工资,人家做一年,都是要押半个月工资的。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那你带我去医院看手,这属于工伤。
车间主任没再和我啰嗦,或许,他怕惹麻烦,更想我赶快离开,于是给我结清了工资。
后来我一直很庆幸,幸好手伤的是时候,不然我那大半个月的工资要不回来的。虽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更多地是泛着酸楚,而父母亲眼中更多地是闪着泪花。
那是我的第一次打工生涯,时间虽短,我却明显感到自己成长了许多。
那一年,是1999年,我16岁。
高考那年,发挥失常,我心灰意冷。父母要给我补习一年,自尊心极强的我,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随几个同城的女孩一起去了上海。
女孩们在上海混了多年,在她们的介绍下,我进了一家服装厂,在上海宝山区,一个叫刘行的小镇。
工厂矗立在一片稻田中央,刚去的时候,稻田里还是一片葱绿,那段时间,我还没有从高考的阴影里走出来,拒绝与任何人交往,于是,那片稻田成为了孤单的我最忠实的伴侣。每天傍晚,我都会坐在工厂后面的一块石板上,面对着稻田,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样安静地坐着。
工厂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做,然而有事情做,就得工作到凌晨两点。
那一年的上海深冬,出奇的冷,工厂的北边,有一条河,河里的冰整日不见融化。那年,有生以来,我的双手第一次生冻疮,一开始是红肿,然后是溃烂,再到最后一握拳,就会鲜血直流。
有个很帅气阳光的男孩,开始一步步朝我走近,他给我洗衣服,给我打饭,给我买药,给我买书,他用他的热情,一点点感染着我,让我如冰一样的内心开始回暖。但是,我知道,那不是爱情,于是,始终保持着距离,越是如此,他越靠近;越靠近,我越远离,直到最后……
那是一个很冷的夜,他约我去厂房的顶楼,因为害怕,让一个女孩陪同我一起。期间,他向我表白,他的口吻很低迷,像一只在风雨中找不到家的猫咪,给我很凄凉的感觉。
我像一朵萎谢飘零的花瓣,说了一句“我们还太小”,之后,一句话也不曾回答,我知道,这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心。
后来,我和女孩离去,留下一个背影落寞的他,倚着围栏,立在寒冷的风中。可是他却出事了,从四楼掉了下来,好在下面有平日厂里的废气物堆积,他只是摔断了腿。
我一直不知道,那次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他意识里的必然。
再后来,他离开,给我丢下一句话:我等你十年。
我记得,当时的我差点就妥协了,差点就答应他,做他的女朋友。只是,理智的我终究是缄默以对,我觉得自己有些残忍。
他走后,我变得更为沉寂,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我觉得上海是个让我无处安放灵魂的地方,是个永远没有温暖阳光的地方。
腊月的时候,厂里缝制的一批外贸衣服质量不合格,上家要求厂里派人去返工。我不幸被选中,理由是我做事认真。于是和另外5个人,一起去往上海三桥附近的一家工厂。
数千件衣服要返工,总是有人不停地在催促,我们6个人忙得像陀螺。工厂没有给我们安排住处,每天晚上我们只好睡在车间的那堆衣服里,深夜时分,总能听到其他的女工友在低泣。
那个时候的我,异常地想念父母,想念那个阳光的男孩,无声地流着苦涩的眼泪。
腊月二十六,本是工厂结算半年薪水让员工回家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厂里却大门紧闭,那个猥琐的厂长,以及那个大腹便便的老板都无了踪影。
心,寒透了,和那年的冬天一样。
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在腊月二十九的上午拿到了一大部分工资。所有人都想赶着回家过年,没有谁再耗下去。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城的女孩,在上海南站等10点钟的火车。
上海,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喧嚣,躁乱,完全因为那年在南站的遭遇。
记得很清楚,我们几个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候在外面的花坛边。等了好几个小时,那几个女孩,早已疲累不堪,纷纷依偎着熟睡,只留下沉默而孤独的我,看守行李。
不多久,两个装扮痞气的小伙子,在女孩们身边晃了两趟。后来,其中一人拿出一个短匕首,划开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背包。
坐在对面的我,以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却无人吭声。
我吓坏了,但却也是鼓起了勇气,腾地站起来,因为我知道,她的工资都装在那个背包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干什么!然后一个劲地叫女孩的名字。
两个小伙子朝我转头,那个拿匕首的人瞪着眼睛朝我步步逼近:你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多管闲事,你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小白龙”,敢惹我,吃饱了撑的?
我吓坏了,思维早已无法正常运转,就那样傻站着,直到他过来推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趔趄了一下,跌倒,头部撞在水泥花台之上,嗡嗡作响,一阵眩晕。
好在,旁边的一个老人家说了一些好话,递给了小痞子们两根烟,他们才高调地离去。
那时那刻,我那些同城的伙伴们,仍旧在熟睡,惊吓、委屈蜂涌而至,我的眼泪啪啪地往下掉。
心中就一个劲地想着,回家了,一定得继续读书,好好地……
那是我的第二次打工经历,历时半年,收获了一些温情,却也辜负那个人。那半年,我变了很多,也聚集了足够的力量,用来应对多变而残酷的现实世界。
那一年,是2001年,我18岁。
后来,我又有过一次打工经历。
再后来,父亲的事业越做越大,我便没有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再倔强地昂着头,朝着某个黑心的老板讨要工资。
因为经历过,所以懂得,懂得一个打工妹的艰辛与苦楚。于是,自己有了属下,从来都是以朋友或者亲人的姿态去对待,去关怀。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不想再次重演。
那些打工的日子,已经被如海浪一样的时光,一层层叠加、掩盖,在我的记忆中封存。偶自忆起,除了些许疼痛与感怀,更多地是想着,如何珍惜此一时,这明媚而安宁,恬静而温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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