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掬清泪为谁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小中专成为中考生的“香饽饽”，

毕业时，我的志愿表上只填了中专。老师在班会课上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呀，一定要填报高中，得给自己留后路。”我们却置若罔闻。后路？我们有后路呀，今年没考上明年可以考，明年没考上后年再考，怕什么！

一语成谶，我很不幸地三度落榜。再选择补习时，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相约到隔壁乡中学去复读，因为那所中学一连三年考上中专的人数位居全县榜首。

第一天报名，得知我们的班主任江老师跟我们是同乡，心中怯喜，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消了大半。

江老师教我们语文，读起课文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常常读着读着就泪眼婆娑，当然，那时我们称他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作文课，写秋天的景致，他带我们到后山去找寻，没找到秋天，他却满山遍野地找人，因为我们都摘野果去了，可他不恼，他让我们写篇关于野果的文章。野果可以摘，文章可含糊不得，他常说：“你们都是挑着重担来的，我要对你们负责。”

学习上他对我们近乎苛求，课后，却又“别有一番风味”。江老师名字里有个“五”字，又因为瘦得只剩皮包骨，就有了“五斤”的绰号。跟他混熟后，我们有时会一不小心从嘴里蹦出“五斤师”，他就怒目圆瞪：“你这个打靶的，谁让你这么叫的！”“打靶的”是我们那边骂人的话，包含很多意思，得看骂人者的表情分褒贬。他一生气就骂人“打靶的”。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去散步，张同学问他：“老师，你快退休了吧。”“什么？你是说我很老了吗？‘打靶的’，我才五十岁呀。”老师又怒目圆瞪。“老师，我一直以为你快六十岁了。”李同学真是不识时务。“‘打靶的’真是气死我也！我还年轻呢，你们看看我跑步跑得多快。”说完，他真的飞奔起来。我们都笑弯了腰。那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沉重的，是老师的诙谐让我们在阴霾中看到了缕缕阳光。

江老师跟我们几个外乡人一样，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没回家的周末，我们经常去他那包水饺吃。馅是韭菜瘦肉，韭菜是他自己种的，就在他宿舍门前的一块空地上。一直以为老师家境殷实，许多年后才听别人聊起，说江老师那时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七口人就靠他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他平时是极节俭的，对学生却是例外。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我们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江老师突然叫了我们班十几个同学到他办公室。他神情凝重，过了半晌才开口：“今年中招可能对年龄有限制，超过十七周岁的不能报考中专，不过，最后文件还没下来，你们也别太担心，要好好复习功课。”

七月底，中考成绩揭晓，我们几个的成绩都超过中专录取分数线很多，然而，教务主任却告之说超过年龄限制的同学任何学校都不能上了，包括高中学校。

从学校出来，我们忍不住抱头痛哭。就在大家渐渐平静下来时，江老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别过头，一只手扶住身旁的树干，瘦削的双肩在激烈地颤动。

因为种种机缘，在家人的努力下，我后来去了一所偏僻的中学上高中。若干年后，我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三尺讲台迎冬夏，一腔热血送春秋，我常常告诫自己，要像江老师一样，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把所有的爱都给学生。