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8
早就想写一写万历十五年感受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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